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政府的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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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夏天，一个叫李小忙的中年女犯在她刑满的前两天突然昏迷不醒，犯医治不了，劳改队把她送去了医院。她是天主教在家修行的贞女，和她妹妹都是因朝圣一案被捕，在南兵营服刑。医院收她住了院，劳改队还派了她妹妹守在医院照看，过了一个月她才痊愈回了家。虽然她住院的大部分时间已经不再是犯人，劳改队还是全额支付了医疗费，来接她回去的父亲感激得要给李大队长磕头。李大队长开会时向全体犯人讲了这件事，说这就是政府对罪犯实行的人道主义政策。我并未心动，因为我知道1958年大炼钢铁时，去拉矿石的那个中年女犯因为跑不快被纤绳绊倒，胶皮车轱辘从她身上轧过去，她在女监舍躺了两天才死。估计她是脾脏破裂，若是送到医院还是可以活的。李小忙的运气好而已。

让我体验到“人道主义”还是在饥荒时期。我们这群失去自由的人，除了政府给的，自己是绝对没有办法去找可吃的东西。若不是劳改干部贯彻了人道主义政策，能熬过这困难时期的肯定要大大地减少。那年秋天，劳改队就买了许多大白菜秧，大会宣布每人要种三棵，冬天好吃。圈子里边角闲地不少，任务半天就完成了，大白菜还没有包心，一场过早而至的大雪把菜都冻死了，真正的天灾。劳改队还弄来过大骨头。那时猪场还没结束，我路过粉坊，看见铁木组的杨小物件在劈柴，坐在大灶口烧火的竟是李大队长！他在煮骨头汤。我好奇地问：“你们伙房的人怎么不来？”李大队长说：“我们伙房的事我才不管呢！这是给你们煮的！”我说：“那也不能让你来干呀！”他说：“我若不亲自来，你们吃到的恐怕要稀多了，不就是想给你们弄点儿营养吗？”我受到了感动。

挨到喝麻酱汤的时候，贾书记找来了粮食局长，带着他进犯人院子来，那局长一看这么多的大头人和干瘪人，扭头就往回走。贾书记拉住他，要他去看病号室躺着的，那局长坚决不肯去，二人在门道里拽着手拔河。局长年轻些，贾书记没办法，只好随他走了。但自此，浮肿严重的和干瘪的每天可得到六粒黄豆，这是贾书记给争来的救命豆。

1961年夏天，地里有了蔬菜，南兵营一个就业职工的弟弟是近郊农业社的书记，劳改干部通过这层关系弄到些“黑市菜”。我们这十几个年轻刑短的女犯隔几天晚上就出去拉一回，用的是胶轮大车。出发前整队点名，这时年老的女犯们就把她们为我们省下的小块儿饼子或半块儿红薯放进一个小笸箩里送到队前，让我们各取一点儿垫衬一下，管教也不加制止。食物仅仅这一口，但确能起作用，同犯间的友爱也让我感动。车拉到田里，照例是不见人的，给我们的菜堆在地头。我们七手八脚地装好车就回程，一路噤声。特别是经过蔬菜公司时，轻步疾跑，过了这一段才松气缓神。李大队长每次去都跟着，再三嘱咐不许说话，若有人问，由他来应付，实在躲不过，就说是工人。邢管教身体不好，逢她押我们，我们就把她扶到车上拉着她跑。管教干部们为了我们这些犯人，担着风险受着劳累，体现着人道主义。有时偷买的菜量大，我们还给市看守所送去过。李大队长还带我们去过几次食品公司的肉食加工部。这不用趁黑天，而是堂堂正正地担着桶，把煮肉锅里的肉汤刮得干干净净，还发现存熟肉的大桶边上凝着厚厚的猪油，也捋起袖子下手捞了个一点儿不剩。回到南兵营，伙房的男犯们早在二门口排着队等着接我们的担子，就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们，那么兴奋和快乐。

困难时期来临后，住在厂房的犯人都搬进了那封闭的院子，原来通外面的北门盖成了女监房。原来作为医务室、小卖部的东院东墙一溜房子把隔间打通，盘了一长条土炕，也作为女监房。通外面的大门改到了西院。这东院的监房矮而且严实，不像那厂房，成天刮着西北风。虽然睡觉的宽度窄了些，也有好处，就是不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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