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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五年南兵营
11我的人道主义
养猪的劳动强度不大，特别是听了杨小物件的话，不再给老头儿们加工作，他们干过日常必需的事后就坐下休息了。这时我若没有别的工作，就回女监舍干些别人没工夫干的事，诸如打扫厕所、整理晒衣场之类。并不求什么功利，只是年轻力壮闲不住而已。一天，我见一个年纪稍大的同犯在厕所外哭得很伤心，原来她来不及走到厕所就尿湿了棉裤，又没有可替换的，身体上的难耐引爆了心灵上的伤痛。我很同情，但也无奈，想了一天，第二天我鼓起勇气去找女管教，要求在工房后面搞个简易女厕所。开始她不认为有必要，我就告诉她人们在劳动时是很紧张的，生怕产量落在人后，非到迫不得已不会去厕所，又不许单独行动，也没人愿意耽误十几分钟去陪别人“一路行”，好不容易问到一个同行的，就内急甚紧了。厕所那么远，若是雨天泥泞，连我这么年轻都有憋不住的经历。若工房外就可解决问题，免了女犯之苦，还可以缩短停车时间，提高产量。说得女管教答应请示，过了几天居然实现了，大家都高兴。
有了这次的成功，我胆子也大了，又去找管教。我说我们一百几十号人，夜间只有一个大尿桶，晚饭照例是稀糊糊，到早上就有多半桶尿。到了休息日没有上夜班的，那尿桶就将溢出来，轮到了小脚老婆儿们去抬去倒，颤颤巍巍地摔倒可不得了，幸而几个年轻人总会去帮忙。管教听到这里，问我肯帮忙的是谁，我顺口说了几个名字。管教沉吟起来，我一下反应过来，那些抬不动尿桶的都是道教会门的老婆儿，而热心帮忙的也是同类。后悔！改口都来不及了，乘她还在琢磨，我赶快说：“其实这不安全的大尿桶是可以不用的，我们监舍的墙角离厕所不到六米，埋上两截管子就能通到，废管子猪圈旁就有，闲砖头大仓库后面也有，工程不大，我们自己就能干。”管教听了我这一连串，也不琢磨了，叫我带她去实地考察一下。没过几天来了几个男犯，在墙外埋了管子，在墙内角落处抹了水泥便坑，自此大家只要轮流端水去冲洗一下就行了。小脚们最高兴，睡在大尿桶旁边的人更高兴。
初到南兵营时，妇女车间各组的组长都是已服刑多年的长刑期犯，组内大小事都通过她们，领来的纱线浆得好的留给自己，打来的饭食自己先取多取，组员们较接近的，就说人家是私人拉拢，而她们几个组长间分享家里送来的食品是经常的事。到了困难时期，大家饿肚子时，组长们分红薯自己拿大的，和组员的矛盾就尖锐了。先是各组都用筷子拴上粗线，坠上个螺母做成小秤，解决了分配的不公，但质量问题还是常引起吵嘴，告到管教那里。管教宣布打饭分饭每人轮流，等于取消了组长的特权，还开了一次全车间的会，让大家畅所欲言。会后管教撤换了几个最不得人心的组长。我在养猪组时几乎与妇女车间没关系，回来后，管教将两个最爱生事儿吵嘴的刑事犯给我，另成一个摇纱组。就我们三个，对妇女车间讲，还是个矛盾的局外人。也许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心理，加上我做过对大家有益的事，虽是个组人最少的小组长，实际上似乎是车间的大组长。因为自那位文宣组的男犯死后，我还负担着编写本车间黑板报的任务，与各个小组都有联系。
眼见那饮酱油减饥的文宣组男犯死去，发现妇女犯人也有大量喝水的，我向管教讲了“负能”的理论。管教马上下令禁止滥饮，伙房也相应地低盐。这时，生产基本上停止了，每天我们去工房打扫一下，我给乱线接接头，一个来小时便回来坐在各自的床上。过去每天劳动十二小时还多，人跟着机器运转，得思想集中手疾眼快，顾不上想家想不愉快的事。现在空闲了，往事、亲情都浮上心头，加上饥苦难挨，许多人低头垂泪，或凝神发呆。监舍的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我请示了管教，把她们都赶到院子里，编了几节活动量不大的体操，再教大家念几段报上登的或自己编的顺口溜，诸如“萝卜长，茄子圆，拿快刀切成片，晒干收好留过年”之类，内容都与食物有关，大家都感兴趣，学得也快。每天再搞个“联欢会”，做点儿游戏，会唱会说的再来上一段儿，消磨时间，驱散沉闷。我不能把“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的思想灌输给她们，但可以通过这些活动，把大家的思想朝希望和乐观上引。有好几个乐观的年轻人支持我的工作，共度困难的日子。
监狱中除了无家可归者或意外事故，一般是不死人的，因为病入膏肓的都让家人接回去了。那一年狱中死的不少，而妇女车间却一个也没死。几个月后，形势好转一些，死亡不再蔓延了。一天，一个劳改局的干部传我去管教室，问我为什么妇女车间没减员。我说一是妇女的基础代谢比男人低，耐力大些；二是我们搞了些娱乐活动，转移了人们的思想，还活通了血脉。人若是悲观绝望，精神萎靡，身体的机能就不能正常运转，即便营养良好也不能健康。我虽不是医生，但学的是畜牧，动物的生理和机能与人是相似的。他问得很仔细，还一一记在本子上，最后还问我为何不独善其身，还要带动和鼓励大家。我回答：“政府还尽力地对我们施行人道主义，我作为一个犯人就更当尽心协助了。”我没敢说出我的另一半真实思想，我是怀着一种悲悯之心在同情这些不幸的人。这劳改局的年轻干部大概对我印象不错，后来还来过几次，把我叫到文宣组去谈话，其实是聊天。他虽态度和蔼，可我不敢忘记囚犯身份，谨慎应对。从他那里我知道些奇特案件，如曾有管教干部偷犯人的东西等，也算长了不少见识。
1961年的奖惩大会上，宣布给我记了一次大功，真是个意想不到的收获。记三个大功就可以减刑，我受到鼓励，信心十足。
1962年的奖励是交给犯人民主评选的，我得到了第二个记大功的奖励。1963年女犯们还是评我记大功，管教股的程队长把我叫去，很客气地说：“你再得这次立功奖就可以减刑了，但你剩下的刑期已仅一年，申报上去再批下来你就差不多刑满，意义不大了。你能不能把这次立功奖励让给张佩华？她得的票数也不少，可她判的是10年，还有四五年哩！”我爽快地答应。一方面是张为人很好，也很能干，还当过石家庄的劳动模范，听说还是个天主教徒，也为朝圣一案被捕的。另一方面，就像俄罗斯的《囚徒之歌》里写的：“我已习惯于铁窗，我已习惯于囚粮。”哈姆雷特说过：“整个社会就是座大监狱。”电影《流浪者之歌》里唱的：“我没有约会，也没人等我前往。”自由对我的吸引力比初入狱时淡漠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