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整顿的战略：徐州铁路局
为了在地方整顿上取得突破，邓小平采取了抓典型的方式，这既能迅速增加生产，又能鼓励其他单位。他在打游击的年代就认为，打一些胜算在握的小仗，可以鼓舞部队准备打好大仗。1975年，很多因为不能完成生产指标而受到批评的工厂都抱怨它们的物资供应不足。运输是一个明显的瓶颈。假如能在交通运输领域初战告捷，是不是既能增加生产，又能为其他领域树立成功的先例？
中国在1970年代中期还没有现代高速公路系统，货运基本依靠铁路。因此当邓小平致力于改善运输时，便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江苏北部的城市徐州，这里是东西铁路大动脉陇海线和南北铁路大动脉津浦线的交汇点。在1975年3月之前，徐州铁路局已经有21个月没有完成装货和发车指标。自1967年1月起，那里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几乎从未间断。
1975年的形势既糟糕又麻烦。担任徐州铁路分局局长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能搞到武器，顽固抵制外人对他的控制。自1966年以来，顾炳华和造反派就占据着火车站附近的物资局大楼，将其作为他们个人的物资储备和供应仓库。当公安局前来抓捕一些工人时，顾炳华的同伙强行拘留了公安干警。顾炳华的同伙甚至一度夺取了徐州市党委的办公楼，把市委干部拘禁起来。[3-31]
毛泽东坚定支持邓小平整顿铁路的工作，部分原因是他本人经历过一次因混乱而造成的延误。1975年2月3日他要乘专列从长沙前往杭州，但保卫干部无法保证专列的安全，使他直到2月8日才得以成行。[3-32]前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现在也赞成打击造反派。他支持压制徐州，是因为他作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明白上海需要铁路的供应。
毛泽东和王洪文的支持使邓小平能够对徐州采取迅速果断的措施。此时万里已经担任了铁道部部长（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作为他早先采取的步骤之一，邓小平早在1975年1月上任之前便推荐了素以攻克难题闻名的万里担任铁道部部长。万里在早年负责领导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内的天安门广场周边建设项目时就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3-33]“万里”这个姓名的意思是“一万里”，所以毛曾开玩笑说，这个人“真是日行万里啊！”因此，当1974年1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长沙开会时，他们很快就同意了对万里的任命。
1975年1月万里上任时，邓小平对他说，要“尽快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改变铁路现状。[3-34]他让这位新铁道部长抓紧准备一份有关徐州问题的报告，在他担任副总理十天后，就听取了万里的汇报。万里说，关键问题是派性，问题太复杂，解决起来需要半年时间。邓小平说，形势太严重，不能等那么长时间。
几周后的2月6日，邓小平召集纪登奎和王震听取了万里有关尽快解决徐州问题的方案汇报。在这次会议上，粗鲁莽撞、对邓小平忠心耿耿的王震将军提出派军队过去。万里说，徐州很多干部担心口头指示可能很快有变，因此他请求中央发一个书面文件，授权他镇压控制着徐州铁路枢纽的革命造反派。邓小平下令马上起草这样一份文件。
为了响应邓小平发出的制定文件解决铁路难题的号召，29个省市自治区负责工业和交通运输的书记从2月25日到3月5日在北京召开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徐州的问题最严重，必须首先解决。他们希望当年第二季度就能让铁路货运恢复通畅。[3-35]会议结束后，立刻根据会议的讨论出台了中央9号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3-36]这份得到毛泽东批准的文件全面分析了当前的问题，概要说明了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这份文件表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北京领导层完全支持万里在徐州的工作。
9号文件把必要的政治和军事权力集中到了万里和铁道部手中，从而打破了徐州铁路枢纽管辖权重叠的死结。当时，位于江苏西北角的徐州铁路枢纽靠近山东、安徽和河南边界，管理权涉及所有这四个省的干部，他们分管着从治安到铁路管理与维护的不同部门。
9号文件还规定，必须消除派性，铁道部的干部要对发生的任何事故负责。反对这些措施的人（搞派性活动者、停工者和毁坏财物者）一经发现，要立刻予以惩处。邓小平为了抢占意识形态高地，宣佈说，对抗铁道部领导的人——就算那些已经加入了激进团体的——也要被定性为违反组织纪律、搞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此外，破坏铁路财物的人要一律定为“反革命”，迅速给予严惩。[3-37]
邓小平在省委书记[3-38]会议结束时的讲话简短扼要、切中要害，既表明了他态度坚决，采用的方式又让毛泽东很难反对，尽管他要限制一些革命造反派。他引用毛语录说，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一旦发生战争，交通运输的地位十分重要，可是现在它运转不良。有些领导人担心，过于重视经济，会像文革期间那样继续挨批。为了让他们放心，邓小平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他明确表示，毛主席现在支持抓经济，“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3-39]
由于把铁路作为地方整顿的典型，邓小平亲自讲到全国铁路问题的细节。他说，全国铁路的日装载能力估计为55,000个车皮，但现在只能装40,000多个车皮。“现在铁路事故惊人。去年一年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755件。”（与此相比，1964年只有88起。）纪律很差，规章制度得不到执行。例如，“火车司机随便下车吃饭，经常误点”，值班时间不能喝酒的规定也得不到严格遵守。“对这些人不及时处理﹝打击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坏分子﹞⋯⋯等到哪一年呀？⋯⋯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对于那些闹过派性但已改正错误的人，邓小平说:“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同时，“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怎么办？“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他又用更加积极的语气说，“我想绝大多数人是拥护这个决定的”，“铁路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先进、最有组织的一部分⋯⋯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理所当然地会得到绝大多数铁路职工的拥护。⋯⋯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3-40]这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特色：讲清大局，说明为什么需要做某些事，把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面，打好思想基础，为撤换无所作为的干部争取公众支持。
为了贯彻邓小平的计划，万里在会议结束后的次日就召开了铁道部全体驻京单位大会，向与会者传达了9号文件和邓小平的讲话要点。第二天又召开了全国铁路系统电话会议，向地方干部说明9号文件和邓小平讲话的重要意义。王震在电话中说，他将从铁道部向问题严重的地方派出工作组。干部们都知道王震将军的工作组中会有军队，他们在必要时会动用武力。[3-41]自土改以来，由上级派工作组一直就是保证国家政策在地方得到落实的基本手段。
万里整治铁路运输不畅的工作有全国的支持，又有中央文件撑腰，他于3月9日率领北京的工作组会见了江苏省和徐州市的党政领导。[3-42]他到达的当天就宣佈，根据邓小平亲自批准的逮捕令，对四天前被邓小平点名批评的徐州铁路分局局长顾炳华予以逮捕。[3-43]万里知道，不把顾炳华抓起来，有些干部还是不敢带头对他进行批判。他还明白，很多人就像邓小平在讲话中所说，仍然心有余悸，担心被打成右派。老练的革命领导人万里知道，为了让人们放心地批判顾炳华，需要召开一次群众大会，以此显示行动得到了广泛支持，并表明上面的大人物也在公开谴责顾炳华。9号文件的发佈起着关键作用，表明他的镇压措施不只是一个不久就会下台的领导人的意见，而是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全力支持。
万里到达徐州的第二天，在徐州铁路分局职工和家属万人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传达了9号文件的内容，敦促他们在3月底前让铁路局成为促进交通运输顺利运行的模范。次日，万里等人又在徐州体育馆召开的徐州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讲话，传达了邓小平所强调的毛主席的三项指示，重申毛主席对“安定团结”的号召。在另一次群众大会——这次是机务段的职工——上讲话之后，他们的领导作出了让货运畅通的保证。[3-44]
顾炳华被捕后，他的同伙继续负隅顽抗，直到最后锒铛入狱。和其他派下去处理类似情况的工作组一样，万里和北京的工作组把那些带头捣乱、必须逮捕或至少撤职的人与通过“教育”仍能和新领导班子合作的干部区分开来。他们对基层领导说，要解散派系，承认错误；很多人听从后得到了留用。在随后召开的小组会上，每个人都表态不再加入派别，保证货运畅通。[3-45]
为了加强对新的领导路线的支持，使当地的人们不计前嫌，也为了向当地群众保证激进派的追随者不会卷土重来，工作组宣佈为徐州地区在文革初期受到迫害的大约6,000人平反，释放在押人员。同时对派系斗争中遇害者的亲属做了道歉，对幸存的受害者进行了赔偿，[3-46]并为过去受到冤枉的很多人重新安排了工作。[3-47]为了让铁路工人完成指标，万里鼓励当地领导班子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在接见新选出的领导班子之后，万里和工作组一起离开了徐州，距他们到达时只过了12天。他们让当地领导班子接手工作并向上级汇报。到3月底时，徐州平均每天办理的车皮数从3,800个增加到7,700个，日均装载量翻了一番，从700个车皮增加到1,400个。[3-48]
中共领导人在全国推行新方案时，经常说“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在徐州实现了重大突破后，邓小平决心把这个在点上取得的整顿经验推向其他铁路枢纽，然后再利用铁路的经验去整顿其他部门。3月底，负责整顿的干部从徐州转道南京和江苏等地方的铁路枢纽。[3-49]邓小平首先集中精力抓问题严重的铁路枢纽，如太原、昆明和南昌等等。他听说太原有个党委副书记阻挠当地铁路运输畅通，便指示迅速进行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在月底以前要把这个副书记调离，如果他在上面有后台，也要一并调离。[3-50]
万里继续奔波于有问题的铁路部门，随后又视察了所有的货车制造厂——洛阳、太原、成都和柳州——以保证铁路设备的及时供应。4月24日邓小平陪同金日成访问南京时，万里赶到南京向他汇报了整顿铁路取得的进展。[3-51]对于铁路的其他老大难单位，万里采取和徐州相同的策略：召集小型会议听取有关当地情况的汇报，宣传9号文件，重申毛泽东对安定团结的重视，召开群众大会争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在必要时还会搬出军队作为后盾。经过选拔，新的领导班子得到了任用。自然，被撤换的领导都是以前的革命造反派。
从6月30日到7月7日，万里在北京主持召开工作会议，总结了9号文件下发后几个月以来整顿铁路的经验。这几个月的变化显然是一项很大成就。据万里的报告，全国二季度的货运量比一季度提高了19.8%，客车利用率提高了18.4%。[3-52]
邓小平不可能像解决徐州铁路局的问题那样，对另一些问题付出同样多的精力，但是这个案例鲜明地体现着邓小平克服混乱、为其他地方树立典型的方法：他尽量让毛泽东站在自己这一边；依靠有成功经验的干部；发文件，召开群众大会，利用军队使群众相信文革的政策不会轻易回潮；把阻碍进步的人抓起来，并督促创建新的领导班子。而且，他做起这一切来雷厉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