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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两年前,一八〇七年,巡视完自己的庄园回到彼得堡的彼埃尔,成了彼得堡共济会的领袖。逐渐地,共济会中一些成员的作为开始使他产生某些疑虑。他想把共济会当做一块生活的基石,但他开始觉得,他越是想在共济会这块土地上站稳,他脚下的这块土地就越是往下沉。同时他又觉得,他脚下的这块土地沉得越深,他就不由自主地越发依赖这块土地。他觉得自己像是踏上了沼泽中的一块平地,一只脚刚刚踏上去,就下沉了,为了证实他站的地方是否坚实,他便又踏上了另一只脚,于是便陷得更深了,越陷越深,不由自主地在齐膝深的泥潭里移动。

彼埃尔开始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不满意,至少是对他在这里见到的共济会感到不满,他有时觉得这共济会完全是形式上的。他并不想怀疑共济会本身,只是怀疑俄国的共济会走错了路子,背离了原本的教义。因此,彼埃尔便在年末出国,到国外去寻求共济会的高级秘诀去了。

一八〇九年夏季,彼埃尔回到彼得堡。在欢迎他的一个隆重集会上,彼埃尔发表了一个激昂的演说,但却受到了多数人的冷遇和反对。在这个集会上,第一次令彼埃尔诧异的,是人类见解的无限差异,这使得任何一个真理在两个人的目光中都不会是一样的。于是,彼埃尔不等通常的仪式结束,便离开会所回家了。

彼埃尔在那次演说之后,在家里的沙发上躺了三天,不接见任何人,也不出门去任何地方。

这时,他接到妻子的一封信,说她思念他,愿意为他奉献一生,并在信的末尾通知他说,她这几天就要从国外返回彼得堡。

这之后,一个共济会会友硬闯进来看他,对他说,他对妻子的做法是违反共济会的根本原则的。他的岳母也带着眼泪来见他,要求他与她的女儿重归于好。

在彼埃尔看来,与妻子团圆,就他目前所处的情况来看,也未尝不可。他什么都无所谓,他心情郁闷,认为生活中没有任何大不了的事情,因此,他既不看重自己的自由,也不认为非得要惩罚妻子不可。

“谁都有错,谁也都没有错,因此,她也没有错。”他想。彼埃尔没有立即同意和妻子和好,这只不过是因为,他目前郁闷的心情使他无力作出任何决定。如果他的妻子来了,他也不会赶走她。比起彼埃尔心头的郁闷来,和妻子同居也好,不同居也好,也就无所谓了。

十一月,彼埃尔终于和妻子同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