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出生前后的热河南部蒙旗社会
在内蒙古近代史上，我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反面人物。从我初给土默特右旗的喇嘛旗官充当“炮手”（卫士），继给热河游击马队的统领、管带担任差官，于一九二一年升为奉军的营长，一九二六年编为热河军的团长，一九三三年跟随东北陆军第十七旅旅长崔兴武投降日本，进犯察北六县，其后又利用“七七”事变前后华北的政治形势，一跃而为伪“蒙古军”总司令达十年之久，抗战胜利以后又投靠蒋介石，参加反革命内战，全国解放前夕，又由台湾返回内蒙西部继续与人民为敌，最后成为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这近四十年的复杂经历，真是臭名昭著。我的反动本质真是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形成的。说来话长，下面先从我的家乡情况，阶级出身谈起。
我于一八九二年七月十一日（光绪十八年壬辰前六月十七日），诞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的一个蒙古小地主家庭。我家居住的村子叫古力古奋（音台）大庙，归热河承德府朝阳县第七区管辖。它位于托牛河东岸，南距朝阳县城一百八十里，北距土默特右旗黑城子王府九十里，从那里往东再走三十里，便是以后划为阜新县的土默特左旗。热河蒙古有好几个部落，分别在两个地方会盟，南为卓索图盟，北为昭乌达盟。清朝光绪初年，这两个盟以辽河上流的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为界。老哈河南岸是农业区，西拉木伦河北岸是牧业区；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的中间地带，大多是半农半牧区。到了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因为各旗相继放星，在设治开鲁、林西、林东、围场、经棚之后，又设治了鲁北（即今扎鲁特旗所在地）和天山两县，因而老哈河北岸基本上也成了农业区，西拉木伦河的北岸也变成了半农半牧区。
卓索图盟由两部和两旗组成。两部是西南的喀喇沁部与东北的土默特部，两旗是土默特部东北的唐古特喀尔喀旗与锡埒图库伦旗。喀喇沁部分为左右中三旗，和古北口北面的长城接壤。土默特部分为左右两旗，和山海关外的柳条边墙毗连。这两部的蒙古人，很早就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影响。土默特部求源于观在的呼和浩特附近，故又称为东土默特部。据说在明朝嘉靖年间，有两家贵族领若一帮奴隶从俺答的统治下逃出，跑到这个临近海滨的高山深沟地带游牧，过起“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掉进饭锅里”的狩猎生活。土默特部于满清入关以前，就投降了满清，被编为左右两翼。
土默特右旗在康熙年间，便有口里的汉人移人。少数是跟着公主、郡主下嫁而来的、称为“八大匠”的北京工匠，多数是贪图高额利润和种地不纳粮而来的山西商贩与山东农民，其中不少人跟蒙古妇女结婚而入了蒙古籍。土默特左右两旗，右旗在左旗西南，紧靠山海关外的锦州、义县和开化更早的喀喇沁部。这个旗在乾隆初年为塔子沟的东境，以后又在该旗的三座塔地方设治了三座塔厅，即后来的朝阳县。朝阳县城里，有一座康熙年间建造的喇嘛庙—朝阳县佑顺寺。在建庙之前，那里就有了直到“九·一八”事变时仍然存在的山西人所开设的“三泰号”商店，故朝阳有“先有三泰号，后有喇嘛庙”的乡谚。可见土默特右旗在距今二百多年前，蒙汉民族就开始杂居了。蒙民里有姓鲍和姓乌两家贵族和姓白、姓高、姓戴等家奴隶。由于他们的祖先来自呼和浩特一带，被当地人称为“真蒙古”；其他姓李、姓王、姓张和姓周等家奴，因为他们的祖先系娶蒙古妇女而入蒙古籍，均被称为“随蒙古”。土默特左旗在右旗东北，和汉族居住的地区，不像右旗那样临近，要晚开化好几十年，所以又称为“蒙古真旗”。
我们古力古奋大庙的李家是“随蒙古”。我的祖先是山东济南府长清县李家庄人，单身跑来土默特右旗给蒙古人种地。后来被主人招为养老女婿，入了蒙古籍，成了“随蒙古”（我父亲曾和朝阳寺村的汉户李家联过宗）。不过，以后我们好几辈子再没有和汉族通过婚，我的祖母、嫂嫂和我的元配女人，都是天足，会说蒙语。
最初移居牧区的汉人，都依附于蒙古人。正如农业地区的少数民族，遭受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一样。游牧地区的汉族人民，也遭受地方民族主义的欺侮。据说，初到牧区的汉人如果不入蒙古籍，可以说动辄获咎，除了砍柴不许越界，牧养不准出圈，并且有蒙古的地瘩流氓，随便闯入汉民家中索要酒食。所以在土默特右旗不只有单身汉入赘蒙家的汉人，也有全家入了蒙古籍的汉户。这是清朝康、雍、乾三朝时的情况。以后由于蒙民掌握了农耕方面的生产技术，奴才不堪贵族压榨，亦有“出旗”逃跑到汉族的村庄，入了汉籍的蒙人和蒙户。在我能记事的时候，热河南部只有蒙汉上层人士在制造民族分裂，一般蒙汉劳动人民，都能相安无事和睦共处。
土默特右旗设治三座塔厅即后来的朝阳县之后，口里的汉人大量涌入。这些汉人的阶级成份非常复杂，不仅有劳动者和商贩，也有匪盗与封建会道门分子，以及逋逃的罪犯与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就是在劳动人民里后来也分成两极：有的成了地主和开设“烧、当两行”的财东；有的成了贫雇中农和手工业者。农民非常封建保守，不像牧民那样轻易流动，在一个地方住久，便产生了“热土难离”的感情。牧民定居下来变成农民以后，也是如此。
民国初年我刚当兵时，开到西喇木伦河以北的林西和开鲁驻防，那里把种籽扔到犁过的地里，不用锄耧就可以生产出“成由打石”的粮食，可是人烟非常稀少。而我的家乡土默特右旗，早把高山变成了梯田，用毛驴驮粪在好多炕大的小面积土地上施肥。据一九二七年调查，朝阳全县的人口已达到六十五万四千余口，绝大部分是汉族农民，不论是“真蒙古”和“随蒙古”，合计起来也不足一万人。此外还有极少数回民。在朝阳县城以南，蒙古人多系土默特左右两旗和喀喇沁部不堪王公贵族压迫的“逃户”。他们改名换姓潜居到汉族的村庄，给汉族地主佣工受苦或饲养牲畜。县城以北凡是川口地方，多系以蒙古人为主的村庄，称为某某营子，山沟里完全是称为孤家子、两家子以及三十家子与五十家子的汉族村庄，表现出一种人稠地窄的状态。
朝阳是热河人口密度最大的一个县，以来自山东的移民占全县人口的多数。这些山东移民把山东的各种风俗，完全搬到土默特左右两旗及敖汉部与奈曼等旗。在热河，朝阳人多好斗勇，特别是朝阳城南羊山、铧子沟、二十家子和松树嘴子一带的农民，表现更加突出。有些人因不满王公、地主的压迫，愤而起事；也有的因贫困无着，散而为匪。尤其朝阳境内尽是大山深沟，牡牛河日夜吼叫，所谓“山高水暴出刁民”和“险固足以自守”，越发成了生长胡匪的窝穴。朝阳县城不只一次被“暴民”和胡匪攻破，故有“久反朝阳”之称。朝阳最初的上匪，是朝阳寺附近头道营子根顿召的几个喇嘛。他们在道光年间便跑到柳条边墙东边的奉天境内抢掠，人称为“马鞑子”。以后回子沟的回民韩三、韩四弟兄，也跟着蒙古喇嘛效尤。到了咸丰初年，就有称为“教人好”的胡匪在朝阳境内出现，开始了绑票。接着关东奉天、吉林的胡匪（内中有科尔沁部白凌阿率领的蒙匪），不断闯入朝阳。朝阳的地主阶级组织起民团，城里的商户设立了铺勇。同时因为土默特右旗和放汉部均发现了金矿，朝阳本地也出现了私开金矿的“金匪”。在英法联军把咸丰皇帝从北京择到热河的那年，有冀东昌黎县秀才柴宝善，鼓动朝阳金场沟的“金匪”李风奎称帝，于阴历二月初二日攻入县城，其母穿戴着戏班的凤冠霞帔招摇过市。与此同时，土默特左旗蒙民因王公差丁过重，由恩合巴图等组织“老头会”进行反抗，将阶级斗争转化成民族仇杀，也进入朝阳县境焚掠。
上述这些都是小的骚动，大的变乱是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金丹道的起义，和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二十家子和铧子沟“联庄”打松树嘴子天主教堂的反帝斗争这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
金丹道起义，发生于敖汉旗，后来波及到喀喇沁和土默特左右旗。朝阳的蒙汉人民称金丹道徒为“学好”，可能是这些道徒仿效胡睡的行径所致。因为关东和热河的胡匪首领多以“好”字为号。如前述成丰年间在朝阳扰乱的“教人好”，以及后来张海鹏部下的王永清叫“天下好”等等。金丹道起义时的政治口号是“灭清扫胡”四个大字。这是由于蒙古王公、旗官压迫汉人，金丹道徒利用这种情况而挑起了事端，聚众攻打放汉旗贝子府。大汉族主义固然能给少数民族带来灾难，一些地方民族上层也极力压榨各族劳动人民。“九·一八”事变以前我在开鲁和林西驻防时，还听说迁入科尔沁草原种地的汉人，一旦发家致富之后，即有被当地的牧主和大喇嘛派人把全家屠杀的危险。巴林左、右旗中间有个蒙古豪强xxx，他住在大草原中间一个单独的大院，到那里投宿的汉族商旅，只要行囊沉重，也有永远失踪的危险。
敖汉贝子兼昭乌达盟盟长府邸被金丹道徒包围烧杀时，唯——逃脱的是他的一个孙子德松坪，人们称为“老德王”（热河人称西苏尼特旗的德穆楚克栋鲁普为“小德王”）。此人于我当丁军官之后，和我变成称兄道弟的朋友。据他亲自和我说：他家居住的上府街北面十五里，有一座东西二百里、南北五十里的大黑山，埋有康熙皇帝嫁给翁牛特部和喀喇沁部的两个公主，所以称为东陵和西陵，蒙古王爷就借此严禁汉人人山砍柴。有一次一个砍柴人被放汉贝子府的兵丁衙役逮捕，用树权插入肛门扔到空中处死。金丹道首领、建吕县医生扬彦春和齐老道等，使以此挑动起民变。他们除烧杀了敖汉贝子府和附近所有的蒙古村庄和人民，并于是年阴历十月十二日，攻入朝阳县城。后经佑顺寺喇嘛潘成连夜骑马跑到锦州告变，由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死于朝鲜平壤的那个左宝贵，率领马步三营军队开到热河始将战乱平定。到锦州搬兵的潘成，就是我曾给充当过“炮手”的罗旺喇嘛的师父，即在热河很出名的周仓喇嘛，拉扯起来还是我的师祖。因为金丹道徒看见蒙古人“格杀勿论”，敖汉部白塔庙出了一个三喇嘛，也因替父报仇，聚众惨杀起汉人来。这样民族间互相仇杀的结果，把敖汉、喀喇沁和土默特的好多蒙古人，都逼得跑到科尔沁部，谓之“跑学好”和“躲学好”。汉人被杀据说有三四万人，双方的财产损失更无法估计。战乱过去以后，朝阳、建昌北部出现了好多无人的村庄。清廷曾发给每人三串朝阳“塔帖”，对蒙古人进行过赈济。我父亲那时扔不开家业，把妇孺们寄藏在山上，他一个人留在村子里看门，钻到灶火的炉坑里面，用头顶起铁锅瞭望外边的动静，他曾看见从敖汉部退往阜新县的“学好”，从我们村边整整过了一天一夜。官兵追了上来，他们发出“逮逮进”和“杀杀杀”的喊声上去包围。因为“学好”们尽拿着土枪刀矛而缺少快枪，最后剩下一万七千多人，都被左宝贵的军队兜围到我们村东一条名叫“寻死沟”的深沟中完全歼灭。
我是“跑学好”的第二年所生，当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掀起反帝斗争时已经九岁。朝阳义和团攻打的是天主教东蒙古教区主教所在地的松树嘴子，那里在朝阳县城东南。朝阳县南北长达七百余里，松树嘴子和二十家子、铧子沟一带，距我家有三百多里，放未被战争波及。朝阳县东南事态闹得很大。铧子沟和二十家子的地主，早已建立起联庄的组织；而松树嘴子的地主武装，有比国神甫给弄来的洋枪，把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势力结合在一起，这两方面经常发生摩擦。当时，铧子沟和二十家子的“联庄”，由朝阳庠生邓云成（字莱峰）领导，在义和团攻打松树嘴子教堂时，“联庄”没有派人直接参加，只供给食宿和借给火枪等武器。就是这样，当天主党从奉天把俄国军队调来，将义和团击退以后，便向松树嘴子以西的蒙汉人民展开了报复性的焚掠。
除火烧永顺寺和云楼寺等蒙汉召庙外，还进入朝阳县城劫狱，沿途奸淫烧杀，无所不为，因此激起朝阳广大蒙汉人民的义愤。天主教徒和俄国兵攻打二十家子时，邓云成叫“联庄”退让，最后天主教徒和俄国兵包围铧子沟时，邓云成才决定抵抗。因为“联庄”那时也有了八厘米快抢，又加民团义愤填膺，在沙皇军队和汉奸洋狗的面前，抵抗得非常英勇，所以铧子沟始终未被攻破。一直从一九〇〇年秋天支持到一九〇一年夏天，由直隶提督马玉昆亲自前来调停才停战。天主教堂斗不过“联庄”，却利用法、比等帝国主义向清廷施加压力，而邓云成表现出地主阶级的投降妥协性，以为事情就此罢休。不料是年初冬，清廷把宋庆的毅军调来，对铧子沟“联庄”按暴民进行了剿除。邓云成和他弟弟邓云祥及儿子等，突围出去跑到柳条边墙的清河门，被追兵杀死，方使松树嘴子的外国神甫消了气，将这一风波结束。
扎鲁特部放垦设治为开鲁县以后，朝阳好多农民都搬到那里种地。我的朋友张秉彝（字子良，朝阳照星沟人），曾任赤峰商埠交涉员和开鲁县长，在那里购买了好多土地，他的儿子张念祖是开鲁的大恶霸地主。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还率领当地的民团，缴过进人东北的苏联红军的武器，得了不少转盘机枪。
朝阳在我出生前后，差不多年年有战乱，因此几乎家家有武器，人人都会骑马打枪。加之当地赌风很盛，到处有赌场，好多青年因为输干要光，逼得当了胡匪。我住的那个第七区，有两班一百二十多人的“京梆子”剧团，春夏秋三季经常在各村巡迴演唱。天不落雨唱“祈雨戏”，天要落雨唱“谢雨戏”，无非是利用庙会聚赌，绅士和军警借给戏班抽价向“宝棚”领钱。至于地主人家，一遇刮风下雨就开局，掌柜的把伙计们的工钱，完全用“宝盒子”扣入自己的腰包。这种现象不仅是朝阳如此，我在经棚驻防时，看到西拉木伦河北岸的乡下，赌风比朝阳还厉害。那里有一个当乡约的刘祥兆，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大地主，也用“宝盒子”和其他方法剥削长工，以致给他受苦的人负债累累，成了他的不吃草料的牛马。朝阳因设治已久，不像北边那样“开放”，但是赌毒和烟毒，可以说遍地皆是。至于各部的蒙古人，用一种染有红白颜色的牛骨头作为赌具，也赌得很凶，以致不少人倾家荡产。热河的锥子山盛产鸦片，共有四五个品种，到了天气上冻时，还割不完烟浆。锥子山的鸦片行销热河各旗县。各旗县也多种植此种毒品，使许多人沾染上不良啫好。民国初年，日本人又从奉天方面给热河输入金丹和吗啡，毒性比鸦片还要强烈。这样赌博添上烟毒，把不少劳动人民胁迫进胡匪里。我家东南八九十里地方，有一座广岭山（亦称翳巫吕山）便成了关东和热河的贼窝。广岭山东是张作霖的老家黑山县；广岭山西有汤玉麟的故乡阜新县骚虎营子。
热河蒙汉人民称胡匪为“要人的”。来源主要是染有烟毒嗜好的劳动人民，不过也有民团中的乡勇和军队中的士兵，以及地主家庭的子弟，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此道的。三五成群的小胡匪，当地人叫做“地蹦子”，他们势孤力单，民团还可以对付；如果遇到立起“字号”的大胡眼，他们能成为几百甚至千余人的伙子，民团便须和他们交朋友，不敢采取敌对态度。热河各县的民团，完全由地主和一部分烧、当两行掌握。朝阳附近的地主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虽然不如西拉木伦河以北以及察绥两省的大地主多，但是差不多都像王英的父亲王同春那样，在家中养有护院的“炮手”。并且他们互相连络勾结，结成很强固的“联庄”组织。“要人的”因他们平日供给械弹和窝藏掩护，必要时，也纷纷前来“帮忙”，成了他们豢养的爪牙羽翼。朝阳的地主阶级结成集团来对抗官府。光绪年间，因为反对成立警察和创办学堂，都跟政府闹过事。民国年间由于反对铲除烟苗，经常把军警赶跑。汤玉麟统治热河时，曾激起朝阳的民变，几乎被羊山和二十家子的“联庄”和红枪会，把他的五弟汤玉书包围歼灭在朝阳县城。
朝阳的汉族“大家”（内蒙西部称大户）都有炮台，中等户也是好多家建有一个围堡。儿是他们对付不了的胡匪，均在里边窝藏。土默特右旗的王府，除了在黑城子经常驻扎着一百多“小队”，王爷收地租的“局子”以及旗官们种地的“青房子”（即窝棚），均有四五十个“炮手”保护。他们和汉族的地主一样，也包庇、收容立有“字号”的胡匪。至于土默特左旗、喀尔喀旗与库伦旗那里的王爷、旗官、牧主以及召庙的大喇嘛，不仅养有“炮手”和交结胡匪，并且和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和内蒙的巴布扎布“宗社党”勾结，受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出过好多亡命徒。民国初年巴布扎布等“蒙匪”，在热、察、绥三省和科尔沁等部造成很大灾难。后来变为我的帮凶的田英（曾任伪蒙古军副师长）和胡宝山（曾任伪蒙古军团长）就是土默特右旗的人。田英于一九一三年参加外蒙军队，到过张北县以北二十里地的白城子。胡宝山在一九一六年巴布扎布战死林西之后，才到热河游击马队当了兵。据他们后来和我说，在这些“蒙匪”里，外蒙古人很少，大都是察哈尔和热河的蒙古人。由于以上原因，所以朝阳一县经常有十儿营官兵驻防。二次直奉战争前，朝阳城里还设立着一个镇守使署。官兵开到朝阳，也不敢过于蛮干和硬剿，必须和民团、胡匪取得妥协，才能够站稳脚步。，因而朝阳是官兵、民团、胡匪联成了一气，像三座大山压在善良百姓的头上。劳动人民不想做俯首贴耳的奴隶，就得挺身当打家劫舍的盗贼。失败的固然要杀头挨枪毙，立住“杆子”的便会升官发财。我就是成长于这样的环境里。
土默特右旗设治为朝阳后，主公、旅官、贵族据有大部分好地，山野完全卖给汉人辟为农田，给一般奴才分配的“户口地”很少。王公、旗官因为放垦时得到好多“荒价”，并且年年能向汉族农民收取“小租”，所以都过着腐化堕落的奢侈生活。贵族拥有大面积土地和好多奴才，也是饱食终日，吸食鸦片，多半活不到大的寿数。特别是王爷，以值班为名常年住在北京，旗下的协理和“堂官”等大肆贪污，因而奴隶们除了遭受官府的苛捐杂税的压榨，经济上还有一层贵族的剥削。在本旗活不下去，出旗逃往外地的很多。土默特右旗的王爷，在北京西城的酱养坊占有一顷地大的一座府邸，里边有楼房假山和可以划船的小湖。日本投降后，“小王爷”沁布道尔济想卖给我，索价竞婴六十万美金。
我们古力古奋大庙，共有一百多户人家，一半是蒙古人，一半是汉人。这五十多家蒙古人里边，姓赵和姓朱的三十多户，都是王爷的奴隶。地里所产的粮食，只够吃半年，缺短的口粮，必须以佣工和经商来换取。故姓赵的开首留人店和杂货铺，姓朱的给汉人和我家揽工。他们都是“穷蒙古”，只负担黑城子王府的差丁（因为从他们身上榨不出油水，只好服劳役）。我们李家由于祖先来自山东，子孙比较善于耕耘土地，收入稍微宽裕一点，故有过念书当了医生的。我父亲从小弯腰曲背，村子里的人，除过因为他舍不得花一文闲钱，给他起了一个“土包子”的外号，通常称他为“李罗锅子”，方圆几十里以内谁也知道。朝阳的土地面积讲“天”，一“天”等于十亩。在生我大哥的时候，我父亲已拥有三十多“天”土地，还有牛马和羊群（四五十只山羊），经常喂着十几口肥猪，还从几家破产的蒙古贵族手里买到一百多串“小租”。我家一面剥削给我们种地的三四个长工和几十个短工，一面也受外边各种势力的压迫、敲诈。
首先干扰我们生产和生活的是一个姓鲍的名叫色楞的贵族。因为他是我们家的“诺颜”（奴隶主），我们是他的奴才，我们姓李的全归他所有。可是他来到古力古畜大庙，不去找我的本家（由于从他们身上榨不出油水），专门吃喝我父亲李罗锅子。色楞台吉住到我家以后，每天须以好酒好肉和鸦片款待，临走时还要拿银钱和烟七，以及捉猪宰羊拉米驮面。那时我家不说土炮火枪，单是快枪已购到三枝。我几次想拿枪把这家伙于掉，可是我父亲不允许。他说：“诺颜杀了奴才可以不偿命，奴才杀了诺颜得满门犯抄。”后来我父亲用两万串朝阳的“街市钱”（每百文折铜钱十六文），以一万七千串的整数，交给色楞台吉做了赎身的价款，用其余贿买黑城子衙门的“档子房”，给发了和色楞台吉永远脱离主奴关系的执照。但色楞台吉仍不断来我家跌皮、要赖，我父亲依然奴颜婢膝地对他表示恭维，一直把这个没有儿女的鳏夫供养到死。
我们由奴才变为“自由民”（达尔罕民）以后，很可以像别家蒙民编入朝阳的汉户，但是我父亲又怕亲戚乡里在背后批评，所以跑到北票山南面八里的下府，给土观活佛仓的喇嘛花钱，领了一张印票，变成了那个召庙的“庙户”。最初土默特右旗的王爷，就住在下府地方。此处在牡牛河西岸，离我家五十多里。土默特右旗王爷修的这个召庙极为宏伟，里边有五百多喇嘛，附近的好地都归庙上所有，土观活佛的收入很大。属于庙上的“庙户”，只给捐献少数香钱即可，土观活佛每年“游旗”到各村给蒙民和他的庙户“净宅”时，也只收取一些随心布施，所以庙户比蒙户负担要轻。虽然这样，但是富裕庙户也得有人给“抗风”，否则仍然有人欺侮，遭受种种压迫。
我父亲已经不会说蒙古话，我母亲会说而不说。我家除了在院子中间有一根喇嘛给立的“玛尼”杆子，生活习惯礼节以及所供的神位和汉族的庄稼人完全一样。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按照蒙古人的风俗，许在本村庙上当喇嘛。后来父母舍不得叫他去，就让我去顶替。我的乳名本来是那孙巴雅尔（长寿的意思），结果叫成了一个三喇嘛。古力古畜大庙在北往开鲁、南到义县的大路中间。我家是该材的首户，修建者院墙很高的大院，过往军队和商旅，都到我家的伙房中投宿。我家有三枝快枪，仅能堵挡“地蹦子”，但是打不了大胡匪，所以只好和他们交朋友。我七八岁时，胡匪经常拉着整车“肉票”在我家打尖住夜，我们杀鸡宰羊，用好酒好饭招待。到了称为“外八营”的直隶练军开到我村驻防，胡匪才绕开了古力古裔大庙。我从小就爱玩枪骑马，并且喜欢和当胡匪与当兵的人接近，听他们讲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因为自己家中有枪有子弹，时常拿到山上打野兔。我十一、二岁时，射击技术就很不错了。我父亲怕我长大后给他生事惹祸，先是以四块银洋的束修把我送到村子里的私塾，念了半年《百家姓》和《三字经》。由于我经常逃学，又叫我带领长工，早起晚睡地做庄稼活，想把我培养成他那样守家过日子的地主。可是，我从小就想到外边广阔的天地去闯荡。我父亲对我没有办法，最后又企图利用女人把我拴住。在我十四岁那年，就给我娶了一个比我大七岁的名叫德力玛的蒙古老婆。
“庙户”不给土默特右旗负担差丁，但是由于我家的土地，大都是向汉族的种地户购买的“粮地”，所以和汉族的地主一样，得给朝阳县衙门交纳田赋，并支应地方上的其它差事。朝阳在宣统以前，各区就成立过名叫义务警察的民团。凡是有地十“天”的担任步警，有地三十“天”以上的担任马警，谓之“步户”和“马户”。我家有地三十多“天”，够上出马警的资格，最初是自备枪马，每年花三百多块银洋雇人到朝阳七区替我大哥当差。我娶过老婆之后，我父亲看见我成天在“外八营”的兵棚子里厮混，并不去田间劳动，索性叫我前去担任“马户”。我当了马警，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每跟小股胡匪作战，老是冲在前边硬打穷迫，发出的子弹讲究必须要“吃肉”，我把杀人当成了儿戏，“地蹦子”们听见我很感头疼。我那时还不叫李守信，按我大哥李君、二哥李臣的顺序、教书先生给我起的官名叫李义。因为打了几个小仗很勇敢，“李义”便在民团、胡匪和官兵中间出了点名。连平顶山庙上的大喇嘛和黑城子衙门的协理，也知道古力古奋大庙的李罗锅子家中出了一个少年“炮手”。我父亲听见这些话以后，当然非常担忧，一面怕我“久走冰滩难免有滑例”的一日，一面怕我跟胡旺结下冤仇给家中招来灾难。因此我当了几年“马户”以后，我父亲又雇人把我替回，以免我在外招风刚祸。
我回到家中，除了当“马户”时交结的朋友，不断前来找我，尤共是“外八营”在我村驻防时，有老板纪小辫部下的一个安大个子（即安静海，又名安占武，朝阳兆星沟人，汤玉麟时代任过经棚县公安局长），这时在朝阳北境当了胡匪，而且立起了“字号”，每次路过古力古裔大庙，总要到我家勾引我去入伙。同时朝阳县的警察、黑城子王府的衙役和过往的军队，路过占力古奋大庙时，因为我家宫裕而无势力，老是连人带马住下大吃二喝，吃饱喝足抹嘴扬长走去。我忍受不下这种窝囊气，好几次想把他们赶跑，被我父亲阻止而未发作。我父亲看见我呆在家中也会生事，又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我到距家十七里的平顶山上去当喇嘛。平顶山庙上的当家大喇嘛姓白，是朝阳佑顺寺外号同仓喇嘛潘成的徒弟。潘成因到锦州搬兵平定金丹教有功，并且和毅军的宋庆、姜桂题、米振标等结交成朋友，后来成了热河的地方绅士。朝阳县官上任，必须先拜望潘成，才能坐隐。他的几个徒弟便借此横行乡里，成了朝阳乡下的恶霸。平顶山庙的白大喇嘛，又名罗旺喇嘛（罗旺是西藏语），我给罗旺喇嘛当徒弟就成了周仓喇嘛的徒孙，我父亲好借以支撑门户。另外罗旺喇嘛收我为徒，并不是给我传授经卷，因为他知道我很会打枪，是托人指名叫我前去给他保镖。我父亲便在我二十一岁那年，让我剃掉辫子到平顶山“出家”，做了成天背着手枪，伺候军官、地主和胡匪头子的蒙古小喇嘛。
平顶山庙是一个只有四十“天”和五十多个喇嘛的穷召庙。可是罗旺喇嘛的声势，却令人侧日。他跟“耍人的”与“官线上的”（内蒙西部称“官面上的）都交往，热河和关东都有他的好朋友。在我们村里驻过防的纪小辫，跟他磕过头；当了胡匪的安大个子与以后给汤玉麟担任热河保安旅长的赵国增，是他的结拜弟兄。罗旺喇嘛背枪的徒弟，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从小出家叫做吉祥的小喇嘛。此外雇有两个厨师，给他炒菜应酬四面八方而来的客人。由我们两个徒弟，从厨房到客房给端茶递水。他白天给“官线上的”洗尘，黑夜给“要人的”接风。有时这两方面的人碰到一起，就分别在两个院子里招待，双方都假装不知道，故发生不了冲突。朝阳、锦州和义县等处的大地主子弟和烧、当两行的伙计，被胡证绑去以后，都得托他给“说票”。他仲裁出“赎价”，如果胡匪不买他的帐，可以调动别的胡匪和官兵去联合剿除。“说票”成功以后，地主和烧、当两行，以上布施和合饭的名义，用金钱、烟土和粮食、牛羊对他进行酬谢。罗旺喇嘛每次出门，都是坐着带串铃的二骡轿车，我和吉祥骑着快马，一前一后限着。我们除了背者一枝八米厘长枪，还挎着一枝德国造“自来得”手枪。朝阳、锦州和义县的商号老板，听见他的申铃轿车从街上走过，多从柜台上出来拱手迎接，称他为“喇嘛爷”。朝阳、锦州和义县的县官出门，也不如他威风。
我给罗旺喇嘛当了二年多“炮手”。在这期间，可以说大开了眼界。不仅跟许多“耍人的”和“官线上的”人混熟，并且知道了不少为匪做官的门径、道路与诀窍。认识到当时的世道，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只要自己有一套“本领”，得到一帮子人的拥护，就可以为所欲为，扬眉吐气。因此我跃跃欲试，很想自己也创立一个“字号”。我那时就懂得了交朋友的重要，用小恩小惠去拢络他们，让他们做为自己的工具。那时候，每年有好多人给庙上上布施和舍饭，但是除了我和吉祥而外，其余的那些小喇嘛，每天早上只有仓里给发一碗米，连老腌菜和大酱都没有。罗旺喇嘛没有客人前来的时候，即到平顶山底下的头道营子，以“回娘家”为名，由吉祥在外边站岗，去和一个蒙占寡妇睡觉。我利用这一空隙，拿枪给小喇嘛们打野兔吃肉，他们当然对我非常拥护。罗旺喇嘛人很聪明。现在回想起来，他总是看见我野心勃勃，恐怕留在身边闯下大的乱子，当我二十三岁那年，说我随便打野兔杀性，不能当佛门弟子，遂婉言把我辞退，并且把我介绍到黑城子王府，给他的朋友、衙门管印的协理富巴什当了“炮手”。
黑城子因为王府修建若一座黑压压的大土城而得名。城里除了王府和衙门，便是王公、仕官所开的商店买卖。城门洞像张大的血口，吮吸若朝阳城北蒙汉人民的精髓。王爷每年夏天从北京回来避署，带着一班京戏艺人在王府享乐，不肯轻易出门，公事全交给这个掌印协理去办理。富巴什在城里有一处大院，里边还套着一个小院，大院中好多奴才给他铡草喂马，推碾围磨，他在小院中和老婆头对头抽大烟。富巴什在城外有四五处“青房子”，土地达好几千“天”，每年收租在万石以上，粮食堆积如山。他除了指挥旗下的“小队”，身边经常有四个“炮手”保护。由他家到衙门只有百十步地，也要乘坐轿车，让我们在前后跟着，做他的“顶马”。他在“档子房”办公时，我们得在门房中呆着。我那时已经长硬翅膀，如何能当这分“穷差”，所以干了三个多月，便把手枪扔给他跑回家中。那年我父亲整整七十岁，我看见他风烛残年，由于我二哥病故终日啼哭，故不忍扔下他远走高飞。到了一九一七年，我父亲七十三岁逝世，我再没有牵挂和管束，翌年我二十七岁时，即被安大个子叫到朝阳的邻县建平，参加了亦官亦匪的热河游击马队。因为安大个子和赵国增等，被熊希龄的同乡张协堂收抚，在那里都当了军官。从此我就跑到外边闯荡江湖，逐渐走上了直接危害人民的反动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