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南大门
特区的一个可能地点是上海。1930年代那里企业林立，住着大约30万外国人，是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作为当时亚洲的主要金融和商业中心，上海遥遥领先于香港。它也是亚洲重要的工业中心，只有极少数日本城市超过它。但是在1978年，中国的计划工作者们担心把上海搞成试验区风险太大：它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中心，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大于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上海的工业和财政收入受到负面影响，那将是中国的灾难。出生于上海的陈云也担心，上海屈从于洋人的“买办习气”仍然很重，他反对把上海搞成试验区，这个意见占了上风。
广东和福建不同于上海，它们没有多少工业，即使走了弯路也不会有多大风险。它们的沿海地区靠近东南亚和香港，因此1949年后被认为有安全风险，北京在1978年以前一直限制它们的工商业发展。此外，即使与外国资本家的交往造成精神污染，由于两省地处边陲，也不至于影响到北京的党中央。更重要的是，移民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多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他们会讲当地方言，很多人仍然与这些地方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一些人对吸引新的投资会大有帮助。
邓小平在1978年10月访日时曾说，他来日本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仙草”的。假如有一个地方能找到让中国起飞的“仙草”，这个地方就是香港。从1979年到1995年的直接对华投资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或至少经由香港这个中国的“南大门”。[14-25]北京希望东南亚和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前来投资，但更想得到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港、澳、台的“同胞”的投资。当时，不把台湾计算在内，官方估计在中国大陆以外大约有820万祖籍广东和500万祖籍福建的华侨。[14-26]两省在寻找投资时，这些人是争取资金的首选目标，虽然也欢迎其他来源的投资。1978年后回国的人大多数都是通过“南大门”返回他们在广东和福建的故乡。当时台湾和大陆还没有直接贸易，还要再等将近十年，台湾才允许居民去大陆旅行。
邓小平允许广东敞开大门，香港就成了投资、创业和外界知识的来源。香港遍地都是企业家，包括1948年中共军队攻取大陆后逃过去的成千上万的人。在1949年以前，香港一直是把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贸易中心。中共掌权后关闭了边境，使香港经济也受到打击。当时一些从上海和宁波逃过去的企业主，在香港创建起纺织业和全球航运业。到1960年代时香港已成为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1970年代，早年在香港生活，后去英美、加拿大或澳洲留学的有才华的年轻人开始回到这块殖民地，他们熟知现代金融、高科技和国际市场。因此，香港在1970年代末为中国提供了一些当年苏联绝对稀缺的东西——它是一块企业家的风水宝地，而这些企业家十分熟悉西方的最新发展，与中国大陆有着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而且很乐于提供帮助。
在邓小平着手改革的最初几年，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大门只打开了一部分。进出这道大门并不总是很顺利。边境检查仍在继续，中国居民多年来很难得到出入境签证。很多非法逃港的人、或边境另一边有亲属在共产党统治下受过罪的，也根本不想再跨过那道边境之门。1949年以后，内地和三十年来急速发展的香港之间存在着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弥合起来并非易事。1980年代初期，香港商人言谈之间会把边境另一边的内地人称为不知现代世界为何物的乡巴佬。广东人和福建人见到来自香港的亲属或同乡，会忌恨他们派头十足、财大气粗，因为他们这些大陆的亲戚仍在受穷受苦。即使是大陆官员，当时的生活水平也仅在温饱之上，他们看到衣着光鲜、洋洋自得的香港商人带着一班干练的人马，拥有现代技术和全球关系网，也不免满腹狐疑。但是，仍有不少香港企业家热心于帮助家乡，利用中国这个几乎无限广大的市场。没过两三年，通过这个南大门的人流、卡车和资金，便从涓滴之水变为汩汩溪流，然后又变成了磙磙洪流。
在邓小平时代，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尤其是经济特区的官员，从香港这个大都会的人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通过日益开放的电视、报纸和个人交往，通过他们在广东开办的工厂、饭店、餐馆和商店。在1980年代初的广东街道上，仅凭外表和举止就能分辨出两种人，打扮时尚的人来自香港，另一些人则是土生土长的大陆人。然而这种差别逐渐消失了，到1992年邓小平时代结束时，许多广东南部的大陆人和香港居民已经难以区分。
从1978年到1980年代初，中共在香港的组织——新华社、中国银行、华润集团、工会、“爱国学校”和“爱国”商人——是大陆官员了解香港形势的主要依靠对象。但到1983年邓小平开始接见更多的香港商业领袖——如船王包玉刚——时，代表大陆的那个小群体已经基本完成了他们作为联络员的特殊使命。
在香港工作的中共党员不属于香港社会的主流，他们缺少接触香港精英的渠道，而现在北京急欲得到后者的合作。北京和广东的干部开始绕开香港的共产党同志，直接与香港的主流领袖接触。1982年，邓小平把一名前省委书记许家屯派往香港，担任中共在香港的最高代表，许和邓本人及北京高层均有直接联系；他到港后开始直接和香港精英接触。
对于香港的工厂主来说，中国的开放可谓恰逢其时：由于香港劳动力短缺，工资和成本上升，他们已经开始在国际市场失去竞争力。而边境另一边低成本的劳动力，不但能够挽救香港服装厂、玩具厂和电子元件厂的厂主，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广阔的机会。转变迅速出现，而且往往令人吃惊：据香港报载，香港一些工厂的工人早上到了工厂时发现，全部生产设备一夜之间就被运到了边境另一边的村庄，那里已经建起了新工厂。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香港繁荣期掌握了先进建造技术的香港建筑公司，突然发现在边境另一边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欧洲和北美的商人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去中国时，通常都会取道香港，先乘火车到广州，再从那儿飞往其他目的地。动身前往大陆之前，他们会向香港商人了解情况，而后者有时会成为他们的合伙人或在中国大陆的代表。外国人受到本国法律的禁止不能行贿，便通过受限制较少的香港代理人为自己在广东的生意铺路。台湾商人由于其政府在1980年代初禁止与大陆通商，也通过香港的合作伙伴与内地做生意。邓小平开放连接广东和香港的“南大门”的试验，使这里成了外来投资、技术、管理技能、观念和生活方式进入中国的最重要信道。
中国到1980年代末时已经更加开放，内外交往扩展到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其他许多地方。香港商人与大陆打交道时使用的语言，就反映着这种交往的变化过程。在1978年后的最初几年里，香港和广东之间的交际语言是粤语，这是通行于香港和广东很多地方的一种方言。然而到1980年代末时，中国很多地方都越来越开放，于是普通话渐渐成了新的通用语言。深圳和珠海的很多居民来自北方，他们只说普通话，不讲粤语。香港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粤语也在继续使用，但是香港商人要与全国的合作伙伴交往，于是他们也开始学说普通话。这种语言上的变化反映着从地区性试验逐渐变为全国范围的对外开放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