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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集体领导
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就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可是毛泽东很快又再次将它领入革命。然而在1978年之后，经过老干部复出、不善治理国家的革命家的退出和新领导人的进入这个过程，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向将治理国家作为中心工作的政党转变。
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是由担心权力过度集中的领袖们设计的。而由毛泽东设计、邓小平及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动乱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与美国人不同，邓小平及其同事相信，最终决策应以最高领导层对全局的政治判断力为基础，这要比以法律规范政府行为的独立司法制度作为基础更有益于国家。他们认为，立法机构制定法律但不负责执行法律的体制，不如集立法与执行于一身的体制更有效率。
美国是由保留着独立权力的各州所组成，而中国千百年来一直有一个控制着地方的中央政府。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将其深入扩展至全国。邓小平则要将这种试图到处渗透的统治结构拉回来。他没有制定地方必须遵守的严密规章制度，而是创建了另一种体制：由上级选拔领导班子，授予他们相当大的独立性，只要他们的工作能使经济快速增长即可。
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邓小平在北京创建的核心领导结构以政治局和书记处为中心。它通过领导班子网络与地方联系在一起，这些领导班子存在于政府各个层级和各个地区的所有主要机构。每个领导班子不但负责本级党的工作，还要监督它下面的政府机关（或经济和文化单位）。这个班子要就全局性问题作出判断，并使其辖区内的工作为四化建设作出全面的贡献。
党的上级部门下达有关领导班子如何开展工作的规定，不断向每一级发佈指示。它们也与下级召开会议，有时让下级领导参加上级的会议，或是派上级干部到下面视察。如果上级干部认为某个问题很重要，他们可以、也确实会进行干预。但是对下面的监督很难面面俱到，因此领导班子在领导本级工作时，一般享有相当大的自由。
北京控制各省的关键手段，是任免领导班子成员的权力。领导班子的成员通常有若干年的任职期限，但随时有可能被上一级领导撤换。党的领导班子里各个成员负责不同部门的工作，对他们作出评价的依据，不仅是他们管理相关部门的工作表现，而且还有整个班子及其下级单位的表现。在邓小平时代和此后的20年里，这种评价主要基于领导班子对全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多大贡献。近年来一些次要标准也变得日益重要，如培养下一代干部、环境保护、处置社会骚乱和对突发事态的反应。[24-5]
就像邓小平一样，他的接班人也认为正确选拔、培养和监督干部能够使干部形成服务于国家整体目标的觉悟。由于下级干部对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享有很大自主权，因此在选拔和培养领导班子成员上相当认真。每一级年轻干部，假如他在整体思想能力、遇到压力时的可靠程度、判断力、与同事共事的能力以及服务于党和国家的献身精神等方面有不俗的表现，就有可能被选出来进行特别的培养、指导和考验。
培养各级干部确实花费了大量时间。指导者的任务是向年轻的下级干部提供如何提高工作表现和技能的建议。最有前途的年轻干部可以陪同上级参加各种上面的会议和党内的非正式聚会。他们还会参加党校的培训班。他们中被组织上认为最有前途担任国家级领导人的干部，可以进京学习中央党校的课程；被认为能够担任省市级领导职务的人，则去各自地区的党校学习。并不是所有党员——邓小平上台时中共有3,700万党员——都能分享通过与上级干部的聚会或是成为党校学员而培养出来的同志情谊。进入党校学习的人不但能了解同届与上下届的同学，而且能结识来到党校的上级干部，后者会借助于党校干部的评价，对学员未来的任职进行推荐。虽然组织部的干部保存着人事档案，能够进行推荐，但各级领导班子的成员最终决定着在他们的辖区内哪些人能得到提拔。
然而，让地方干部享受较多自由也存在着风险。邓小平创建的这种延续至今的体制，更重视结果而不是遵循规则，它所培养的干部要具有评估问题的全局观和创业精神，能够支持快速发展。但由于缺少上面的严密监督，很多干部不但能够想办法造福国家，而且也能关照自己与朋党并排挤其他势力。
这种党的领导班子体制并不是由邓小平所创，但他稳定了这种体制，使其工作更加专业化，把评价干部的基本标准从对政治运动的贡献变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一基本体制被他的接班人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