双刃镰
农业的推广使得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成为可能，无论是农业起源地的人口增长（比如在东亚），还是接纳农业模式的地区的人口增长（如欧洲大部分地区），都表明这一创新绝对是个好消息。毕竟，如果丰裕将农业广为传播，那么农业人口的大量增加，必然意味着人们的生活会在向新石器时代转型完成后有所改善。然而最新发现的证据表明，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早期的农耕者在拥有安稳的定居生活的同时也要承担一系列新的风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资源库的广度缩减了。将栽培重点放在少数几个物种上意味着一旦气候有所变化，人们的回旋余地会大大减少。对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来说，干旱、剧烈的降温期（比如上个冰期末期的新仙女木事件[1]）和河道变更都是非常容易应对的事。他们只需要转移到另一个资源更好更多的地区就可以了。第四章至第七章所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大规模迁移几乎完全为气候所决定。但是，一旦人类接受了农业，他们就不愿意搬家了，偶尔发生的饥荒，例如今天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区出现的饥荒是人类接受农业的后果之一。在农业的早期阶段，人们处于后冰期时代早期动荡不安的气候条件下，饥荒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大。
对于这些新石器时代农耕者来说，定居生活的第二个负面影响是疾病的增多。尽管狩猎—采集者似乎过着比较艰难的生活，仅能依靠他们明显“原始”的技术，猎杀或采集足够的食物来维持生存，但事实上他们非常健康。虽然旧石器时代人类骨折和创伤的发生率高于他们定居的新石器时代后代，但他们似乎并没有因此年轻早夭。事实上，早期农业社区的骨骼残骸表明，早期农耕者的寿命实际上可能比他们的狩猎—采集邻居的寿命更短。一般认为这主要是疾病的增多造成的。
传染性疾病不是作为一种定居生活方式的副产品而自发产生的，而是暴露在病原体之下后，疾病能从一个受感染的个体传播到另一个个体。绝大多数的疾病都只能存在于大规模的人类群体中，在那里总会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保持着被感染的状态，这使得我们很难将疾病彻底从人群中清除。这些都是所谓的地方病，比如天花或伤寒。数十万的人口规模对于这种疾病的维系来说必不可少，否则疾病会因为没有足够的易感人群而趋于消失。这种规模数量的人口只有在农业发展起来以后才有可能存在。当然，还有一些疾病是外部源头引起的，如动物。虽然人类在狩猎—采集阶段也与动物有过接触，但长期的密切接触只在新石器时代驯养动物之后才有发生，这种接触也有助于疾病的传播。例如，麻疹就与牛瘟这种牲口的疾病密切相关。有可能就是在大约1万年前的家畜驯养过程中，这种疾病被带入新石器时代的人群中。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指出，《圣经》中描述的许多瘟疫事件可能就源自欧亚大陆农业转型初期流行病的爆发。
定居生活方式的最后一个负面结果是社会日益分化。通常而言，狩猎—采集者之间非常平等，少有社会分化。以现今存在的狩猎—采集人群例如桑人或澳大利亚原住民为例，群体中会有一个首领对群体生活的一些方面做出决断，但是没有类似定居社会中存在的那种模式化的社会分工。也许只是因为不存在值得人们靠打斗去争取的东西（就财富积累而言），大规模战争在狩猎—采集社会中极为罕见，尽管群体内部确实会发生争斗。新石器时代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创造了条件，某种形式的社会分层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对权力的攫取和帝国的成长便在所难免，这导致了上旧石器时代从未见过的大规模的战争。尽管战争本身已经足够糟糕，但它产生的连带效应会波及新石器时代生活的其他方面。与大规模战争如影随形的高死亡率会因为疾病的扩散以及战争期间对耕地的破坏而继续提高，最终形成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恶性连锁反应。
考虑到上述种种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负面影响，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仍然坚持拥抱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呢？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做出这样的选择，就在前不久，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都有一小撮狩猎—采集者存在。他们保持着古老生活方式的原因有可能与环境有关（例如桑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生活在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干旱的边缘地带），也有可能是有意识地保留这种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对于世界其他人口来说，我们没有回头路可走。确有可能是思维的转变才使得人类接受了农业，抛开前面所说的所有负面影响，这种思维转变也一定是经历了好几代人才完成的。一旦狩猎和采集的集体记忆被粮食生产的集体记忆取代，再回到旧的生产生活方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扪心自问，你是否做好了自制武器，为你的晚餐四处捕猎的准备？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说“不”。
[1] 新仙女木事件，发生在更新世末期的一次寒冷事件。——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