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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五年南兵营
6工厂里的养猪场
在缝纫组过了冬，1960年春节过后我就被调去养猪了。管养猪的生产科干部叫李成群，是个年轻人。他说毛主席封猪为六畜之首，掀起了全民养猪的热潮，不但农村家家养猪，城市的每个工厂也要养猪。有条件的养，没条件的创造条件也得养。我们南兵营有条件，不但养，还得办起像样儿的猪场，以积极态度响应党的号召。我心想，这犯人伙房清淡的泔水加上粉坊的粗渣儿，养现有的几只猪还可以，办成猪场就得买饲料，无利还得赔本，这大城市里大养猪真是新鲜事物。我这右派脑子实在跟不上，跟不上也得接受，不敢多话。
东边晒线场腾出一大半，盖了三排猪圈和一个饲料棚，棚下盘了个煮猪食的大锅灶，搬过来几个泡纱线的大缸用来发酵猪饲料。南面牲口棚院里的猪圈还得留着，又盖了一排五个圈。猪的来源全是买的，南兵营大门外就是石家庄顶大的休门集，10天三个集，届时李成群就出去买，我和养猪组的老头儿们在二门处接。这位李上级不懂也不问，常买回些病猪，隔离、消毒也挡不住猪瘟的传染，我也不敢说。所幸还活下来不少，最终把猪圈占满了，有四只大母猪，又从别的劳改农场买了头大公猪，猪场就初具规模了。
养猪的全是老年男犯，令我当组长。成员情况如下：
王小盆，70岁，本是个无家无业的长工，因奸情害了人命，判的无期徒刑。他是南兵营劳改队搬来石家庄前的深泽县劳改队的犯人，可谓犯人中的元老了。他告诉我，他初来石家庄时，这里的围墙还没建，用铁丝网拦着，有一天钻进来一只母猪，被他圈住。老百姓不能入这禁地找猪，这猪就成了劳改队的了。母猪下了小猪，繁衍至今。他以猪场的创始人自诩，讲得津津有味，听得我瞠目结舌。他还养他南院的几头猪，不到北边晒线场来，因为他和北边的这几个老头儿谈不来。
李老见，74岁，本是农村的针灸医生。据说是针灸时还装神弄鬼，算是反动道会门，属于反革命一类。他医术很高，队上的干部常找他看病，有时公安处还开吉普车接他去。猪场北面是个大厂房，东头是铁木组，西头是缝纫组，有一回缝纫组一个男犯腹部绞痛，倒在地上打滚，别人就跑出来把李老见拉去。他一针下去，那人就好了，翻身就给李老见磕头，称他是救命恩人。
老杜，59岁，在国民党军队当过连长，虽然家也在农村，但从不说脏话，人也随和。
老高，65岁，是农民，当过伪军，也是反革命犯。
李老庆，68岁，富农，他家养着好几头骡马，对饲养、调教都有经验，他说他就喜爱这大牲口。抗日时期，他是村长，给敌伪军办事，也给八路军办事，这在冀中游击队是很普遍的。因为夜里要给牲口喂草料，他就睡在南院，不入监房。原来他也不参加开会，也不学习，有了养猪组，就把他归我们组了。他当然也是反革命。
我们这六个人的养猪组归辅助车间管，管教名叫王吉吉，是太行山里人，当长工后参军的，他说在地主家吃的是糠饼子，根本拿不住，得双手捧着吃。受过大苦的人显老，看上去他有五十多岁了。他文化不高，心地和善，对我们这全是“自由差”的组很宽松，不像其他犯人那样，每天得开会学习，只是我一个去参加辅助车间例行的组长会。有一次会上为领囚衣而统计人数，王管教发现人数不对，各组又报了一遍，还是不对。在监狱里，犯人的数目是很重要的。各组长再核算着本组人数，又帮王管教计算总数，一时气氛紧张起来，忽然一个组长指着我说：“就是多了个她！”一下子大家哄笑起来。王管教也不紧张了，对我说：“你还得算妇女车间的人，我这里不能领女囚衣。”停了一下又说：“还是我去跟女管教交代吧，你别成三不管了。”其实我是三家管。生产科李成群管，辅助车间王吉吉管，妇女车间还管，而李成群管得多些，因为他每天都要到猪场来。
我还真的经历过一回三不管。那是除夕之夜，我给猪打针后回女监，门上一把大锁，那夜车间都停工，又黑又静，还特别冷，我更不敢在院子里乱走，免得岗楼上看见，以为我要逃跑。正为难间，看见隔离室的窗子亮着灯，便推门入内。那是缝纫组的陈香云，患气喘病已经不治，便叫一个“人民内部犯”范小妮陪着她，住进这一间小屋。房里生着火，地上铺了很厚的麦秸，那范小妮正巴不得有个人陪她说话，叫我就在这里过夜，香云也将手上下摆了摆示意我留下。我看着她那枯瘦的脸，听着她那吼吼的喘声，真难过极了。听见管教喊换岗，我赶快出来请管教把我关进监房，结束这场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