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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五年南兵营
9灾害
1960年至1962年，当时叫“自然灾害”，后来有人说是政策失误，不管怎样说，食物的严重短缺是客观表现。先是猪场收摊儿，跟着囚粮也难以为继。粉坊还存在时，我们吃的饼子掺了大量的粗粉渣儿，那只是红薯的皮和纤维，淀粉和能溶解的营养物质都已被洗出去了。粮食的比例太低，饼子拿不起来，伙房只得把笼屉抬到院子里，发饼子的人手拿细竿一指，就表示从这里到那里是给你的。犯人们蹲下身子去捧，捧到碗里已是“一盘散沙”了。王吉吉管教说他当长工时捧着糠饼子吃，这粗渣饼子捧都捧不起来。到1961年年底，红薯也断供，粉坊收摊儿，连粗渣儿也吃不上了，改成吃两餐，每餐每人给一勺（约一斤）麻酱汤，就是榨芝麻油的油渣儿，平常年代作肥料用，现在煮成汤，作为犯人们的生命源泉。还有一块拳头大小的红薯，两餐完全同样。麻酱汤虽是水，但还看不见碗底，有点儿营养价值，若是碰上一个坏红薯就惨了。我就碰上过一次，对着那黑了一多半的红薯，我沉吟了四五分钟：吃吧，它苦不说，还有毒，不吃吧，就什么也没有了。狠了狠心，我把那黑疤病的红薯硬吞了下去，相信我有足够的消化液能分解那些毒素。果然没出问题，但当时的斟酌抉择令我终生难忘。
困难时期开始时，政府就给犯人们开了大会，还找了几个经历过灾荒的犯人上台发言，讲旧社会灾民之苦。大会后还开小会，每个人谈对困难时期的认识。“饿”字是监狱中的圣讳，谁也不敢讲，反革命更得有自知之明了。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同犯趁无人注意，悄悄地跟我告别说：“我快死了，回不了家了。”泪水随着话音淌下。我大为诧异。她说她得了“干血痨”，没法子治的。其实我也已闭经两月。动物的本能，一是求生，二是繁衍，生存是首要的，保生存停繁衍是自然界的法则。我明白，但不敢向她解释，只能安慰她说大家都这样，不是什么痨。浮肿的人越来越多，脸胖得和大头娃娃似的。另一种是干瘦，瞪着两眼，和骷髅一般。我仗着年轻，原来肥胖，浮肿只限于两腿，体重少了三十多斤。
风雪上冻的日子更难熬，正所谓饥寒交迫。那天我走过阅览室，见文宣组姓刘的那个男犯拿了个大缸子正仰面而饮，我便进去问他：“你还渴吗？”他说是家里送来点儿酱油，兑着喝点儿。我告诉他酱油没什么营养，喝这些水还得排出去，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是负能。他也是个知识分子，能够了解，苦笑着说：“没办法，不喝受不了。喝了能缓解一会儿。”仅过了两天，我再看见他，他已躺在小车里，睁着眼张着嘴，还在呼吸，但已没有了意识。管教让就业职工拉他去医院，医院说不能治，又拉了回来。那一天，五六百人的南兵营就死了14个。后来知道，两千多人的省第二监狱，高峰时一天死了37个。
长期在生死临界线上耐受的感觉，非同于一般的饥饿。正常的代谢会分解积蓄的脂肪，而减缓了饥饿感，即所说的饿过劲儿了，而长期的饥饿是悠悠地，随时随地钳着人，脑子总在想食物，谈话也总想说食物，看书也会在食物的字眼儿上重复几遍。困难时期开始之初，有一次大组长误了饭，伙房给她打了一份拿回宿舍来吃，全体女犯都聚焦在她的嘴上，我也在其中。当我发觉后把眼光移开，可不自觉地眼睛又盯回了原处，眼睛不听脑子指挥了。
再有一回是1962年春节，情况有了改善。每人给二两米饭和一小调羹红烧肉。我本打算把这多年来未用的美食在嘴里多嚼一会儿，不料进口就咽了下去，舌头也不听大脑支配了，烦恼也白搭。多年前看过一个印度电影《两亩地》，有个情节是儿媳乞讨来一碗牛奶递给老奶奶，让她喂给奄奄一息的小孙子，老奶奶忽地竟倒入了自己口中。我当时认为不真实，再饿也不至于夺自己孙子的救命奶。这时我明白了，求生的本能可以超越人性道德的制约。“易子而食”是饿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有位伟大的文学家讽刺地说过：“有的人只为一顿丰盛的午餐而快乐。”我也成为这样的人了，很自责而且愧疚，但到时候仍挡不住见到食物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