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问题和王洪文的失势
1975年毛泽东支持邓小平选拔新的领导班子，让过去斗来斗去的人能够在一起工作。当时，分裂最为严重、最须下大力气恢复团结的省份是浙江省。[3-70]1974年，随着秩序得到部分恢复，除了江苏和浙江以外，各省的经济都有增长。浙江是一个人口多、比较发达的沿海省份，有很好的工业基础。但是它的问题在1975年一季度仍很严重，工业生产比1974年一季度下降20%，全省财政收入下降28.5%。由于邓小平和万里等人的努力，1975年全国前八个月的工业生产比上年平均增长17%，浙江却下降了6%。[3-71]
毛泽东1975年2月8日从长沙来到浙江杭州美丽的西湖，在回京接待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之前，在那里一直住到4月中旬，对浙江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他在杭州时有很多机会与省里的干部谈话，特别是党的老干部谭启龙和军队老干部铁瑛，他们都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毛泽东这时有恢复秩序的想法，因此觉得他们都是很能干的人。相反，他在杭州时对翁森鹤印象不佳，翁过去是造反派头头，从1973年到1974年一直有王洪文为他撑腰。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浙江的问题变得日趋严重，因为王洪文支持造反派，而谭启龙又控制不了他们。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在1974年也开始出现不和，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飞到长沙时，毛已经对他过分紧跟江青感到不快。
1975年春，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怀疑进一步增加。浙江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了北京的注意，于是派王洪文分别在1974年11月和1975年3月与浙江领导人协商解决问题，但他一无所获。从4月27日到6月3日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洪文和江青一起受到批评，部分原因就是他未能解决浙江的问题。王洪文为此作了检讨。[3-72]
1976年10月王洪文作为“四人帮”成员之一被捕后，有人说他是个无能的激进派，既鲁莽又下流，沉溺于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实际上，王洪文曾作过一系列的努力以承担起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职责；有些了解他的人觉得，他并没有参与“四人帮”犯下的罪行。但是北京城里有众多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像王洪文这样一个年轻的新贵，突然之间窜升到更有经验、更能干的干部之上，很难赢得一个高层领导人不可缺少的尊重。
1975年6月下旬宣佈，王洪文暂时不再主持北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被先后派往上海和浙江。毛泽东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建议，让王洪文作为纪登奎副总理领导的工作组的一员，去解决浙江的问题。实际上，王洪文是被派去接受教育和改造，他和纪登奎一起批评那些他过去支持过的造反派，这使他的处境颇为尴尬。但是他的到来也有助于解决浙江的问题，因为这能使他过去支持的造反派看到，即使地位显赫的激进派王洪文也帮不了他们。[3-73]
纪登奎在浙江的工作跟万里在徐州的工作相似。他和工作组会见当地干部，了解问题，召开群众大会，选出以谭启龙和铁瑛为首的新领导班子，用正式文件支持他们的工作。虽然邓小平是这项工作的主角，但是与徐州的问题相比，当时仍在浙江、与现有负责同志谈过话的毛泽东对浙江问题的解决发挥着更积极的作用。祖籍浙江、对那里很有感情的周恩来也提供了意见。
纪登奎在浙江的最后几天，和其他干部一起起草了16号文件，它对浙江的作用类似于9号文件对铁路系统、13号文件对钢铁工业的作用。1975年7月14日，纪登奎、王洪文、谭启龙和铁瑛带着文件草稿飞到北京，邓小平第二天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文件草稿，并作出了有关浙江省和杭州市领导班子的决定。铁瑛坐在邓小平的左边，使右耳听力严重下降的邓小平能够听清他在会议上的发言。[3-74]文件于次日送交毛泽东，毛批准了这个文件和人事决定，次日就下发了16号文件。
浙江的整顿工作因为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坚决支持，达到了在这个最混乱的省份恢复秩序、增强团结的目的。谭启龙在讲话中为自己过去一年的领导不力道了歉；并宣佈得益于北京最高层的大力支持，已牢牢控制住了造反派。浙江的干部在1975年底宣佈，1975年下半年的工业产量比上半年提高了4%。[3-75]
毛泽东并不想突然宣佈解除王洪文的正式职务，以免搞得党内人心惶惶。王洪文去浙江后又保留了半年已有的头衔，直到那时，社会上对他的失宠仍然一无所知，但是毛泽东再也没有让王洪文回到北京的领导岗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