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同化
许多认知机制，如模仿和心智解读，不仅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还有可能提高生殖能力，从而增加认知机制拥有者的后代数量。这导致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即使新的认知机制是在文化浸透的环境中学习产生的，它们以后也会在基因水平上被同化。换句话说，它们可能开始作为认知工具，通过社会互动的发展过程构建，但随后的选择将逐步有利于基因突变，减少认知工具对经验的依赖性，将其转化为认知本能（Henrich，2015）。
正如我在第4章中所述，并在第5~8章中所证明的，我认为遗传同化假说与认知科学的证据不一致。证据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了刺激的丰富而不是贫乏：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的发展与学习机会之间存在着协变（见第2章）。原则上，这种协变并不排除遗传进化加快了相关学习过程的可能性。然而，我一直未能找到这种遗传同化发生的积极证据——举例来说，有证据表明，学习在自然条件下比在非自然条件下发展得更快，或者同卵双生子比异卵双生子更相似。事实上，在寻求遗传影响的积极证据的案例中，证据指向了相反的方向。例如，人们将身体运动与非自然刺激联系起来的速度并不慢，我们的祖先不会遇到那些事件，以及同卵双生子的模仿能力并不比异卵双生子更相似（McEwen et al.，2007；详见第6章）。所以，目前的证据表明，我们的认知工具没有经历遗传同化。但如果这是真的，理由何在？
有很多有潜力的答案。认知工具没有经历遗传同化，可能是因为它们是局部的，但不是全局最优的，或者遗传同化被阻碍，或者缺乏适当的遗传变异（West-Eberhard，2003；2005）。但我的猜测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环境变化的速度。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需要灵活，能够改变的速度比遗传进化所允许的要快，因为它们的工作是追踪环境的特定的、基本的特征。例如，社会学习策略追踪特定社会群体中的“谁知道”，这种情况随着分工模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也随着专业知识的变化而变化。模仿通过新的群体标记、结合仪式和技术的文化进化，追踪交际姿态、仪式动作和随着群体发现而变化的手工技能。与语言一样，心智解读不仅要追踪它试图描述的现象中外部驱动的变化——例如，行为实际上受社会角色和情境而非信念和欲望控制的经济和政治驱动的波动——还要追踪自我产生的变化。因为它具有调节功能和预测功能（McGeer，2007），心智解读的变化可以改变它们的解释目标——心智实际工作的方式。[2]
简而言之，与众不同的人类认知机制正在追踪那些对于遗传进化来说移动得太快的目标。在一个稳定的阶段，“同化等位基因”——减少认知工具发展的经验依赖性的基因——的发生频率可能会增加。但是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同化等位基因的选择就会发生变化，因为它们的携带者适应新环境的速度将会变慢（Chater et al.，2009）。让我们以模仿为例再次说明，只要群体成员结合仪式和技术的姿态标记保持不变，享有特权并加速学习特定匹配垂直关联的等位基因就可能成为积极选择的目标。例如，那些更容易将匹配的躯干运动（例如，你向前倾，我向前倾）与互补的躯干运动（你向前倾，我向后倾）联系起来的人，可能比那些以相同的速度学习匹配和互补的躯干运动的人具有更高的繁殖适合度。但是，当惯例或技术发生变化时，那些同化等位基因会阻碍模仿机制的发展，而现在更有意义的是一系列匹配垂直关联。那些曾经如此强大的社会经营者，当他们应该退位让贤的时候，如果贪恋权力，就会失去社会资本。这类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突变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模仿机制，就像梅尔特佐夫和摩尔（Meltzof and Moore，1997）假设的认知本能一样，它可以模仿任何身体运动的外在特征。然而，这将是遗传进化，而不是遗传同化，并且，鉴于没有人研究出这种机制如何运作（见第6章），就像车轮（Dennett，1984），它位于可用的遗传变异范围之外。[3]
与认知工具相比，启动装备（见第3章）的组成部分已经成熟，可以用于遗传同化，因为尽管人类社会环境发生了迅速且彻底的变化，但他们做的非特定工作仍然值得坚持。社会的宽容和激励促进了合作的发展，无论人们是在一起移动岩石还是设计火箭。密切关注人脸和声音打开了一扇通向他人信息的闸门，高强度的关联性学习和执行功能改善了一系列社会和非社会问题。增加社会来源信息的供给，提高跨领域解决问题的效率，以改变认知机制，这些都是遗传同化的良好目标，因为只要发展环境中包含知识渊博的人和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这些机制就可以保持适应性。但是，改变认知机制使人类的发展适应文化浸透环境的特定特征成为遗传同化的不良目标，因为这些特征只有在发生变化时，才会保持适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