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
邓小平在1987年与南斯拉夫官员会谈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15-74]邓小平并没有启动乡镇企业的试验，但这符合他的治国理念：只要是行之有效的事，就给予支持。它也与赵紫阳的研究班子的建议相吻合：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只要市场不干擾计划，就让市场发展。
1982年撤销公社后，公社的小工厂和商店自动变成了由刚成立的乡镇政府领导的企业。公社的小工厂依靠人力和原始机械，除了拖拉机和水泵之外，这些机械几乎都是在当地制造。由于交通体系很落后，公社企业要自己修理拖拉机，维修用于灌溉农田的水泵。有些公社的工人编织藤条篮子，还有一些小铸造厂和机床被用于制造犁锄等简单农具，供水牛、小型拖拉机或青壮年使用。很多乡镇有简陋的食品加工厂，用来打稻米、生产酱油、烘干瓜果或腌制蔬菜。一些公社有简陋的砖窑，烧制低品质的砖块，也有混凝土厂，用沙石制成供当地使用的水泥预制件。一些村子有生产或缝补衣服的缝纫机。丘陵和山区地带的乡镇采集中药材制成简单的中药，很多乡镇挖坑沤制有机肥，有的地方还有简陋的小化肥厂。[15-75]
虽然乡镇企业不在计划之内，但它们发展成长的条件已经成熟。公社的小工厂因公社取消而成为乡镇企业后，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公社的管理获得了独立，而且不再受公社地域的束缚，可以随意生产产品，按自己的愿望把它卖到任何地方。不同于国营工厂，它们有适应需求的灵活性；也不同于仍受着雇工不得超过七人这种限制的个体户，它们被看成“集体”性质，在意识形态上更易于被人接受，因此规模也不受限制。公社社员干活没有积极性，在生产队分给自己的地里干活的人则很卖力，这就减少了种地所需的劳力，有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可以去乡镇企业打工。随着棉麻和烟草一类经济作物产量的增加，乡镇企业可以把这些收成转化成棉制品、帆布、烟草等各种产品。
境外涌入的投资也为乡镇企业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在整个1980年代，乡镇企业一半以上的产量来自五个沿海省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15-76]而这些省份的投资和技术又是来自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见第14章）。广东的很多乡镇企业引进外国技术，与当地官员合作，建设日益现代化的工厂，为国际市场制造产品。简言之，正如杜润生所说，取消公社和政企分开后，过去的公社企业便能像经济动物一样行动，对市场需求作出反应了。到1980年代中期时，面对政府要求国营企业提高效率的压力，一些国企甚至把合同转包给乡镇企业，让它们帮助自己完成生产计划。
与国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有很多优势。国营企业，包括基础产业、运输业、公用事业和国防工业的所有企业，要按年度计划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有固定的人员编制，工资分成若干等级。原材料的购销价格都由政府规定，以反映计划中的轻重缓急。简言之，国营企业缺少灵活性，而乡镇企业完全可以对市场条件作出灵活反应。此外，国营企业要为全体职工提供很多福利：住房、劳动保障、医疗和子弟学校等等。乡镇企业可以使用年轻的劳动力，不必向老职工提供高报酬和福利支出。1978年只有2,830万人在农村的集体企业中就业，到1992年邓小平退下来时，乡镇企业雇用了1.058亿人；1978年农村集体企业总产值是490亿元，1992年邓小平退下来时，乡镇企业的产值是17,980亿元，几乎增长了50倍。[15-77]公社集体企业在1978年的全国工业产值中只占9%，1990年乡镇企业已占到25%，1994年更是达到了42%。[15-78]
乡镇企业也开始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料和人力。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国营企业的工程师正常工作日在厂里按计划从事生产，周末则赶到上海以西不远的无锡、苏州和昆山的乡镇企业干活，企业的效率远高于一般国营工厂。
到1980年代末时，乡镇企业消耗国有企业所需原料，小型乡镇企业浪费了本可以被国有企业更有效利用的燃料，轻装上阵的乡镇企业的竞争使国营企业更难以赚钱和为老职工及退休职工提供福利，这些情况已经让陈云感到不满。于是国家计划和财政部门的平衡派开始要求对乡镇企业加强监管，防止它们从国营企业吸走太多的资源和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