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军队
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后，便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他认为对于整顿军队最为重要的一些措施：恢复纪律，裁减兵员，改善训练，为每个单位创建新的领导班子。1975年1月25日，他在毛泽东的全力支持下，召集总参谋部团级以上干部开了一个会。前政委邓小平直言不讳地列举了军队的问题。解放军在文革期间承担起地方的许多职能后，变得臃肿不堪，很多干部变得“肿、散、骄、奢、惰”。他说，最上层的纪律涣散导致了派系林立。部队干部在文革时期有权管治平民，这使他们变得傲慢自负，很多人利用这种权力住大房子，大吃大喝，耽于享乐，给朋友送高级礼品。上级干部作风懒散，对下面的问题不闻不问，执行命令拖泥带水，不愿意承担有危险的任务。[3-11]结果是尽管军队规模庞大，保卫国家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很多部队单位成了一个个小独立王国，就像抗战时期各占山头的游击队一样。[3-12]
有“钢铁公司”之称的邓小平清楚地表明了他将如何对付那些不服从命令继续搞派性的人。他说：“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他明确说，这种警告也针对最高级别的人。他发下誓言：“无论牵扯到多少人，都要做到底。⋯⋯我们是人民军队，我们的任务是打仗。”[3-13]很多仍在搞派性的人过去参加过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活动，但是邓小平没有指责他们以往参加过这些组织。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做什么。无论过去打过什么派仗，只要愿意与新领导人一起工作，都会受到欢迎。
邓小平和叶帅很幸运，他们为恢复军队纪律和朴素作风所作出的努力得到了中央军委常委11名成员中大部分成员的坚定支持。中央军委的常委会1975年2月5日才正式恢复，承担着领导军队日常工作的职责。常委中的激进派（王洪文和张春桥）在数量上完全被邓小平和叶帅的支持者所压倒。
在常委的支持和毛的批准下，两位领导人陆续使25,000名前军队干部中的很多人重返工作岗位，邓小平说，他们是在林彪时代受到了诬陷。他指示说，要让受到诬陷的人回来工作，有病的要给看病。他说，清查工作要尽快进行，但不必公开。[3-14]
在接手新的工作之前，邓小平已经在明确思考军队现代化的问题。1975年1月14日，即上任刚过一周，他就指示部下着手制定改进军事装备和军需物资的五年规划和十年规划。[3-15]规划内容包括修理和改造旧装备，以及生产缺失的零部件，这些都是在文革中被严重忽视的工作；还要研发导弹和其他现代装备。[3-16]
像毛泽东一样，只要一提到美国撤出越南后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邓小平就会动怒。他担心美国失去民意支持，不再愿意坚定地对抗苏联。他也担心1974年8月取代尼克逊的福特总统缺少尼克逊对战略问题的深刻理解，不能像尼克逊那样随时准备对苏联的任何新威胁作出妥善的反应。因为美国如果不向苏联施压，苏联在亚洲就可以随意进行扩张，它已经在中苏边境部署了100万军队。
邓小平深知，美国是唯一能够全面抑制苏联的大国，因此每一次会见美国官员时他都会敦促他们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毛泽东不必担心邓小平会像周恩来那样在跟美国打交道时示弱。1974年4月和11月邓会见基辛格时，不但提醒基辛格注意苏联的侵略行动，还不断讽刺他在对付苏联的攻势时缩手缩脚。[3-17]事实上，邓小平指示他的外交部官员，特别是中国驻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代表黄华，每次见到美国人都要批评他们对苏联的立场不够坚定。
在1975年，占用邓小平最多精力的军队问题是裁员。军队的臃肿造成预算紧张。现役军人超过600万，比1966年多了20%。[3-18]中国需要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军队高层干部进行裁减，培养了解现代技术的新一代领导人。裁军是一支现代、稳定的军队能够长期发展的最关键的第一步。但是邓小平也知道，如果战争迫在眉睫，那就不可能大幅裁军。毛泽东说过战争不可避免，邓小平并没有挑战这个观点，但是他确实说过，中国能在未来若干年里减少战争的危险。
军队的任何问题都不像裁军那样引起了强烈的抵制，一个领导人假如没有邓小平在部队里的地位和强硬作风，就会知道这项工作几乎不可能完成。每年都有大量复员军人回到地方后找不到工作。当时还没有新的市场机会，政府财力也有限。安置工作也一团糟，造成大批转业老兵抗议他们没有得到适当的安置。
邓小平裁军工作的要点是制订新的编制表，然后把需要裁减的名额分配到全军各个单位。早在1975年1月14日，邓小平就在总参一次干部座谈会上宣佈，要制定出规定各单位人数的新编制表。[3-19]新的编制表完成后，空军和海军不会减少员额，但是陆军要裁员。此外，技术专业的岗位也不会减少。有些地方的军队人数要大幅减少，但是像新疆一类敏感地区，军队编制还要增加。[3-20]新的编制表完成后，由各单位负责实施具体的裁军工作，确定哪些人要保留，哪些人要裁撤。[3-21]就像他一向处理有争议的问题那样，邓小平不但下达指示，而且说明他的理由。他解释说，国家财力有限，能让钱用于现代武器系统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人员开支。即便是那些担心自己被裁掉的人也很难反对邓小平的这个理由。
为了减少对裁军的抵制，邓小平加大了为复员和转业军人找工作的努力。尽量安排退休的部队高层干部在地方党政机关或国营企业工作。普通军人主要安排到农村担任公社干部，还有一些人转业去了工厂。[3-22]要求政府干部负责在当地为老兵安排工作。
邓小平利用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这个大会因林彪事件而拖延了四年——为裁军计划寻求支持。一些军官为避免削减自己单位的人员而提出特殊要求，但计划并未发生多大改变。[3-23]会议确定了三年内减少兵员160万的目标，其中包括大约60万名军官。[3-24]
新的编制表一完成，军队立刻开始选拔各级领导班子。邓小平为新领导班子的面貌定出基调，他说：新当选的干部要能够运用新技术改进常规装备和先进武器，能够通过科学分析提高指挥和管理水平；要增加训练和学习，以便提高干部素质，帮助他们制定适应未来条件的战略；需要有关心部队、能够改进军民关系的政治干部。[3-25]中国的武器已经严重落伍，财力十分有限，因此邓小平要求把钱花在刀刃上。军委扩大会刚一结束，来自400多家国防工业大厂的领导干部就在7月20日到8月4日召开会议，根据提高技术水平的新工作重点对他们的工作责任进行评估。[3-26]
军委扩大会召开几周后，宣佈了中央军委的新成员。毛依然允许激进派控制宣传工作。“四人帮”中最老练的张春桥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邓小平仍然担任总参谋长，叶剑英保留了对军委的领导权。大多数中央军委常委都是能与邓小平和叶剑英合作共事的有经验的军队干部：聂荣臻、粟裕、陈锡联和梁必业。
邓小平及其盟友有效控制着激进派。在军委扩大会上，级别最高的激进派王洪文和张春桥都没有公开发言。“四人帮”试图控制人事任命权，把他们以后可以用来打击对手的人事档案搞到手，但是没有得逞。张春桥仍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因此控制着宣传，但他完全不掌握人事任命权。邓小平和叶帅在军队中得到的支持要大大高于张春桥，由他们决定工作日程，并且在下级的任命中起着主导作用。[3-27]
邓小平也恢复了部队的培训计划。1966年之前的101所军事院校，在文革中大多数都被关闭。有些院校破败不堪，无法重新开学。但是也有一些院校虽然不再教学，但教员仍住在校园里。还能教学的有经验的教员又被请了出来，让他们修订教材，重登讲台。
与学校相比，大多数高级军事技术研究所在文革中受到了保护（甚至一些民用研究所也被置于国防科委的保护之下）。但是，由于既没有大学的支持和新毕业生的输入，又缺少民用研究机构提供的相关支持和与国外的技术交流，中国的军事技术已远远落后于它的潜在敌人。研究机构需要重整旗鼓，叶帅在1975年劝说已退休的张爱萍重新出马帮助他工作，在组织军事科研方面，张爱萍是最有经验的高级军官之一。
两个研究和开发机构闹派性十分严重，因此需要给予特别关注：一个是主要从事核武器开发的二机部，另一个是研究弹道导弹的七机部。在1974年，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三次试验均以失败告终，这使得批评这两个部的领导很容易得到政治上的拥护，但是对激进派的支持并没有消失。[3-28]“四人帮”的追随者在其中一个部下面的一个工厂中仍很活跃，他们贴出了声讨张爱萍只抓生产的大字报。
5月19日，邓小平在访法回国后的次日参加了负责军工技术的领导干部聂荣臻（他也是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志之一）在七机部召开的会议。邓小平的讲话十分强硬，他说，政府不能再容忍派性，领导人必须在6月30日以前消除一切派性，7月1日之后大家要合作共事，不然就对他们不客气：坚决调开。
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意后，邓小平和叶帅监督着这两个问题严重的部门进行整顿，仍然闹派性的人被开除，创建了组织科研工作的新领导班子。[3-29]从1975年第四季度到1976年，作为裁军工作的一部分，编制表中正式取消了46.4万个岗位。当然，有些人想方设法留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但叶帅和邓小平已经尽其所能落实了他们的裁军计划，新的领导班子也已选出，待时机到来便能在他们的部门和队伍中应用现代科技。[3-30]
总之，在1975年，邓小平和叶帅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大多数人的支持下，在恢复纪律、裁军、为改进部队的教育和技术水平铺平道路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