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成了新的“大寨”
文革期间，大寨是毛泽东为全国树立的走向社会主义农业高级阶段的伟大样板。如今，广东并没有被正式树为样板，但它作为推进现代化的事实上的楷模而享誉中国。全国各地的干部，通过各种报告会、广东经验研讨会、广东考察之旅，或对在广东工作或学习过的干部的走访等了解广东。尤其是，很多北京高干冬季应邀去广东旅行游玩——广东人请他们是为了获得支持，而他们回到北京和其他北方城市后，就会讲述在广东的所见所闻。
过去，普通民众了解大寨是通过课堂和工作单位，通过书籍、宣传课、壁报、广播喇叭或前往参观。现在，人们了解广东和深圳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在家看电视，而这些电视大多来自广东的生产线。过去普通人去大寨，是因为被鼓励这么做；现在人们了解广东，却不是为了显示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而是因为真想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问题也仅仅是那个榜样过于强大，在其他地区还没有条件复制广东、福建试验的时候，那些地方的人们就已经满怀憧憬、迫不及待。因此北京并不鼓励学广东，反而试图抑制人们恨不得马上复制广东经验的愿望。
很多先前被香港引入的西方做法，而今通过南大门进入广东，随后又传播到中国其他地方。例如，当广东在佛山附近建造了全国第一座收费大桥时，那里的干部被批评说，这是一种用收费还债的资本主义做法。可是没过几年，发债与收费就成了筹资兴建大桥与高速公路的惯用做法。1983年广东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为多种食品——如稻米和鱼类——定价的省份。这些商品的价格先是大幅上涨，随着人们对市场作出反应，增加了产量以后，价格也随之回落。还有一个例子是广州引入了计程车。直到198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中国汽车还都属于某个工作单位，由单位的司机驾驶；自广州从香港购买了一些旧计程车后，它成为中国运营商业计程车的先驱。没过几年，中国所有大城市都有了自己的计程车服务。
1987年11月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成了广东新角色的标志。在举办运动会的广州新建体育场里，电视大荧幕、扩音喇叭和其他技术都是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作为样板。这次盛会展示了广东的建筑、制造、服务业和组织能力方面在改革开放时期所取得的种种进步。多年前曾长期在广东工作的赵紫阳总理回到广州，在全运会上作了简短发言，赞扬广东为全国树立了新的高标准。全运会的管理成了1990年亚运会的样板，也成了中国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跳板。[14-62]
在整个1980年代，广东的变化步调一直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激励着中国各地的干部继续尝试现代化的新路径。邓小平很好地利用了广东，把它作为全国其他地方仿效的标杆。1992年邓小平退休前所作的最后一次政治姿态，也是回到广东，向人们作出保证：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南大门将继续保持开放。
邓小平故居：邓小平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代。（《邓小平画传》，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4）
1921年3月，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年16岁。（《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12）
1924年，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最后一排右三为邓小平。第一排左一为聂荣臻，左四为周恩来，左六为李富春。（《邓小平画传》，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28）
1948年，淮海战役的前线指挥官：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146）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时的邓小平。（《邓小平画传》，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147）
1965年，邓小平总书记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200）
1960年代初，向毛主席汇报工作。（《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108）
1960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自左至右：聂荣臻、林彪、贺龙、周恩来、罗瑞卿、彭真、毛泽东、邓小平。林彪于1971年死于飞机失事，其他人——除周恩来以外——都在文革中受到攻击。（《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158）
1974年5月，邓小平与外交部长乔冠华一起在纽约首次会见基辛格。（©Bettmann/CORBIS）
1974年4月，邓小平成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25）
1978年1月，与华国锋主席在一起，当时邓小平在华国锋手下任职。（©AFP/GettyImages）
1978年10月，在新日铁社长稻山嘉宽陪同下访问君津制铁所，这里成为中国第一家现代化钢铁厂——宝钢的样板。（《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345）
1978年11月，李光耀总理欢迎邓小平到访新加坡。（《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207）
1978年9月，在东北点燃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327）
1978年12月，陈云和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启动改革开放。（《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104）
1952年秋，陈云和邓小平。（《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271）
1978年12月，与伍德科克大使举杯庆贺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后来被证明是为时过早了。（《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357）
1979年1月，与卡特总体会谈时的留影，旁边是译员冀朝铸。（《中美关系30年》，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年，页49）
1979年1月，邓小平唯一的一次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和尼克逊前总统在白宫的国宴上。这是尼克逊在水门事件之后第一次重返白宫。（©CORBIS）
1979年2月，在得克萨斯的牛仔竞技表演现场戴上牛仔帽。（©Bettmann/CORBIS）
1979年，参观福特汽车厂。（©Bettmann/CORBIS）
1984年2月，和领导农村改革的万里一起种树。（《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111）
1981年，了望中国西部辽阔的平原。（《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427）
1980年代初，给胡耀邦总书记作指示。（©ChinaFeatures/Sygma/Corbis）
1979年1月，接见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打开有关香港前途的谈判。（《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472）
1984年12月，与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签署有关香港未来的联合声明。（《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478）
1980年代中期，在海滩上。（©ChinaFeatures/Sygma/Corbis）
1974年8月，70岁寿辰时和家人留影。前排：邓朴方、卓琳、邓小平、夏伯根。后排：邓质方、邓楠、邓榕、邓林。（《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290）
1986年夏，孙子的吻。（《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295）
1980年代末，打桥牌。（《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612）
1984年1月，在广东省长梁灵光陪同下，视察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建设。（《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501）
1984年4月，与里根总统在一起。此时里根已放弃与台湾恢复正式关系的努力。（《中美关系30年》，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年，页64）
1989年2月，方励之欲出席美方招待会无果后，邓小平会见乔治・布什总统，译员为后来担任驻美大使和外交部长的杨洁篪。（《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576）
1989年5月，欢迎戈巴卓夫夫妇到访北京，此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已经在进行中。（©JacquesLangevin/Sygma/Corbis）
1989年5月，赵紫阳总书记在天安门广场上向学生道别，邓小平在骚动期间一直未来到广场。（©AFP/GettyImages）
1992年1月，邓小平在南方的“家庭度假”吸引了大批围观者。（《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633）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向他的接班人江泽民总书记致以最后的祝福。（《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587）
1992年10月，在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挥别他的政治生涯。（©JacquesLangevin/Sygma/Corbis）
1997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为邓小平的去世默哀一分钟。（《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