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企业的“军转民”
邓小平成为中国头号领导人时，深知生产大多数军用装备的地方工厂和直接受军队控制的军工企业都是靠政府财政过日子。这些企业效率低下，无法生产能够与先进的军事大国相媲美的武器装备。因此他关闭了效率低下的工厂，并对另一些工厂加强监督使其提高效率。
为达到这些目标，邓小平鼓励地方军工企业和军队工厂生产更多有市场竞争力的民用产品。邓甚至在三中全会以前就提出了这种战略，他说，中国应当摆脱严格划分军事与民用产品这种无效率的苏联模式。[18-87]新政策要致力于满足受到抑制的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为那些原本可能会下岗的人继续提供就业岗位。
这些企业受到的竞争压力反映在大量工厂的关闭上：从1979年到1982年，接近一半的地方军工企业要么关门，要么开工率大幅降低。[18-88]1980年代后期仍在开工的企业成功地转向了民品生产，尤其是电子消费品，但也生产其他各种商品，如钢琴、冰箱、洗衣机、婴儿车、猎枪，甚至客机。[18-89]为了使军工企业对市场作出更好的反应，很多企业获准成为不受政府控制的营利性公司。[18-90]1978年，与军工相关的国营企业生产的军品占其全部产值的92%，民品只占8%；到1982年这些工厂生产的军品比重下降到66%；1992年邓小平退下来时又进一步降至20%。[18-91]
此外，邓小平还要求军队把部分设备和技术转向发展民用经济。例如，邓小平在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军用机场可以向社会开放，海军港口可以军民两用。随着新政策的落实，部队单位把食堂变成了餐馆，招待所改为酒店，供应中心成了商店，军队医院向地方开放，接受平民付费看病。从1985年到1990年，军队企业的产值增长了700%。[18-92]
为单一军工向多样化转变提供机会的另一个领域是农业。军队的国营农场受到鼓励开展多种经营，在市场形成后把其部分产品在地方食品市场上出售。由于军队占用着数量可观的土地，它们也把土地出租给开发商和其他政府单位或企业，甚至成为这些企业的股东。当外国公司寻找设厂地点时，很多部队农场用它们价值不菲的地产作为资本入股，成立可以得到西方技术的合资企业。[18-93]
军转民的商业活动使部队干部有机会改善单位的住房、医疗和娱乐设施，离退休人员也可以获得住房补助和其他好处。军事单位赚了钱，甚至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18-94]这些新的收入来源可以使官兵也成为邓小平改革的受益者。
邓小平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让内地的地方军工企业和军队工厂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处于中国腹地的工厂运输成本太高，几乎不可能让它们变成能够在开放市场上与沿海企业竞争的营利性企业。1978年时一半以上的国防工业位于内地的“三线工厂”，这是当年毛泽东为降低受到外来攻击的威胁而迁过去的。现在中国已经与各国创建了和平的关系，有些工厂、或至少是工厂的一部分，获准搬回沿海地区，这使它们不但能减少运输成本，而且可以更好地利用商业机会、外国的技术和管理方式。[18-95]例如，为军队生产电子产品的内陆工厂在深圳成立分支机构生产收音机、电视机、计算器以及其他内销和外销的电子消费品，这样既可以更快地引入外国技术、打入民用市场，还可以把新技术转移到仍留在内地的工厂。
在1978年，中国的军事技术远比民用技术发达，但是邓小平很关心技术军转民的“溢出”作用，也关心国外发达的民用技术如何向中国的军事工业“溢入”。例如，邓小平很想学习日本二战后如何迅速将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工业。[18-96]但是他也从日本的经验学到了利用“溢入”效应。1978年6月28日至29日，他建议中国学习日本在二战后对造船技术的利用：日本通过生产过程的转型在民用船舶制造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使之后的日本不但能造船，而且能够为海军建造现代军舰。[18-97]
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大批军企转为民企身分，并获得了在市场上赚钱的机会，这一变化在1985年以后有助于减小军队的规模。例如，大批铁道兵和工程兵成了铁道部和首都建筑公司的下属单位。在十年内把深圳从一个小镇变为大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地方建筑公司，主要就是由过去军队的建筑单位在军转民之后成立的。
在这些变化发生之前，制订科技规划相对容易，然而向国际民用技术开放所导致的复杂性却要求全新的更为广泛的协调能力。1982年一个新的机构“国防科工委”成立了，以便为规划民用和军用技术的迅速发展提供全面协调。1986年又制定了“863计划”，协调民用和军事先进技术的研发。[18-98]
1980年代军队运作的商业化是个混乱无序的过程，它对试图控制这一过程的官僚机构而言无异于一场噩梦。但它最终也带来了邓小平所设想的很多好处。它减少了军队对政府财政的需求，满足了受到压抑的消费需求，使企业变得更有效率，改善了军官和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为复员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使民用技术的进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能够被应用于改进军工生产。尽管如此，这仍然仅仅是个开始。虽然邓小平在1980年代对国防工业和军企的调整取得了一定进步，但军企从内陆地区向沿海的转移、克服官僚作风和提升人员水平的过程仍需多年才能完成。
不论军队商业化有多少好处，把军队与私人利益搅在一起，也造成了腐败和贪婪的机会，背离了军队奉献于自身使命的精神。很多军队领导人对非法敛财的行为及其对爱国主义战斗精神的侵蚀深感担忧。被这些问题困扰了几年之后，较下层的军事单位收到了禁止参与商业活动的命令；然而较高层的、专业化的商业活动仍在继续。尽管有很多解放军企业以失败告终，也有一些在改革开放早年成立的合资企业发展得非常成功，少数企业后来还成了世界级的国际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