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派”与“平衡派”：1978–1981
1978年12月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时，刚刚回到最高领导层的陈云提醒人们注意经济中的潜在危险：经济增长的前景难以把握、预算失衡、购买外国技术远远超出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支付能力。在这个充满未知数的新时期，许多领导人都试图为经济出谋划策，各种意见众说纷纭。不过，当最高领导层汇总各种观点时，不同的意见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极。一方以“建设派”（thebuilders）为中心，他们热衷于引进新的工厂和基建项目；另一方以陈云為首，可以称为“平衡派”（thebalancers），[15＊-1]他们行事谨慎，力求资源能被用于所有国家重点项目。
从1977年开始，一些建设派领导人着手选择可供引进的外国工厂，使其在中国安家落户。随着经济的开放，这些项目负责人利用1950年代中国引进苏联新型工业和建设项目的经验，从日本和西方寻找各种方案。建设派看到日本和“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南韩、台湾）采用西方技术建设新设施，取得了世界上最快的增长率，也想如法炮制。1978年谷牧访欧之后，引进外国工厂的呼声越来越高，上层干部，主要是主管工业和交通运输的部委，在那些想使项目落户当地的地方干部的支持下，列出了未来几年希望获得的各类工厂项目的清单，然后派干部去欧洲选择可以提供技术和资金的合作伙伴。
谨慎的平衡派集中在财政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各大银行。与其他国家处在同等位置的人相似，主管财政的官员把平衡预算、确保有足够的外汇偿还外债、控制通货膨胀等视为自己的责任。在制定经济计划时，他们尽力保证重点经济领域能够得到必要的原料、技术和人力，保证消费品不至于短缺。[15-2]
和华国锋一样，邓小平内心里属于希望看到快速进步的建设派。他喜欢项目管理者，因为他们能在逆境中完成重大项目，让人看到切实的进步。对细致的计算没有多少耐心的邓小平认为，平衡派虽然必要，却很烦人。
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时，最著名的项目管理者群体是从1950年代开始就在一起共事的“石油帮”，邓小平在1952年到1966年担任分管能源和重工业发展的副总理时曾与他们亲密合作。“石油帮”的头号人物余秋里因领导开发大庆油田而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但他在文革中被打成“邓派”成员。[15-3]1975年邓小平负责国务院工作时，余秋里继续被任命为国家计委主任，这让平衡派颇为不满，因为这一要职长期以来一直由他们的人担任。毛去世后余秋里继续担任这一职务，华国锋也是依靠他领导从国外进口工厂设备的工作（关于余秋里，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余秋里和其他项目管理者面对着巨大的困难。在发达的经济体中，新项目的管理者可以依靠别人提供必要的设备和基础设施，而中国的项目管理者必须自行应付未经训练的工人、设备缺陷、零部件短缺、能源不足和所需供应拖延等各种问题。成功的项目管理者都是集奉献、坚毅和机智于一身，能够应付各种难以预料的问题的人。
毛泽东去世后，随着华国锋开始推动经济发展，项目管理者的工作量骤增。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和其他相关部委的干部忙得团团转，他们要确定优先引进的技术、与国外公司谈判、为工厂选址、计算所需原材料的数量、作出运输和人事上的安排。此外，很多干部是在文革离职多年后刚返回工作岗位的，而邓小平在1975年启动的整顿和选拔新领导班子的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他们仍然要在政治斗争中与那些文革时提拔起来的大势已去的无能干部周旋。自毛去世后，以余秋里为首的项目管理者就开始仓促地编制打算引进的技术清单，他们确实无暇认真分析引进工厂并使之运转所必需的步骤。
毛去世后不到一年半，华国锋不顾平衡派提出的问题，根据余秋里等项目管理者开列的清单，向五届全国人大提交了一个包括大约120个大型建设项目的清单。[15-4]这些项目预计需要124亿美元，超过中国全年的出口总值。华国锋宣佈，这个计划要求每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15-5]他在1978年2月称，这些计划符合他的十年规划，而这个十年规划则是邓小平1975年所提规划的一个自然结果。[15-6]
华国锋交给余秋里的一项具体任务是开发新油田，以期从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高油价中获利。华国锋的设想是，生产更多的石油，通过出口石油赚取外汇，支付全部进口项目。然而事与愿违，尽管付出了艰苦的钻探努力，并没有发现新的大油田。
在选择和引进项目的热潮中，各部委和地方官员的项目意向清单，很快就成了与外国公司签订合同的基础。后来批评华国锋的人说他是在搞“洋跃进”——向部下施压，仓促上马各种计划，想通过显示以此带来的经济进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的支持者则反驳说，华国锋是在困难条件下尽心尽力，加紧为中国创建现代工业。
邓小平完全支持余秋里，且和他同样热衷于引进外国工厂。1978年中，平衡派无力抵挡进口现代项目的热潮，转而向陈云寻求支持，尽管陈云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经济工作务虚会召开三周之后，未被邀请到会的陈云给李先念写信，表达了他对于一些同志过分热衷于向外国借钱和引进工厂的担忧。在他看来，他们没有首先保证中国能够提供落实这些计划所必需的训练有素的人力、基础设施和配套工业。陈云建议扩大务虚会的范围，使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讨论。然而，会议的组织者并不想这样做。在当时，关于国家未来是否会具有对那些计划中的新项目的偿付能力，人们普遍持乐观估计，陈云是唯一对此提出公开质疑的高层领导人。[15-7]
1978年12月，当党内高层依赖邓小平提供全面领导、并具体主管外交和军事事务时，他们依赖陈云提供高层人事问题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领导。他们相信，陈云能一如既往地提供最好的经济建议，他是新时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头脑最清醒的人。
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会上发言，对已经波及党内最高层的那种失控的狂热表示担心。就像大人管教过度兴奋的孩子一样，他列举出十年规划中存在的问题。他语气中透着威严，暗示他已经知道自己就要进入中央政治局。他说：“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15-8]
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一直站在大干快上这一边，但当陈云于1978年12月发出缺少周密计划的警告后，邓转而支持陈云。1979年1月6日，三中全会刚结束两周，邓小平把与他共事的主要项目管理者余秋里、康世恩和谷牧叫来，对他们说，陈云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他们应该降低一些计划指标。要避免外贸债务过重，在制定计划时首先要核实并确保必要的原材料供应，要优先选择投资回报快、能扩大就业的项目，为了避免陷入债务，实施项目之前要先积累资本。[15-9]简言之，那个时候的邓小平完全支持陈云的稳健立场。（陈云后来责备华国锋草率签订引进项目的合同引发了诸多问题。而邓小平之前一直支持华国锋盲目冒进的做法，却从未被要求过为此作检讨，邓在与华为伍时所起的作用被简单地忽略过去了。）
为什么邓小平会从支持建设派转而支持以陈云為首的平衡派呢？邓认识到新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当年12月得出的年度经济数据已经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只有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出口赚取的大多数外汇收入已被预付，却已经签订了超过70亿美元的购买外国设备的合同。[15-10]这种出超比起十年后的外贸数字固然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高得足以让谨慎的官员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较小的数字，并且担心这种债务会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的把柄。当时陈云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邓小平也愿意与他站在一起反对华国锋。但同时还有一件事影响了邓对于经济的考虑：他正在准备几周后入侵越南，这将使财政状况进一步紧张，削减其他开支当为明智之举。
到1979年3月，陈云收集了更多数据，作了更多分析，准备系统地提出建议，以削减引进外国工厂的合同，降低未来几年的经济指标。他的一些方案，甚至是其中的用语，都跟他在大跃进后恢复时期所推行的紧缩政策极其相似，但他没有用过去的“紧缩”一词，因为它听起来太消极，而是用了“调整”一词。3月14日对越南战争争已近尾声，陈云和李先念可以对它的花费作出估计了，于是他们提出了在未来两到三年间进行调整的方案。他们建议在国务院下面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即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监督经济计划和财政工作。陈云被任命为这个财经委的主任，而过去几年里负责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将担任副主任，在他这位过去的导师手下工作。
陈云对他的同志们解释说，他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从前，只能做一些最必要的工作。他会提供全局性的指导，但是他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做的具体工作，只能靠手下人去落实了。被任命为财经委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的领导人，是陈云最为器重的经济干部姚依林。
在1979年3月21日至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对调整方案的必要性作了说明：
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我们还很穷，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大家都想实现现代化，但问题是我们能做到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均衡发展。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想生产更多的钢，问题是1985年搞6,000万吨钢根本做不到。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有些人笑话谨慎的人，让人觉得似乎他们是专门主张搞少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确实，我们需要借外国人的钱，需要外国人的技术，但是人民银行有多少钱还账，你有把握吗？必须有把握还上钱才行。究竟需要多少钱，没有很好计算。地方工业跟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搞“三个人饭五个人吃”，不能持久。我们在工作中是犯过错误的，我们仍然缺少经验。要我做工作，我只能量力而为。[15-11]
陈云对计划的基本态度是平衡：平衡收支、平衡贷款和偿付能力、平衡外汇收支。他还要平衡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上的投资，平衡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1978年重工业在中国的工业产出中占到57%，轻工业只占43%。[15-12]像很多干部一样，陈云认为自1958年以来经济一直处于失衡状态，食品和消费品为重工业作出的牺牲超出了人民的承受能力。在他的指导下，1980年重工业只增长了1.4%，轻工业增长了18.4%；1981年重工业下降了4.7%，轻工业增长了14.1%。[15-13]
宣佈调整政策后不久，在1979年4月5日至28日召开的无锡会议上，地方干部和各部委官员都抱怨中央的经济计划控制得太严。陈云也愿意让下面的市场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他坚持以计划为主。这难免让那些希望在当地建新厂的人感到不快。一个天津代表的发言反映了会议的主要情绪：“我们正情绪高涨，现在却突然提出要进行调整，这是在泼冷水，打击我们的热情。”[15-14]胡耀邦向地方干部们保证说，中央仍然希望推动工业发展。赵紫阳则表示支持调整，他解释说，调整能够为以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谷牧的欧洲之行曾让人欢欣鼓舞，但此时他也加入其中，解释了调整的必要性。赵紫阳和谷牧一开口，会议气氛也随之发生变化，地方干部不情愿地同意了支持调整的会议报告。[15-15]邓小平也像赵紫阳一样解释说，为了给今后的发展创造稳固的基础，调整政策是必要的。
受到调整政策约束的地方干部想出各种对策，避免使投资和开支降到陈云所希望的水平。当时，陈云的工作受到他本人生病的拖累。1979年10月24日他在杭州做了结肠癌切除手术，在医院一直住到12月4日。回到北京后，他又住院覆查，从5月20日住到29日。到1980年后期陈云重返工作时，预算赤字大增，为建国以来最多的一年。问题之严重使陈云痛下决心进一步加强管制，也使他争取到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更多干部的支持。赤字的增加不仅是因为对越南战争争的支出，还因为对农民提高了粮食统购价，减少了农业税，以及重新安置下放农村的返城人员所产生的花费。此外，中央政府为刺激地方积极性，开始允许各省和地方企业有更多自留资金，这一战略也减少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15-16]它给各省带来了极大的激励，但陈云认为严重的预算赤字已敲响警钟，潜伏着灾难性的后果。[15-17]
在1980年的下半年，陈云和平衡派处于攻势，且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在9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赞成加快工业发展的人受到批评，被认为执行的是文革期间“错误的重工业政策”。[15-18]
为加强平衡派的势力，邓力群于1980年秋天在中央党校开课，分四讲介绍了陈云的经济思想。他大力推崇陈云，以至于有人指责他要搞个人崇拜。邓力群说，1949年以来陈云的政策建议都是正确的。大跃进错在哪儿？错在不听陈云的劝告。现在错在哪儿？也错在没有充分采纳陈云的明智之见。全面落实调整政策至关重要。[15-19]
平衡派还抓住渤海湾钻井平台倾覆事件大做文章，他们指责余秋里和康世恩试图隐瞒这次导致70名工人死亡的事件的真相，这成了两人被撤销行政职务的前奏。其实，作为有经验的专家，余秋里和康世恩很清楚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因此一向比敦促他们扩大项目的政治领导人更为谨慎。余秋里早在1978年2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就警告说，中国很难再增加石油出口，因为近几年并没有找到新油田，即使找到新油田，从发现到投产也需要三年时间。[15-20]钻井平台倾覆后，余秋里全面解释了事件的过程和原因。甚至与陈云关系密切的李先念后来也承认，余秋里是为不应当由他负责的事情承担了责任。[15-21]
虽然余秋里的国家计委主任一职被撤销，但仍被留在政治局。况且，邓小平仍然器重余秋里，他运用自己和军队的联系，安排余秋里担任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是，到1980年后期，陈云已经使主张对新项目和新基建收紧财政控制的干部牢牢掌管了经济工作。[15-22]相应地，陈云的支持者王丙干担任了财政部部长。[15-23]余秋里的替代者则是陈云的长期盟友姚依林，姚因其管理能力和经济知识广受尊敬。[15-24]
1980年10月28日，为回应对十年规划的批评——是十年规划导致了不进行认真分析、单凭愿望开列项目单的后果，邓小平接受了陈云的观点，不再制定十年规划。有关长期经济发展的讨论只集中于制定五年计划这一更加慎重的过程。[15-25]
1980年11月为1981年定出了很低的增长目标：3.7%，基建资金从550亿元削减到300亿元。有些人反对说，这种限制会浪费宝贵的时间，陈云反驳道：“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再‘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他说，1949年以后延误中国进步的最大原因是盲目冒进的左倾错误。[15-26]当时陈云对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年–1985年）草案掌握着牢固的控制权，对预算和赤字进行了严格控制。[15-27]
到1980年结束时，陈云和平衡派已牢牢把握着中国的经济政策。这一年的年底陈云发表了支持严格执行经济调整的重要讲话。12月15日，排挤华国锋的九次政治局会议接近尾声时，邓小平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他又说，陈云的调整政策得不到切实的贯彻，是因为“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必须“去掉不切实际的设想，去掉主观主义的高指标”。[15-28]简言之，华国锋要对不切实际的计划负责，而邓小平和陈云团结一致，邓小平支持陈云更深入地贯彻调整政策的努力。
紧缩带来了另外一些问题：邓小平必须向外国人作出解释，中国为何撕毁引进工厂和设备的合同。北京有权对付失望的地方干部，但撕毁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合同将会影响到外交关系，让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质疑中国政府的信誉。
这个问题给中日关系带来的麻烦尤其严重，因为全部合同中有近一半是跟日本公司签订的；日本商业界在与中国交涉时保持着克制，但撤销已签订的协议还是让他们感到恼火。早在1979年3月第一次减少开支时，与日本签订的大约27亿美元的合同就被冻结。[15-29]尤其是宝山钢铁厂项目的推迟，对很多相关的日本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1980年10月底，就在中国正式宣佈推迟合同之前，和日本保持密切关系的姚依林被派往东京，以使日方对暂停合同的宣佈有所准备。但是安抚日本高层领导人，将事情摆平，却是邓小平的任务。
邓小平难免要失去他在1978年10月访日之行中赢得的善意。与日本人在类似情况下的表现不同，邓没有谦恭地道歉，而是直截了当地承认中国缺少经验，犯了错误，现在遇到了困难局面，无力为原来要购买的全部货物付款，也没有作好使用那些可能购买的工厂设备的适当准备。但是邓小平向日本人保证，中国愿意对蒙受损失的日本企业给予补偿；从长远看，中国有了进一步发展，作出更好的准备后，愿意再恢复购买。
1980年9月4日邓小平向日本外相伊东正义作了解释。[15-30]这次访问之后，政府于1981年1月13日公函通知宝钢取消计划中的二期建设。此后第一个会见邓小平的日本要员是前外长大来佐武郎，这位中国的“老朋友”应谷牧之邀于2月份来到北京。他见到邓小平时，邓小平承认中方过去对石油产量过于乐观。大来佐武郎表现得彬彬有礼、恭敬有加，但转达了日本政府要求得到充分解释的声明，以及日本企业界的强硬态度——取消合同将严重影响中国在国际商业界的信誉。[15-31]大来佐武郎回国后解释说，那些本来有可能及时提供专业知识的中国官员之所以没能发挥作用，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15-32]
与大来佐武郎会见之后，邓小平又会见了一些人。3月18日他会见了土光敏夫。德高望重、生活朴素的土光敏夫已届85岁高龄，是日本最大的商业协会经团联的终身会长。[15-33]4月14日邓又会见了古井喜实率领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并谈及推动太平洋共同体的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15-34]邓对这些人说了大体相同的话：中方缺少经验，犯了错误，但打算日后恢复合同。
很多日本企业只好咽下苦果，以便不至于损害未来和中国的业务关系。此外，日本政府也增加了新的贷款，帮助已在执行的项目得以继续。大来佐武郎担任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的领导人后，为这种支持提供了一个具创新意义的核心范例。作为政府机构，海外经济协力基金为促进日本出口提供财政援助，具体做法是把钱借给另外一个国家，使其能为第三国提供援助。大来佐武郎所作的第一项安排，是把钱借给澳洲，使之向宝山运送铁矿石和高品位煤炭，从而消除了妨碍项目继续进行的关键障碍。1981年秋天，宝山项目一期得以在较小规模上恢复进行。到1982年秋天时，宝山的建设工地又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15-35]1985年5月完工时，它成了中国第一家大型现代钢铁厂，为之后的工厂树立了榜样。[15-36]在它建成之前中国的钢产量不及日本的四分之一，而在30年后，宝钢和其他类似的钢厂使中国每年的钢产量达到近五亿吨，大体相当于日本或美国钢产量的五倍。[15-37]
一些有头脑的中国官员相信，陈云对急躁的邓小平提供了必要的平衡。他们承认，中国刚开始现代化探索时先冒进后紧缩，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是他们认为，陈云的调整政策十分必要，如果邓小平当初能够更多地听取陈云的意见，1980年代后期的一些问题也许可以避免。
虽然调整政策随着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而结束，但是作为调整政策一部分的一项重要计划仍在继续，即计划生育。陈云长久以来一直认为，以资源条件而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1978年12月的一份中央文件承认，人均粮食消费甚至略低于1957年，农村的人均年收入不到60元（按当时汇率为39美元左右）。当时的外汇中有大约12%要用于购买粮食。[15-38]毛泽东在世时，尽管采取了一些教育手段，提供避孕工具，但计划生育进展不大。1980年12月20日，作为调整政策的一部分，李先念向姚依林为首的国家计委提交了一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文件。随后便于1981年1月4日出台了第1号文件，要求干部“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鼓励一对夫妻只生一胎”。[15-39]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地区无条件执行，但是由于政府没有钱为农村提供养老福利，因此允许第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家庭生第二胎，以便父母上了年纪后能有一个儿子照顾。
世界上没有哪个社会实行过如此严厉的节育政策。吊诡的是，毛泽东在城乡创建的强大基层制度，变成了实行计划生育新政策的武器，而计划生育是受到毛泽东强烈反对的。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地区实行后，大多数城市家庭都选择了只要一胎，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农村家庭也不多。
邓小平在1979年3月23日宣佈，他坚决支持计划生育政策，而李先念等人已在落实这项政策。在向民众解释这项政策时，邓小平像通常一样先讲大局。他说，为了减少粮食进口，增加国外技术的引进，在本世纪末使人均收入大幅提高，这项政策是必要的。[15-40]在此后的几次讲话中，邓小平也一再讲到同样的观点。[15-41]就像对待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一样，邓小平为避免陷入困境而表现得很谨慎，他没有提出具体措施，而是借助于著名科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工作和权威的科学分析，对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作出说明。调整时期实行的这项政策不但在邓小平时代一直继续，而且在他退休后的十几年里仍在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