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者面对保守政治逆风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一经开始，两省的干部就不断感到来自北京的政治压力。虽然被赋予了向前闯的责任，但处在前途未卜的环境中，他们需要富有想像力地在无章可循的条件下完成任务，这就使他们很容易受到那些担忧变革的保守派的批评。北京各部委发出的一个又一个指示，最后都会加上一句广东和福建也“不例外”。当时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必须尽力保持一种微妙而危险的平衡，既要做好吸引外资的工作，又要避免被人指控为卖身投靠外国帝国主义。为鼓励外国公司前来开工厂，应当给它们多少减免税优惠？如果允许一家合资企业生产某种产品，是否也应当允许它生产其他没有得到批准的产品？有些出口商品是否可以内销？
由于在公私利益之间并无严格界限，可能会诱使当时仍然很穷的地方干部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能否接受外企的宴请？能否接受外企商人新年送的红包？能否用公司的车上下班或接送孩子上学？包括香港公司在内的外国公司在广东设厂可以得到激励，可是谁知道有些公司是不是广东人为了得到税收优惠而成立的“假洋鬼子”公司呢？保守派的干部总是伺机阻挠“去计划经济”的做法，压制改革派与外企合作的热情，他们要找到可供批评的行为也并非难事。
其他地方的干部怀着忌妒心，也在寻机批评广东干部的做法。有人向北京抱怨说，他们本省同样迫切需要的物资，却必须送给广东和福建。有些嫉妒的干部想方设法拖延对广东的供应，乃至广东为确保国家调拨给它的煤炭能够到位，不得不向各转运中心派出数百名干部，以确保计划用煤已经装车。
一些北京高官对党纪在文革中受到的破坏已有认识，他们对赚钱机会可能会进一步侵蚀党的纪律更是深感忧虑。若要严明党纪，还有比批评广东和福建一些先行者更好的办法吗？陈云一向对维持计划体制的有效运转、维护党纪极为关注，于是一些有同样担忧的人便拥他为后台。与此同时，广东的干部则认为他始终是个让他们头痛的人。几乎所有高干都去过特区至少一次，并对特区的成就予以表扬，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不去。陈云每年都去南方过冬，比如杭州和上海等地，但他总是说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去广东。
陈云在1981年12月22日的讲话中承认，“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但是他接着说，“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14-32]十天以后，他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有四个特区就够了，不要再搞新的特区了。[14-33]一个月后他又说：“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14-34]陈云还担心特区设边界线会使问题复杂化。他尤其反对特区单独发行货币，因为担心特区货币会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从而削弱人民币的地位。
陈云处事坚决，但很少动怒。在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公开发火中，有一次就是在听说广东发生的严重丑闻之后。[14-35]当时有成千上万名党员参与了引进外国商品、帮助建厂和销售产品的活动，走私、行贿和腐败成了严重问题。作为中纪委书记，陈云对广东干部的违反党纪案件进行了严肃调查。他批评广东和福建的高层干部没有采取措施阻止这些现象的发生。
邓小平超然于纷争之外，不为受审查的干部说话。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却一直跟推动改革的地方官员保持着密切联系。1980年1月，当地方干部因走私面对压力时，胡耀邦前往珠海特区，为那些因阻止走私不力而受到指责的干部提供支持。几个月后他从一份来自蛇口的报告中得知，对超额完成指标的职工给予奖励的制度受到北京官员的阻挠，便对谷牧作出批示，要确保蛇口能够自由开展工作。当他看到另一份报告说北京官员阻碍蛇口的道路建设时，再次向谷牧作出批示，要制止那些部门的干预。据广东的干部说，胡耀邦总是全力支持他们，想方设法提供帮助。
随着有关特区腐败的报告有增无减，陈云与维护特区的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升温。作为遵守纪律的党员，陈云和胡耀邦避免分歧公开化，但是当1982年1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第一次就特区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时，陈云批评了普遍的腐败现象。胡耀邦没有对陈云公开表示异议，但他在讨论结束时说：“特区只能前进，不能倒退。”[14-36]
广东省委、经委和纪检委的高层干部都是由北京任命，次一级的省干部则由省里的领导任命。北京的官员担心下面串通一气封锁消息，因此要求所有的次一级干部都须向中央汇报有关省级领导人的情况，包括负面情况。这些广东干部虽是奉命行事，却被当地同事称为“打小报告的”。
广东的两个干部，王全国和薛光军，无论从个人关系还是职责上说，都有理由让北京的计划派充分了解广东的问题。副省长王全国同时兼任广东省计委主任，他来自河北，之前在提拔省长时没能如愿。按照常规，当选省长的人应是像王这样的中央委员，但任仲夷为了获得当地大批干部的全力支持，选择了早年在当地打过游击、本人不是中央委员的副省长刘田夫。1981年广东开会贯彻陈云的调整政策时，王全国给北京写信说，任仲夷在会上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要求，不提陈云关于紧缩的讲话。[14-37]
广东省委委员薛光军也向北京汇报了广东的腐败问题。延安时期薛就在中央组织部陈云手下工作，内战时期在东北也是陈云部下。薛直接联系陈云，向陈云投诉说，广东在搞资本主义，走私、贿赂和腐败问题正愈演愈烈，广东的干部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控制这种局面。[14-38]建设新工厂的工作已经开始，但与此同时广东仍苦于财政短缺，外汇不足。北京抱怨广东对外汇和关税的征缴管得太松，广东则抱怨说，它没有得到足够的煤炭，北京没有建设足够的运输设施以满足它在三中全会之后日益增长的需求。[14-39]
1980年10月任仲夷到任广东时，正值陈云在大力推行调整政策，减少新建项目，减轻通货膨胀压力。而广东为吸引外资而扩大基础设施的努力，难免会加剧原材料紧张，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尽管任仲夷从个人角度十分尊重陈云，内战时期他也在东北做过陈的部下，但是他认为自己在广东的第一职责是吸引外资，为广东的快速发展作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