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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接班人面临的挑战
邓小平所带来的转型的一个结果是，在他退出权力舞台后他的接班人将在未来很多年面临一系列严重挑战。这些挑战包括：
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在邓小平时代，政府雇员，包括大型国企的职工，都享受单位提供的公费医疗和福利，但这些职工只占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24-11]政府预算的规模过小，根本不足以为每个人提供退休保障、医疗和其他福利。在1980年代末，随着市场作用的扩大，高收入人群能够购买良好的医疗服务并自己解决福利问题。但是广大群众仍得不到医疗和其他福利。
邓小平的接班人所面对的问题是，享受不到这些福利的人怨声越来越大。人口流动的增加所需要的保障措施，是单个的工作单位无法提供的，政府预算和合格医务人员的数量仍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随着农村公社的取消，农村不再存在能够及时提供急救和基本公共医疗服务的单位。随着住房的私有化和国企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所面对的压力，连大的工作单位也不再能提供足够的福利。因此中国领导人面对的挑战是，增加合格的专业医疗人员的数量，更新设备，创建能够为包括边远地区的穷人在内的全体国民提供医疗和社会保障的体系——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国家预算的约束。[24-12]达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因此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如何以使人觉得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现有的资源和设施。[24-13]
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邓小平曾面对的最麻烦的问题，大概就是为自由划定界线，使其既能满足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要求，又能让领导人维持社会秩序。天安门悲剧之后，民众普遍害怕要求更多自由，但这种胆怯不会永远存在。出版物数量的增多，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惊人扩张，使中共更加难以控制官方认定的危险思想的传播。
和邓小平一样，邓的接班人担心，如果容忍各种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就会释放出公众反对声音的狂潮，像1989年那样再次导致破坏社会秩序的示威活动。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找到能让民众感到合理而愿意接受的边界，然后想办法守住这条得到认可的界线。如今现代通讯技术日臻复杂先进，力图逃避控制的人又极具创造力，政治领导人能够做到控制民众的思想，避免发生变乱吗？
遏制腐败。邓小平在台上时一直赞成惩办腐败大案，但是当地方干部为了促进四化、加快经济发展而悄悄违法时，他宁愿视而不见。邓小平接班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各级干部都在想方设法地捞外快。政府官员、医生和国企领导人都经常收红包。掌握着土地和建设项目审批权的干部不但直接拿好处费，还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股份和资产，接受宴请，享用豪车。无论地方还是部队的干部，都会向有权提拔干部的人送好处。年轻人要给征兵的人送钱才能入伍。高层干部面对的挑战是，这些做法现在已到处氾漤，众多干部或其家属牵涉其中，使克服这类问题变得极为困难。
保护环境。在邓小平时代，虽然他本人确实关心植树造林和扩大绿地，但普遍的贫困使发展经济的要求极为强烈，因而对经济增长的渴望完全压倒了对污染的防治。自邓小平时代以来，随着工业的巨大扩展，烟尘、水资源短缺、河流污染、酸雨、环境污染对健康的损害和食品污染等等问题有增无减，公众这方面的觉悟也在同步增加。官员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改变造成严重环境破坏的做法。一些贫困地区出现了极为麻烦的问题，那里的矿业和煤炭等其他资源的开采与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但是要求这些做法延续下去的经济压力同样巨大。中国现在已经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全国的道路上每年新增数百万辆汽车，重工业的发展很可能还会增加对煤炭的使用，中国将如何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批评？
维持统治的合法性。毛泽东靠打赢内战，赶走外国帝国主义和统一全中国取得了统治的合法性。邓小平获得合法性，靠的是在文革的混乱之后恢复秩序，以务实的方式处理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个新的时代，邓小平的接班人该如何创建自身的合法性呢？
邓小平的接班人受到压力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更加成功地阻止腐败的氾漤，也没有为解决不平等问题采取更多的措施。克服这些问题将来有可能变得更为困难：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面对的风险是，很大部分人还没有机会享受早先经济增长时期带来的好处，经济就陷入滑坡。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必须从经济增长以外寻找合法性来源，抓紧在解决某些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减少腐败和不平等，提供合理水平的普遍医疗和福利，想办法证明在选拔官员时是尊重民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