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小历史
现在我们从认知工具理论本身——它所说的关于文化群体选择、传承机制和遗传同化——转向该理论更广泛的含义，在第1章中，我介绍了人类进化的叙事和外力理论之间的区别。认知工具假说是一种外力理论，它关注的是涉及人类进化的过程，而非涉及事件的历史的过程。理想的理论在历史和外力维度上都是综合的——它将用年代学作为外力的证据，用外力来解释年代学。因此，利用考古记录，将认知工具理论与人类进化中的关键事件联系起来，是未来研究的趋势。在本节中，我将沿着这个方向开始讨论。我不是考古学家，所以我用了一种宽泛的写法，但我希望能给人一种认知工具理论被专家用来解读考古记录的感觉。
在大约320万年前，人类开始使用简单的石器。更复杂的阿舍利工具（Acheulian tools，以手斧为代表）出现在约170万年前。在25万年前出现了带有柄和类似刀刃的工具的一些早期迹象。因此，考古记录表明，在300万年的时间里，人类的技术及生活方式变化相对较小。后来发生了一件大事，直到最近，人们才接受这样的观点：智人经历了复杂性认知的跃迁，成为“行为上的现代人”。这发生在5万年前至4万年前，而这场“旧石器时代革命”是由基因改变驱动的（Mellars，1989；2005；Mellars and Stringer，1989）。在过去的20年中，这种观点被一些迹象破坏，即复杂性认知并非灵光乍现（McBrearty and Brooks，2000），而是反复“闪烁”。从10万～ 20万年前到4万年前，复杂性认知的各种迹象——例如，贸易网络扩大的证据、弓箭技术、珠宝和装饰品——在非洲不同的地区出现，然后消失。这些新的信息使得向行为现代化的转变看起来不像一场革命，但要想解释清楚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Sterelny，待刊）。
双重继承理论者为这一挑战提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建议，即“分布式认知”或“集体智慧”假说（Henrich，2004；2015；Muthukrishna and Henrich，2016；Richerson and Boyd，2013）。这个假说指出，行为现代性的出现是由于气候驱动的人口变化，它使基因-文化协同进化得以实现。以前，作为其基因禀赋的一部分，人类个体（至少是海德堡人的后裔）具有文化进化所必需的心理能力，但是“谷”（知识和技能）的适应性创新并没有出现，在代际沿续，或者得到改善，原因是社会群体太小，彼此之间联系薄弱。早期的人类满足了文化进化的内源性要求，他们足够聪明，但他们不满足外源性要求，他们中没有足够的人经常保持联系。在规模小的、联系弱的群体中，产生和传递适应性创新的可能性较小，这是因为小群体的经济状况通常会阻碍专业化进程的发展。他们不允许一部分人成为可能提出有用的新技术的专家，例如，在工具制造或使用药草方面的专家。这样一来，任何新技术都不太可能被传承，因为，当只有少数人知道某件事情（例如，如何打结）时，可供学习的潜在榜样就很少。因此，由于榜样的死亡或不可接近，新手缺乏观察技能的机会，很可能导致技能的灭绝（Sterelny，待刊）。然而，根据集体智慧假说，大约25万年前，人类开始生活在更广阔、联系更方便的觅食带，文化进化开始发挥其魔力，但由于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扰动迫使社会群体分散，文化进化时断时续。
一些模型和人种学证据证明，正如集体智慧假说提出的，向行为现代性的转变是由启动文化进化的人口变化驱动的。例如，大洋洲各岛的人口规模与技术复杂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Kline and Boyd，2010）。然而，本书中回顾的科学证据对人口变化对人类头脑的影响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集体智慧假说意味着它并没有改变人脑的运作方式，只是改变了人脑所包含的内容。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人们的头脑中充满了通过文化传承而获得的“谷”——知识与技能。相比之下，文化进化心理学的观点表明，人口变化也启动了“磨”——广而专的、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的文化进化。基因启动装备（见第3章）的具体而常规的组件已经就位，并在数百万年来一直支持合作和简单的石器制造技术。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文化群体选择开始将具体而常规的组件精细化为我们现在所确定的机制，例如因果关系、情景记忆、模仿、心智理论和成熟的语言。正如考古学家长期怀疑的那样，行为现代性的发展涉及重大的认知升级。然而，变化的主要场所在于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他们的思想，而变化主要是由文化进化而不是遗传进化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