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和福建的起飞
在广东和福建获得特殊地位后的三十年里，中国的出口增长了一百多倍，从1978年的每年不足一百亿美元增加到一万多亿美元，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广东。1978年时广东没有一家拥有现代生产线的工厂。三十年后来到广东南部的人，却可以看到摩天大楼、世界级饭店、高速公路和磙磙车流。
从广州到香港之间的整个珠江三角洲都发生了巨变。在1980年代，这个地区的村镇（过去的生产队或公社）迎来了一些小制造商在此地建造工厂，他们先是来自香港，后来是台湾等地。到1980年代末时，从香港到广州一百六十多公里的路段上，道路两旁的工厂已经连成一片。[14-27]1979年时毗邻香港的深圳只是一个有两万居民的小镇，二十年后的深圳市则已经扩展到了周边农村地区，人口接近一千万，而且还在迅速增加。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到1992年邓小平退休时，估计有一亿人次涌入广东的沿海地区，其中不少人后来又返回家乡，但也有数千万人留在了那里。
习仲勋和杨尚昆设法使北京批准了一系列导致广东经济起飞的措施，但是从1980年到1985年间领导广东经济起飞的却是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他的搭档梁灵光省长以前是轻工业部部长，被派到广东帮助其发展轻工业。邓小平退出后，就像全国人民感谢邓小平搞了改革开放一样，广东人也感谢任仲夷的大胆领导。多年以后胡锦涛视察广东时，曾专程去看望已退休20年的任仲夷，向他表达敬意（关于任仲夷，请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根据1982年1月的一份文件，涉及3,000万元以上的轻工业项目和5,000万元以上的重工业项目，广东必须报送北京批准。[14-28]由于突破额度而受到北京指责时，任仲夷会巧妙地规避，说那不是一个项目，而是恰好相互关联的若干个项目，而每个项目都在上限以内。任仲夷的部下喜欢他为广东发展与制度斡旋的热忱，以及他敢于为他们撑腰的勇气。其实任仲夷自己就曾说过，他在广东的任务是作一个变压器，电流（广东的政策资源）来自北京，他要使其符合当地需要。广东干部的说法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得到任命的省级领导人在赴任之前，很少受到最高领导层的接见，但任仲夷和省长梁灵光却应邀与邓小平单独见了面，此外还去拜会了华国锋、万里、陈云和叶帅。邓小平与他们见面时说，他们的任务是为未来探索一条出路。邓小平了解广东的地方主义问题造成的强烈情绪，关于如何对待这个过去遗留的问题，他向任仲夷和梁灵光说了自己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不谈过去，但要全面地看问题，不要纠缠于小事。邓小平说，只要在新的岗位上拿出适宜的政策，工作就能顺利进行。邓小平还表示，他希望广东和福建的干部能够用自己的经验为其他地方提供指导。万里在会见他们时则大胆地说，如果北京的指示不适合地方的情况，他们就应当做符合当地需要的事。[14-29]
广东的试验走在最前面，很容易被人批为搞资本主义。对于那些害怕资本主义、不愿看到对其他各省同样有吸引力的广东试验被推广到全国的人，任仲夷和他的一班人便成了他们的靶子。任仲夷手下的干部为他的机智所倾倒，佩服他作出战略选择的能力，但是最为赢得他们忠心的，还是他在北京的批评面前敢于承担责任。
即使没有来自北京的政治压力，干部们也感到难以勾画出一幅全新的路线图。例如，在研究建设广深公路时，他们担心预算有限，也无法想像汽车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便错误地采取了谨慎策略，决定建一条双车道高速公路，结果没过十年就被一条八车道的高速公路所取代。政治上的顾虑以及缺少经验，也使得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即如何与外来商人打交道）产生了不少失误——他们既想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又不想被人指为对外来资本家示弱。最初，他们不知道如何确定税收减免的合理数码、需要多少地方基础设施、应当如何进行计价，以及哪些当地产品在国外有市场，因此犯了很多错误。还有些当地人办事拖沓，甚至欺骗境外投资者。此外，新工厂的建设速度超前于相关管理规章的颁佈，结果新规章并不总是奏效。敢闯敢干的地方领导走得太快，把较为谨慎的官僚抛在后面，结果反而验证了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派的噩梦——这类情况并不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