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不得不去的南方
三国归晋之后，东吴的故土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帝国。它像是长江以南一块巨大的漂浮物，无法给以一个准确的定位。
晋武帝颁布过优待吴地士人的诏令，然而诏令显然不曾得到有效的推行。征服者的优越感萦绕在广大官员和人民的心头，足以抵消皇帝圣旨的效力，何况皇帝也未必真的很在意这项政策。太康年间，吴郡人蔡洪举秀才入洛阳，洛阳人对他的评价是：“你是吴楚的人士，亡国之余，有什么特殊才能，敢来接受这样的选拔？”
这样充满地域歧视的文字在史料中俯拾皆是。同样遭到嘲笑的，还有文采风流的陆机、陆云兄弟。而著名的“除三害”故事的主角，勇猛到可以屠虎斩蛟的周处，在西北战场上，可以说是被几个愚蠢的王爷给轻易地玩死了。
出身寒微的陶侃在洛阳时曾被人嘲笑为“小人”，嘲笑者是谁却有两种不同的记载，温雅，抑或是顾荣？事实似乎不难判断，周一良先生这样分析道，温雅来自太原望族，把陶侃视为小人那是理所当然。而顾家虽然是吴中高门，但是在洛阳，顾荣的地位比陶侃又能高到哪里去呢？
一个激愤的说法是：“扬州地区没有担任郎官的人，而荆州的江南部分，竟无人能够到京城任职。”话说得如此绝对自然有些夸张，然而吴人极少能够进入权力中枢，却是事实。
另一方面，朝廷的势力，似乎也难以在吴地扎根。相比而言，蜀地倒是容易治理得多，曹魏与蜀汉固然曾是死敌，但曹操父子崇尚刑名，诸葛亮则是家世相传的法家，因此虽然政权更迭，政策上却仍然体现着一种延续性。
东吴各大家族的名士们在中央越前途无望，也就越发控制住在家乡的权力不能放松。曾经有人向晋武帝建议，派遣年长能干的亲王去东吴坐镇，也许能够改善局面。但事实上，晋武帝所封的吴王司马晏并未到自己的封国去，即使他去了也不会有什么效用，吴王晏患有风疾，几乎丧失了视力，并且被公认为“于武帝诸子中最劣”。
晋武帝曾经感叹，“吴人轻锐”，容易动乱而难以安定。他采取的对策是，让东南六州的将士轮流到江东驻守镇压。当然，这只会加剧吴人的抵触情绪，并且，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比如，到了八王之乱的时候，这项政策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
西晋后期，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决策中夹杂着一个明智的措施，一部分吴人得到了用武之地。但是，要北方士人真正接纳他们，显然还需要时间。
已经没有时间了，随着中原的动荡，滞留在洛阳等待机会的南方人大多数打算回去。于是就有了张翰思念鲈鱼莼菜，而辞官回乡的故事。辛弃疾在他的名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以“尽西风，季鹰归未”这样的句子，表达了对张翰做出这样对国家民族缺乏责任心的选择的委婉批评。然而，这只能是一个宋朝人的想法，在当时，张翰们对这个北方人的政权，还实在难以有太深的感情。
相应地，北方人到南方去，就有很大的心理障碍。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世说新语·言语》）
作为东晋的第一个皇帝，晋元帝司马睿刚到江南的时候却是这样的心态——他对骠骑将军顾荣说道：“寄居在他人的国土上，心里常常感到惭愧。”
当然，身为南方人的顾荣用很有历史高度的回答把问题圆过去了：“臣听说帝王把天下看成自己的家，因此商代王都在耿邑、亳邑等地不断迁移，周武王灭商得到九鼎，也只是搬到洛邑。希望您不要对迁都的事有什么心理障碍。”
但无论如何，在江东，司马睿确实把自己当一个外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小说集有两部，写人的，自然是《世说新语》。志怪的，则是《搜神记》。
《搜神记》的作者干宝，在《世说新语》中也客串出场了一次。
干宝向刘真长叙其《搜神记》，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世说新语·排调》）
董狐是春秋时代的史官，以秉笔直书著称。刘惔称干宝是“鬼之董狐”，固然是玩笑话，但也反映了一点：干宝记了许多鬼怪故事，而他并不是讲着玩，而是像记录历史一样，当真事写下来的。
干宝是汝南新蔡（今属河南）人，《搜神记》里讲的南方故事，不管在今天的人看来多么荒诞不经，当时真能反映北方人的南方印象。
《搜神记》第十二卷里，这类故事比较集中：
秦始皇南征的时候，在南方发现了一种“落头民”。白天，他们看起来除了耳朵大一些，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天一黑，他们的耳朵就扑扇起来，于是头离开了身体，在夜空中飞来飞去。现如今，落头民已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如东吴的朱桓将军，家里有个婢女就是落头民。
江汉流域，有一种“人”。他们有时是人形，和普通人一样从事某种职业，甚至成了国家公务人员，有时却会变成老虎。没有脚后跟的人，或有五个脚趾的虎，其实都是。
临川郡的山间，有一种“刀劳鬼”，它们常常在狂风暴雨的时候出现，发出的声音仿佛是人在吹口哨一样。它能够射击人，被射中的人在片刻后就会身体肿胀，不及时抢救就会中毒而死。
长江的水流里，有一种神秘的动物叫作“蜮”，也叫“短狐”，它能用沙子射人，导致人身体痉挛，头痛发热，甚至死亡。有儒生研究了蜮这个物种的起源，认为是因为南方人不讲究礼法，男女在同一条河里洗澡，女方采取主动而发生了关系，产生的淫乱之气导致了蜮的诞生。
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很多，众多荒诞不经的说法反映着中原人对南方的恐惧。病因纯属脑洞，病情却诚然属实。到南方来，他们太容易被各种稀奇古怪的疾病击倒，一不留神便撒手人寰。
《世说新语》里也有些北方人南来后水土不服的故事，当然风格会写实得多：
蔡司徒渡江，见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向谢仁祖说此事，谢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世说新语·纰漏》）
后来当上司徒的蔡谟，刚到江南时见到蟛蜞，非常高兴。他知道螃蟹有八只脚，两只大钳子，自己所见，自然就是螃蟹了。
于是他命人煮来吃，结果上吐下泻，疲惫不堪，才知道这压根不是螃蟹。
后来他向谢尚（字仁祖）说起这件事，谢尚说：“你《尔雅》读得不熟，差点被《劝学》害死。”
《尔雅》里提到有三种甲壳类动物都是八足二螯，并非都是螃蟹，熟读《尔雅》，自然不会发生这种误会了；《劝学》里提到螃蟹是八足二螯[1]的，你见到八足二螯的生物就以为是螃蟹，几乎就被坑死了。
这是文化人说段子，从科学的角度看却不见得对。蟛蜞未必不可食，但吃了容易腹泻（尤其是夏季）也是事实。蔡谟初来乍到，哪里知道其中的讲究？他也还算是运气好，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若因此一命呜呼，实在也不奇怪。
正因为南方如此神秘而危险，所以对很多中原人来说，不到失去最后一丝希望，他们是不愿意去的。
然而永嘉年间，确实就是无数北方人失去最后一丝希望的时候。
战乱愈演愈烈，胡羯与乱兵的屠刀，在所有人头顶挥舞，同时又发生了空前严重的旱灾与蝗灾，大片农田颗粒无收。留下来没有活路，甚至能否早一刻做出南下的决定，往往就是生死之别。
郭璞是一个学者，也被认为是拥有神秘的预测命运能力的人，《世说新语·术解》里，就讲了好几个关于他的奇异故事。《晋书·郭璞传》记录，郭璞占筮国运，结果投策而叹：“嗟乎！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荒乎！”百姓将会被异族淹没，而我的家乡，将会变成胡人的土地吗？——匈奴祭天处是所谓龙城，未开化的族群生活的地方叫荒服，所以“翦为龙荒”，就是原来的农业区被胡人摧残破坏的意思。
于是郭璞集聚了素有往来的几十个家族向东南地区逃亡。途经江淮之间的庐江郡（郡治在今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市）的时候，郭璞提醒太守胡孟康和自己一起南下。但当时江淮地区还没有被战乱波及，所以胡孟康没有这个打算。
拉一把拉不动，郭璞也就不再拉了，他看中了胡孟康的一个婢女，于是略施小计把人家骗到手就离开了。“后数旬而庐江陷”，几十天后，庐江郡沦陷，本来“江淮清晏”的土地，也变成了尸横遍野人头滚滚的人间地狱。
郭璞早有预谋，所以途中还能这样好整以暇。那些拖到最后关头才下定南下决心的人，一路上的处境就要狼狈得多。
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世说新语·德行》）
邓攸字伯道，平阳襄陵人（今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邓攸早年被举为“灼然二品”，这是九品中正制的标准下的最高评分，后来他的仕途也算顺畅，所以八王之乱的时代，尽管亲身经历着局势一点点窳坏，邓攸也选择留在北方，没有要走的意思。
直到邓攸做了石勒的俘虏，石勒没有像杀掉王衍那样杀掉他，相反对邓攸很不错，任命他做自己的参军，征战时也把他带在身边。但是邓攸无法认同石勒，这时候，对胡羯的恐惧压倒了对南方的恐惧，邓攸才找了个机会，全家逃亡南下。
这就是所谓“邓攸始避难”。
邓攸带在身边的，有自己的儿子和弟弟的儿子邓绥。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保全两个孩子，就抛弃了自己的孩子，带着弟弟的儿子，终于逃过长江。
《世说新语》的记录比较简单。后世流传着更详尽的故事：邓攸觉得弟弟早亡，只有这一个儿子，不能让弟弟绝后，又相信自己将来总能再生儿子的，于是只带弟弟的儿子逃亡。但他的儿子可能也不是很小了，追一天赶了上来。第二天，邓攸把儿子绑在树上，这才离开。
这个细节却有点触目惊心。古人确实往往是把孩子当作父亲的财产看待的，但如此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儿子，也实在过分。所以唐代修《晋书》，记录了这个细节，然后又对邓攸大加批判：
弃子存侄，以义断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预加徽，绝其奔走者乎！斯岂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绝嗣，宜哉！勿谓天道无知，此乃有知矣。（《晋书·邓攸传》）
抛弃儿子保存侄子，为了兄弟之义断了父子之恩，如果确实力不能保全两个孩子，忍痛割舍儿子也是可以的，但何至于把他捆起来，让他走不了呢？这难道是慈父仁人的用心吗？所以邓攸绝嗣，也是活该。不要说天道无知，让邓攸断子绝孙，正是上天有知啊。
后来的学者，对《晋书》这段议论，大都表示支持。不过宋朝刘辰翁说，把儿子捆树上这个情节，是后人讲邓攸保全侄子的故事时，越讲越夸张编出来的，所以他评价此事为“言系者谬，罪系又非”，就是说邓攸捆绑儿子的故事，根本不是事实，批判也就难免是射错了靶子。
鲁迅先生也是这个看法：“邓伯道弃子救侄，想来也不过‘弃’而已矣，昏妄人也必须说他将儿子捆在树上，使他追不上来才肯歇手。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应该说，这个推测是颇有道理的。毕竟，较早的史书如孙盛《晋阳秋》、王隐《晋书》都讲了邓攸的事迹，却没有这个残忍而浮夸的细节，直到《世说新语》也还是没有。它最早见于略晚于《世说新语》的《晋中兴书》，唐修《晋书》这样的正史而采用这一说法，不过以讹传讹罢了。
抛开传言，也许只需要关注这个点：邓攸这样一个上流社会的成功人士，也要在保全儿子还是侄子这个问题上艰难抉择，则一般黎庶的处境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邓攸过江之后，生活条件慢慢恢复，买了一个妾，很喜欢。一年多以后问妾的出身，妾还记得父母的姓名，因为北方大乱，自己沦为市场上的商品。邓攸也因此大受打击，他这才发现，妾的父亲，正是自己的外甥，所以自己无意间做了乱伦的事。邓攸是在意自己名声的人，他因为这件事而懊悔终身，后来也就不再蓄妾了。
按照儒家经典，本有“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的规矩。就算遵从这规矩的人向来并不多，但邓攸对这个妾号称宠爱，却一年多以后才问及她的身世，其实只把对方当作一个玩物，而毫不关心她内心的牵挂与痛苦，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女孩子的命运更是令人神伤：她父亲家能和邓家这样的士族通婚，本来她至少也是小康人家受宠爱的千金，乱世到来之后，她变成商品，变成玩物。玩物就玩物吧，本来好歹可以衣食无忧地活下来了，结果发现，自己曲意逢迎的这个男人，却是自己的舅公。邓攸这样要面子的男人，当然不会再要她做自己的妾了，为了了断这段不名誉的关系，邓攸会逼她自杀吗？《世说新语》里没有写，也许是不关心，也许是不忍言。邓攸自己，倒是只需要“不复畜妾”，就足以宣示自己的忏悔和彰显自己的高尚了。
这自然只是这个乱世里无数悲剧中的一个。根据现代学者估算，在连续不断的灾难之后，当时北方的人口，损失了四分之三。活下来的人们，不论是留在中原还是逃亡南方或者东北还是凉州，很多也失去了太平年景里的良民身份，而沦为强宗大族的奴婢和僮客。
正是在这样的年代里，祖逖和刘琨仿佛乱世狂潮中的两座灯塔，发出微弱但温暖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