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 >
-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 许燕吉 >
- 第四部 禁锢的年代 >
- 第七章 五年南兵营
3监规纪律和囚犯生活
南兵营劳改队的一把手,我们称他为贾书记,是位长工出身的老干部,当时有50开外了。大队长姓李,三十多岁,他们都经常到犯人们的生产、生活场所来。管教股长姓程,是个女干部,三十多岁。具体管犯人的是各车间的管教,我们称他们为队长或管教。南兵营的犯人不多,总共才四五百人,分四个车间:织毯车间、织布车间、辅助车间和妇女车间。我们妇女车间有两位女管教,先是张管教和邢管教,后换了另一位张管教和刘管教,年纪都和我相仿,具体的事,交代给犯人组长管,管教主要听犯人汇报,做思想工作。
监规纪律头一条是不许单独行动。我刚去时还是二人一路行,自打男犯人发生了一次逃跑事故,就改成三人一路行了。第二条是不许私人拉拢,不许互相馈赠。第三条是不许谈论自己和别人的案情。第四条是看见或听见不利于改造的事,要及时向管教汇报,不许包庇,这叫“靠拢政府”。管教们特别重视这一点,认为是思想改造的主要表现。由于没有反坐的限制,往往就成了诬蔑打击别人的手段,犯人中常说的“拿别人立功”,就源于此。我想,一个人专注于找别人的缺点,怎能纯洁自己的灵魂?不过那时我听到的改造目标,仅是成为自食其力的奉公守法的劳动者,不提道德情操。有个一贯道的老太婆曾悄悄对我说,“坏人在这里改不成好人,只能变得更坏”,不无道理。
犯人的伙食还不错。当然,粮食局和蔬菜站不可能供给最好的品种,但经过伙房犯人的加工,也能让大伙吃饱吃好。半月一次的休息日,总会改善一次,吃到细粮和荤菜。过节一定包饺子,把面粉和馅子发到各组自己包。我到南兵营后不几天就过中秋节,吃冬瓜猪肉片,连汤带菜不限数量。她们打了一桶又一桶,为了多吃几片肉而吃了大量冬瓜,结果停了机器去找水喝。
按理,犯人得穿统一的服装,而南兵营的经费少,基本上还是穿自己的,只是在胸前写上“罪犯某某某”几个大红字,颜料是漂染车间配制的,不会掉色。冬天就比较统一,不论男女都是灰布棉袄棉裤,自然也写上红字。专区下属的劳改队只有南兵营有女犯,因此每年我们还得缝制大量的男犯棉衣裤供给专区的男犯人。我们自己的则是利用休息时间来做,爱美的可以修修剪剪,做得合身好看些。
小卖部由一个刑满就业的人管,不用钱,也不用代金券,而是每人发一个小本子,家里给的钱和买什么东西多少钱,都记在本子上,倒也一目了然。劳改队每月还给每个犯人一点儿零用钱,我初去时给两角,后来认为我表现好,就给三角、五角。小卖部除了卖些脸盆、毛巾、香皂之类的日用品,还卖吃的。我在专区看守所后来搬住的南房漏雨,睡了一夜湿被子,第二天就发了一种过敏症,一遇凉水胳膊就起大片丘疹,手指肿得和小胡萝卜似的,还痒得难耐。虽然半个小时就能退去,但总是个麻烦。我在小卖部买了两角钱的辣椒面儿一顿吃下,居然再也不犯病了。南兵营还将织的毯子头卖给犯人,我买过一块正方的当包袱皮儿。
每月有个接见日,大概是农历初十,因为没有人来看过我,记不清了。每两周一次的休息日可以寄信,贴上邮票不封口,组长收齐后交给管教,来信也经管教看过才给,认为不宜的字句用黑墨涂严。女犯们文盲多,每个休息日我的床前都坐满了求我代笔的人,一面说还一面流泪,把鼻涕抹在我的床腿上,我的休息时间几乎全被占了,最后还得打水来擦床腿。我同情这些不幸的人,从不厌烦。
休息日是两餐,中间的时间全体犯人集中到礼堂开大会,听李大队长训话,也有时是鼓动生产、各车间挑战、表决心的会,也有讲自己改造心得的犯人发言,或者批判某个不接受改造的顽固分子的会。每季度还有奖惩宣布会,我也代表妇女车间上台发过言,但多数是由我写稿让刑事犯去讲,这都由管教事先安排好。集会结束时一定全体起立齐唱一歌,我初去时唱的是电影《探亲记》的插曲:“东风吹,战鼓擂……”后来改唱电影《为了61个阶级弟兄》的主题歌:“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除了半个月唱这一次歌,就没有娱乐活动了,一年也演不了几场电影。直到1962年管教股让我们搞了个评剧班,每个休息日晚上演一场戏。
劳改队就是个特殊的工厂,不同出身、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类型的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相伴相守,组成一个特异的群体,演绎着各自另类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