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美国的军事合作
邓小平从未表示过他有跟美国结盟的考虑，就像过去的毛泽东一样，他希望中国在安全问题上完全独立。但他确实想通过中美合作获得更多现代军事技术。事实上，1979年1月邓小平会见卡特总统时，就提到过从美国转移军事技术的可能性。从中国进行越南战争准备直到作战期间，卡特都显得并不愿意合作，但邓小平从越南撤军后，有关这种合作的会谈有所升温。邓小平没有表现得很急迫，但每次有机会他都会提到分享军事技术的问题。美国注意到了这一点：当邓小平在1979年8月底会见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对于美国决定不向中国提供高速计算机感到失望时，蒙代尔答复说，美国准备了一份能向中国但不能向苏联出售的技术清单。[18-53]
蒙代尔极为成功的访华之后，美国决定派国防部长哈乐德・布朗去北京讨论安全问题。这次访问计划有助于推动技术转移的进程，尽管美国不会向中国出售尖端武器，但同意以个案方式考虑出售若干军事设备——苏联在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这支持了那些希望通过加强美中合作向苏联施压的人。1980年1月国防部长布朗抵达北京时，中方已研究了美国在武器出售方面的相关决策程序，搞清楚了美国考虑向中国出售技术的范围。中国向美方提供了他们希望得到的技术的清单，并同意以商业方式评估具体个案。为了强调美国在向中国实施技术出售上的积极考虑，布朗举出了向中国提供陆地卫星D型（Landsat-D，一种收集自然资源信息的卫星）的例子，美国后来把它提供给中国而没给苏联。在这次会谈中虽然取得了一些合作上的进展，但中方并不想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他们仍然拒绝美方关于增加磋商和军舰互访的建议，不接受两国创建热线电话。[18-54]
国防部长布朗对邓小平解释说，苏联过去一年的一些行动在美国民众眼中是负面的，美国目前正加大国防投入，加强太平洋舰队，在中东增加兵力佈署。邓小平在1978年5月就曾对布热津斯基提出意见，认为美国未对苏联的举动作出足够的回应；他在1980年1月又向布朗表示，他赞成美国现在更积极地应对苏联的威胁。但是邓小平说：“如果这事做得更早一点，那就更好了。⋯⋯我个人的判断是，长期以来西方没有对苏联的行动作出有效的反应。”他说，他不反对与苏联签订条约，但是这对限制苏联没有多大价值：“对付苏联只有一种方式”，这需要的就是展示武力。邓小平在会见中还提到另一些问题。他很高兴美国现在开始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这是他早就主张过的。他认为各国应当向阿富汗提供帮助，使其成为苏联的泥潭，就像他在边境牵制住越南人一样。他婉转地提醒布朗中国在购买战斗机方面的兴趣，说：“我不会再提购买F-15或F-16战机的事”，但他补充说，“技术转移的范围太窄了”。[18-55]
副总理兼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被选定回访华盛顿。耿飚在江西苏区、长征、抗战和内战期间一直在军队工作。1950年至1965年他担任过大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巴基斯坦和缅甸），任职时间长于其他任何中国外交官。1980年5月耿飚在华盛顿与卡特总统以及万斯国务卿的继任者埃德蒙・马斯基（EdmunMuskie）会面，但他的主要东道主是国防部长布朗。他和布朗国防部长探讨了假如苏联从中东向印度洋和东南亚方向扩张，美中两国对苏联威胁作出有效反应的具体方式。耿飚的言论反映着邓小平的观点，他说，中国在边境一带成功牵制了60万越南军队，这既削弱了越南控制柬埔寨的能力，也阻止了越南控制马六甲海峡。
耿飚访美之行完成时，两国间的技术交流开始起步，在战略问题上也有了更广泛的合作基础。这些会谈也使中国后来有了向美国派出中国军事院校代表团和军事后勤专家的安排。美国陆海军高层官员也回访了中国。[18-56]中美两国的军队交流在1980年代迅速增多，包括中美国防部长的互访，美国向中国的技术转移和武器出售，以及学术专家和考察代表团的互访。虽然这些互动无法跟美国与日本和南韩军事交流的层次相比，但双方确实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些交流因1989年的天安门悲剧戛然而止，直到20年后也未能完全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