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 >
-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 许燕吉 >
- 第四部 禁锢的年代 >
- 第七章 五年南兵营
15南兵营的朋友
信佛的人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狱里那些老太婆说咱们的缘分比夫妇还深，夫妇也不可能像咱们这样24小时地摽在一起，而且不是一两年、三五年，甚至十年八年。监规是禁止私人交往的，但人毕竟不是个工具，有监规约束不了的脑子，于是犯人之间也会产生真挚的友情。我在南兵营最早的朋友是孙瑶真，一位天主教修女，她克己为人的慈善胸怀真感动了我。分别四十多年后，我打听到她的所在地，当即就去探望，她已89岁，脑子还很清楚。我在她那修道院住了10天。她91岁临终前还让人拨通了我的电话，只听到她断续地喘气，已经说不成话了。我明白她是关心我的灵魂，要我回归天主教，我不能说谎，只能违心地让她失望了。我一直怀念着这位纯粹的人，我忘年之交的难友。
还有两位好友，一位是陈帆，一位是万斯达。我们三人，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织毛衣作为劳动，有两年还多。手上忙着不妨碍嘴上说话，除了自己的案情，几乎无话不谈了。陈帆长我五岁，解放前在话剧团当演员，解放后教过书，后来在铁路大厂里当干部。她小时在老家张家口，邻居是日本人，向她学中国话，她向日本人学日语，大概为此被定为反革命，1960年被判了五年。她丈夫是傅作义部下，算起义人员，在阳泉工作，有一儿一女，每月都来探视。她总把送来的食品悄悄地让我俩分享，拿我俩如两妹妹。她晚我一年刑满出狱，给我写过信，我没敢回复，因为我还没有通信的自由。当时的形势下，反革命之间的联系必会招祸。她丈夫对她好，我倒不担心她的处境。1993年从《家庭》杂志社第一次登载了我的报道，招致许多读者给我写信，第一封信就是陈帆的。当儿子告知我有信时，我脱口说：“是陈帆的吧？”儿子奇怪我怎么会未卜先知，我也说不清，是直觉还是灵感？她来南京看过我，我也隔一二年就去看看她，连她儿女、媳妇、女婿都对我挺好。
万斯达的父亲万子霖原是重庆教育局局长，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她母亲是西藏贵族，家庭出身就决定她负有“原罪”。1957年定她为国民党的中尉特务，她坚决不承认。重庆解放时她才14岁，国民党再滥，也不至于让这么年轻的女孩儿当上中尉吧？我就不相信。但法官相信，说刘胡兰牺牲时也才14岁，年轻也能做大事。不认罪的结果是成了“抗拒从严”的典型，重判15年。万斯达在二监狱服刑时自杀未遂，调到南兵营已是1962年了。我们三个人融洽的气氛给了她受创的心灵一个舒缓的机会。三人闲聊，有一次碰到了她的爱情悲剧，她当即哭了起来，吓得陈帆使出演员的本领才把她又逗笑了。倘若管教知道，挨批评之外可能还要把我们分开。犯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认罪，劳动再好，监规纪律再遵守，逢运动还是得挨批挨整。我和陈帆都担心她没有过得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关。
直到2000年，我才知道她还活着，而且就在石家庄附近，几经周折，我们三个人又重逢了。她1972年刑满，还有10年的附加刑，迫不得已嫁给一个没文化的农民，生过一个儿子，也夭折了。改革开放后，她为那个村办工厂付出了全部智力和体力，赢得了村人的拥戴，选她当了人民代表，还做过石家庄市政协委员。但她平反很迟，因为当时重判她的法院院长贾然还在领导位子上。贾然退休后，她才平反复职退休。现在她丈夫已八十多岁，身体也不好，万斯达也没有抛弃他，和他一起住在农村。我们三人她最小，长得最漂亮，现在却是她最憔悴最显老了。我和她的经历太相似，真叫同病相怜。我们常联系，隔些时间我就会去看看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