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蒙古军”腐化堕落的情况
“蒙古军”的成分非常复杂。除了后来由锡盟和察哈尔补充了不到两千蒙古奴才与牧民，最早可以说是由热河境内汉族的胡匪、民团、“毅军”和蒙古的马贼、“小队”，“合杆”聚集起来的一锅“大杂烩”。军官多是地主牧主出身，士兵也尽是汉人和蒙古人里边的兵痞土匪，所以军官特别贪婪，非常野蛮。他们全都不愿降低或放弃从前那种吃喝玩乐的生活，并怀着升官发财的目的，跟上我这个穷凶极恶的战争罪犯，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因此“蒙古军”的纪律，只是稍好于哲布尊丹巴和巴布札布的“蒙匪”。至于素质和战斗力，连张作霖率领的“奉军”都不如。他们在察缓两省盘踞了十二年，给蒙汉人民带来历史上少有的灾难。由于里边汉人居多，以及受到日本一定的约束，没有造成民族仇杀，不敢公开的去好淫抢劫，而所干的其它坏事，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我因没有特务组织，常受部下欺骗蒙蔽，并且假装胡涂，好多事情不能认真查究，故这篇资料中所谈的，仅是自己耳闻目睹的一些现象，不是“蒙古军”腐化堕落的全貌，和“蒙古军”的全部罪状。
关于“蒙古军”的腐化堕落情况，应当先从热河境内的胡匪、民团、毅军、马贼、小队以及“察东警备军”谈起，因为“蒙古军”主要是由这些杂牌部队演变而成。在热河，胡匪、民团、毅军、马贼和小队互相转化，并且彼此勾连，以致官兵、匪贼、团队不分，只能以驻防于城市集镇，据守于窝铺烧锅和活动于山野草泽来区别。胡重与马贼尚有一定规矩，否则就无法存在。民团多有家口，亦不好意思欺压乡里；可是胡匪、马贼和民团一旦穿上号褂（军服），变成官兵或小队以后，那就到处横行，比匪贱、民团还坏。这五种不同类型的部队，在热河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按照胡框的黑话来说，叫做“图儿”，于是在大军阀统治底下的大地盘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小地盘。特别是官兵的防区以内，更是各自为政，可以委任县长，戴留税款。民国以来的历任都统和最后的省政府主席汤玉麟，都没有把各种四分五裂的封建局面打乱面统一起来。因此，在小朝廷之下还有不少的土皇帝。一九三三年热河沦陷后，他们害怕被日本人各个击破和分别兼并，多跑到林西跟我“贴杆”（合伙）。我把好些“小杆”合成一伙“大杆”，由一千多人的崔兴武东北军骑兵十七旅，扩充成八千人的“索东警备军”，最后编为“荣古军”的三个“汉师”。至于“蒙古军”的六个“蒙师”，共中从热河来的四、五、六师和“汉师”性质相同，在察北成立的七、八、九师则近乎“蒙匪”，七师后来把绥东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隆的保安队编到里边，成分亦和热河来的三个“汉师”与三个“蒙师”大同小异。因此“蒙古军”既不是军阀的武装，也不是王公的武装，更不同于日寇卵翼下的其他伪军。我和德王以及日本“驻蒙军”军部无法整顿，只好听任它烂了下去，让蒙汉人民跟着遭殃。
拿“汉师”来说，在一九三三年夏天刚编为“察东警备军”的时候，因为大夥儿命运相同，除了给日本人硬打外，再没有其他出路，尚能同舟共济，比较团结，所以先从多伦赶走刘桂党的悍匪，以后又在多伦战败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并且能在多伦城外的善丹河沿岸掘土野营，过了二十多天喝莜面糊糊的艰苦生活。可是把多伦占领以后，他们便出开了“洋相”，主要的表现是第二师师长尹宝山不听我指挥。因为尹宝山在我当兵时，他是担任了毅军的管带，到了“东北军”骑兵十七旅时代，他和我都给崔兴武担任团长，投敌以后我成了司令官，他很不服气。在二次进攻多伦时，他不和刘继广的第一师配合行动。在二次占领多伦以后，日本“关东军”给“察东警备军”装备了——千多枝新枪，我怕剔退下的旧枪，放在衡上被日本人收走，完全隐藏到第二师驻扎的庙仓里边，以备再往大扩充队伍，不料被尹宝山私自卖掉大半。“察东警备军”在多伦盘踞了将近三年，到一九三六年的元且，始进入张北。由于多伦附近是沙漠草原，察北其它县分的大地主，这时都躲进天主教堂里边，可以说没有油水可榨。并且日本人给我们开发的薪饷，都是交通银行钞票，士兵的生活不低于投敌以前。因此除了上述尹宝山私卖武器，以及我用枪械向多伦庙会的喇嘛换了好几件珍贵文物，运到长春送了日本关东军的菱刈大将和小矶参谋长而外，还没有发生其它的重大毛病。尹宝山外号“尹大马棒”，动不动就打兵骂官，团长们对他很有意见。在改编“蒙古军”时，我把刘继广所带的陈锦春、朱恩武与朱子文率领的围场县民团和收抚的刘桂堂的井得泉团，让尹宝山去带，而将尹带的“毅军”旧部，让刘继广去带，香号仍是刘为第一师和尹为第二师，另将刘尹两师里边胡匪的“杆子”拨出，编成王振华的第三师。这样我的三个“汉师”，就分成了“般军”、民团和胡题三种类型。因此“蒙古军”以后以第一师的名誉最好和战斗力最强，成了我的基干部队。尹宝山担任了蒙古军的第二师师长后，仍跟我继续捣蛋，在商都作战前，就和马占山与门炳岳勾通。在他的师部里边，曾窝藏过马占山的二十多个谍报人员，因疏于戒备，受到门炳岳和董其武的猝然包围袭击，如不是我带着第一师和第五师前去解围，几乎全师被歼。他从商都撤往张北时，还如获至宝地用轿车载答门炳岳的一个联络参谋。经我说他：你有本事可以直接去找蒋介石，弄这个崽子干嘛？叫日本人发现，不是给大家都惹麻烦！他才在途中，把那个人打发回去。配合东条师团进攻张家口时，他又以张北南边的坝上没有草料为借口，没得到我的命令，自动把队伍撤到张北。加之他将井得泉和朱子文通得投降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我无法对他遮护迁就，终于被最高顾问田中玖把他微掉。后经德王委为伪德化市的副市长，扔到嘉卜寺去留守。
我从热河进犯察北时，除了我随军带着大小老婆，其他军官的徐属，都集中在林西城内。占领多伦后，全迁移到多伦附近。
一九三六年改编为“蒙古军”，因为三个“蒙师”刚刚成立，并且眼看快要打仗，故都没携带家口；可是“汉师”的眷属，就达到二百多家，还不包括军宫们临时姘度的在内，差不多排长以上的军官全有太太。我感到这是军队最大的拖累。为了准备反正，便把他们集中到多伦附近那个有教堂的榆树沟，并派一个很坚强的团去保护。加上每家眷属都有一个至两个勤务兵跟随，这样是把七八百战斗力量抽走。同时每户平均有一辆三骡轿车，口粮和马干的消耗和两个团差不多。他们住在多伦和榆树沟，由于害怕日本人和西洋传教士，当然是公买公卖，不敢怎样祸害地方。可是队伍进入绥远，这些家眷从多伦到张家口途中，据说把路过的村庄骚扰得非常厉害。以后分散在各个防区和绥包两地的街道上，更成了警察不敢管理的母老虎。当时老百姓对“蒙古军”的太太，都侧目而视。“蒙古军”于一九三七年秋天到一九三九年冬天的全盛时期，官兵不到两万人，眷属发展到一千多家，都过着荒淫腐化的生活，把军官尽逼的喝兵血和贩烟土，将子弟们也弄成流氓恶少。从我的儿子到连长们的儿子，全成了游手好闲、不愿念书的花花公子哥儿。
“蒙古军”由察北分两路，进犯绥包时，山前是我指挥的六个师，山后是德王指挥的三个师，山前的约一万四千人，山后的不足三千人。我因德王的三个师，是由王爷总管和学生率领，恐怕他们在路上吃亏，把我豢养的三百多蒙古马贼，组织了一个别动队，由巴布扎布的旧部胡宝山率领，借给德王调遣，充任了开路先锋。我带的人只在旗下营车站附近打了一仗，便到达归绥以东五十多里的陶卜齐。等了三、四天没有进城，除了因为不敢和日本的酒井师团抢功，主要是知道这些人贼性难改，恐怕入城以后抢掠，给我丢人现眼。好在这次是胜利进军，我的人还没惹出乱子，可是仅仅是人吃马喂，便使沿途的村庄遭了重大兵灾。据说我的军队打尖宿营的地方，都是马料遍地，鸡毛乱飞，一片狼藉。德王带的那三个师，因为胡宝山的马贼，洗劫了武川三眼井的教堂，给他们做出了榜样，除了保护德王的人还遵守纪律，其余虽没随便杀害汉人，但是强奸蒙汉妇女的很多。整个情况是“汉师”跟在日本人后边狐假虎威，“蒙师”以征服者自居，老百姓对于他们都以二日本人看待。因为吃不住那种藤条皮鞭的下马威，和“妈拉巴子”的咋唬，以及宰猪杀羊，索要鸦片，甚至强好妇女，汉族人听见“蒙古军”出动，由村社雇佣的顶命鬼给支应差事；蒙古人听见“蒙古军”过来，留下老姑子接待他们。如果逃跑一空，他们找不到吃喝，那就要用门窗生火，进行报复性的破坏。自从八路军在大青山建立了根据地，“蒙古军”的士兵才不敢三三两两地到乡下滋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方得到了一点保障。
德王恐怕“蒙师”入城以后腐化，主张“汉师”驻防市县，蒙师驻防盟旗，不往一块混搅。我因掌握“汉师”，对此很表赞同。所以把“汉师”放到铁路沿线，将“蒙师”都掏到边缘。这样“汉师”的三个师部，分设于包头、归绥、集宁，团部分设于土默特旗境内各县和绥东的丰镇、凉城。他们驻定不久，便故态复萌，把热河的那一套完全搬到绥远。“蒙师”因为分散在东起乌珠穆沁西至百灵庙这一条线上，形成山高皇帝远的样子，并且不和日本兵在一块驻扎，越发成了拥兵独立的状态。“汉师”改编为“冶安警备队”，“蒙师”由六个师合并为四个师，防区很少变更，于是热河时的那种小的割据局面也在绥远出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比起中国的封建军阀，控制比较严密，他们在各自的圈儿里边，还不敢象在热河时候那样为所欲为。总的来说，因为我上梁不正，影响到下梁全歪，军官都是层层大吃空额，偷卖武器弹药，跟地主伙种鸦片或向村社征收鸦片，包庇商人走私或自己走私。因此大官发了大财，小官发了小财，大官在北平买了房子，小官在绥包买了房子，几乎都染上鸦片嗜好，娶上了姨太太。被社会上的应酬和家庭中的纠纷，弄得神志萎靡，昼夜颠倒，没有心思整饬纪律，缺乏精力训练部队。把兵打发出去号草买料，骚扰讹诈良善人民，他们则钻在围堡里边吞云吐雾，到了城镇地方狂嫖滥赌。自从一九四C年“五原战役”以后，战斗力一天比一天衰弱，跟上日本兵出去扫荡，由于有人给壮胆还能打几下；单独一个连出去，也只能勉强对付傅作义的游杂部队，要是遇见八路军，很难完全走脱。不过具体情况，“蒙师”和“汉师”有别，应当分开叙述，不能一概而论。“汉师”的三个师部，分设在包头、归绥和集宁。这几个地方的日伪的军政单位很多，“蒙古军”很受约束和限制。师长们的主要表现是：刘继广从事政治活动，陈景春倒弄买卖，王振华跟团长们进行勒索。刘继广是毅军旧部，给崔兴武任过副官和团长，他带若第一师驻到包头，被当地的冀鲁籍商人—包头电灯、面粉公司经理赵冠一等包围，怂恿他出来兼任伪包头市的市长，他们可以托庇保护。刘也依靠他们像我在归绥那样，倒贩烟士布匹。因为他有这一经济来源，在包头拒受贿赂，不克扣兵饷，担任了两年多伪市长，还落了个清官的称誉，临走时商界给他送过万民旗伞。由于德王想把我的第一师搞垮，叫刘继广正式担任伪包头市长，刘因为舍不得离开这个水旱码头，便把师长让给了丁其昌，从此转入仕途，由伪包头市长而升了伪蒙政府的最高检察厅长和伪大同与宣化两省的省长。继任第一师的师长丁其昌和郭秀珠都是我的心腹。丁接任不久即被德王调到伪蒙政府担任治安部长，郭改编为“治安警备队”以后仍在包头驻防，到日本快投降的时候，才开到宣化附近对抗赤城、龙关一带的八路军。他们两个人系行伍出身。丁是崔兴武收降的刘山胜部下，郭在热河时给我担任连长，所以他们在热河时就不懂邪门歪道，来到包头还由我给津贴花费，因而把第一师的名誉保持得较好，老百姓对这个师的印象不太恶劣。
第二师从察北向绥远窜犯的时候，即把师长更换为陈景春。陈原来是网场县的大地主，和姚景川有亲戚关系，先是带着民团参加了“国民军”，后来才参加了“奉军”。他外号“土豆”，可是心眼很多，并且社会关系复杂。我因为他不太可靠，便让他的师部设在归绥，以便对他就近监督。陈景春在归绥驻防期间，除了贩运烟土，还通过天主教的中国神甫白祥，同后套的傅作义与姚景川勾扯，曾卖给天主堂六万发子弹，怕我进行追究，送了我一个法制的短破收膏机。他的家底本来就很厚，担任了面长越发钱参了，在北平买了十儿处房子，还婆了个三太太。此人非常者啬，因为合不得给日本人送礼，顾问、教官常习难他。他看着某不下去，便把师长让给团长朱思武，向德王弄了一个伪蒙政府的参议，到北平做了寓公。这时尹宝出也在北平窝居，他们不甘寂宽，和国民党好几方面的特工人员来往，致被日本宪兵扣到张家口管抑审询。经我花钱托人，才把他们营救出狱。尹宝山跑到丁共昌家中吃了一顿干饼，将胃部撑坏，送至北平的德国医院治疗，得知三太太于他被捕期间，把林西窝铺和烧锅的财产都倒贴了所恋的情夫，因生气崩裂肚肠而死。陈景春出狱后在北平当小商小贩，每天从前门外贩一人力车面粉，到东城什锦花园一带出售，赚下的钱除了他能吃一顿饺子王的饺子，还能买回全家的小米窝头。家里的人过不下这种艰苦生活，三太太跑到外边搭捞嫖客，两个扎吗啡针的儿子偷他的东西，家务事搞成一塌胡涂。北平解放以后，他和朱恩武畏罪跑到南方，我和他们在上海见了一面，以后即不知下落。
第三师师长王振华，原任崔兴武东北军骑兵十七旅的少校参谋。在那种队伍里边，干副差事的人根本捞不到什么，所以王在热河时期非常勤苦。可是我把他逐步提升为师长后，便渐渐走向腐化堕落。第三师师部设在集宁，当地不是繁华的商业城市，环境引诱不太厉害。加之他是讲武堂毕业，我叫他担任师长是为了搞好部队，他也不好意思胡作非为。无奈他娶了一个小老婆，还带来一个小姨子，姐妹两个把裁缝叫到公馆里边，不停息地缝制新衣；他的父母和儿子，听见他升了师长，也从辽宁老家跑来，要当老太爷和大少爷。他因为既不敢贪污，也不会经商，只好拿上给父亲过寿与给儿子结婚，让底下的团长、连长进贡，叫集宁的商人送礼，弄得被部下小瞧，街面上对他也议论纷纷。他的团长慕新亚就是由于他勒索过甚，于一九三八年夏天把队伍带到马占山那里。经我给维持未被“驻蒙军”军部追究，但在部队中丧失了威信，干到一九三九年冬天，因跟跑到后套的蒋金安（曾任伪开鲁县长）通信，被撤去职务。我叫他到我张家口的家中住闲，以便再给他安排其它工作，让丁其昌劝他不要心灰意懒，家里的生活由我给担负。这样他越发感到对不起我。并且听说他家里的大太太行为不好，因为他在外边娶了小老婆，竞和他父亲乱搞起男女关系；于是写下三封遗书，一封骂日本人，一封骂他父亲，一封向我告别，趁人不注意，用手枪自杀于我客室里边。他死在半夜，我打发人找不见他的儿子，原来这个小家伙正在妓院中宿娼，第二天下午才跑来收尸。
“汉师”的师长们是以上所述的那种样子。团长们因多在外县驻防，离日本驻军和我很远，更是肆无忌惮，胡作非为。连日本人和德王委任的县长，也不敢得罪他们，恐怕把他们逼到抗战部队那边，临走时将自己杀害。所以他们和地主伙种鸦片，“土业组合”不敢收购，他们包庇商人走私，伪警察不敢检查。当班长的都有姘头，士兵吸食鸦片的骤增。凉城和清水河城里，有两个士绅人家的女子是师范毕业生，在学校中教书，被慕新亚和安恩达先后用武力强娶去做妾。蒙古军初到绥远的时候，“汉师”每一个团有六百多战斗兵，以后每团剩下三四百人，并且战斗力衰退，没有了在察北时的那种劲头，老兵都退伍做了小买卖。门树槐有一次在绥南和马占山的军队作战，由于警戒疏忽，被敌人摸营活捉而去，带过黄河送到府谷的哈拉寨，受了一个阶段的优待，放回做策反工作。我仍叫他担任团长，因为我知道连长们都舍不得离开蒙疆，不肯跟上他过河去啃小米。“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后，共分三个集团，以大队为单位，大队长们都不听集团长的话，跟我更成了藕断丝连的关系。部队的军纪和官兵的作风，完全堕落到伪警察的那种样子。留在绥远的几个大队，以后归还蒙古军建制和改编为国民党的十路军，他们于日本投降和解放战争初期，是在立功赎罪的情况之下，才参加傅作义部在归绥和包头打了两次硬仗。
关于“蒙师”的腐化堕落情况：我带的那三个师，来到绥远一年多，即把兵抽回热河，并且除了四师驻在包头黄河南岸，五师和六师是在四子王旗与察北驻防，故没有糟糕到“汉师”那种地步，以后四师和六师合并，跟五师都驻到锡盟和察哈尔部各旗，由德王给补充了锡盟的新兵，我对他们不加过问，对他们的军纪风纪不太了解。只知韩凤楼和脑门达赉这两个师长，因为在草地横行霸道，和锡盟伪盟长松津旺楚克摩擦很深。松王向我说过他们的坏话。几个团长弄下钱，都到张家口挥霍。有一个汉名叫郭景春的团长，由于赌博把军饷输干，还在张家口的花园旅馆，把锡盟某旗王爷的房间撬开，偷过人家刚领下的皮毛牲畜价款。第七师来到绥远后，叩把番号给了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隆，原先穆克登宝所带的兵，都拨给八、九两师里边。达密凌苏隆是绥东的坐地虎，和当地的许多大地主磕头结拜，跟民团土眼都有连络，石玉山便是他的干儿。他的兵平日都回家务农，到了有事时才往起召集。他领若蒙古军两千多人的饷，实际能号召起五六千人。在第七师的防区以内，蒙汉如同一家人，国民党的杂牌部队为了托庇保护，都不敢破达密凌苏隆的圈儿，因而日军不去扫荡，伪警察也不敢进去敲诈勒索。达密凌苏隆为了永远保持他在正黄旗的统治地位，除了吃喝军饷，不像“蒙古军”的“汉师”及其它“蒙师”那样纵兵殃民，老百姓比较能够安居乐业。他不敢把事情做绝。五原战役后，即把他的儿子打发到后套，住了傅作义的干部训练班。达密凌苏隆一直保持着耗子不离墙根和兔儿不吃窝边草的原则，很会应付环境，所以他的防区太平无事，农牧业没有受到很大的摧残破坏。
第八师在师长扎青扎布未死前，一直在武川县驻防。包海明的第九师，长期据守着百灵庙。第八师向武川各村征要鸦片，九师向绥远到新疆的商人收税，扎青扎布和包海明以及他们的团长，经常来归绥在乌古廷家中聚赌。乌收他们的“头儿钱”，并且借上他们的款项，作为他六弟乌老四做投机倒把的资本，从绥远往北平贩运鸦片。扎青扎布因经常和八路军与鄂友三的人打仗，还不敢怎样脱离部队。包海明由于百灵庙附近无事，三月两月地住在归绥不返防地。八、九两师的兵也是由锡盟和察哈尔部征来，他们在家里都是过着每天一把炒米和两碗荞面糊糊的悲惨生活，初人伍时全似些饿殍，连一个钟头的出操时间都支撑不下去；可是用白面和羊肉养壮以后，便在那种部队里边，把兵痞和马贼的各种坏毛病，全活染在身上，由柔软的绵羊，变成凶恶的狼狗。遇见蒙汉老乡，都要起王爷和旗官手下的那些豪奴恶仆的威风，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背着军官还强奸妇女。因此除了染上鸦片烟瘾，并患有花柳性病，军风纪比热河来的蒙古兵还要坏的令人发指。乌力吉敖喜尔接第九师师长时，这个师已被包海明带的剩下五、六百人。他到了百灵庙，看见士兵都卧床不起，打来电话问我怎么办？日本顾问要按时疫处理，我给配了六包烟土的戒烟药丸，弄去好儿箱德国狮牌“六〇六”药针，很快就把他们的病给治好，大部离开了病床。傅作义不知“蒙古军”的底细，要是知道的话，只派一个团，就可以把这个师解决。
“蒙古军”总司令部的直属部队，以炮兵大队的纪律较好，通迅队和警卫队都分驻在商号的店院里边，把商人骚害得敢怒而不敢言。宪兵队受日本特务机关的领导，它和日本宪兵队，是当时归绥的两座阎王殿，官兵都因捕人、押人和打人而发了大财。至于总司令部的官佐，汉族处长都是毅军和东北军里边的老幕僚，他们胆小怡事，相当循规蹈矩。例如军械处长纪树勋，从毅军时就经管了械弹，可以说几十年来没敢卖过一枪一弹，所以后来德王慕名把他调到伪蒙疆银行，照管了张家口的金库。他的老婆染上鸦片嗜好，有一次到北平探亲，在小脚里边裹了几个过瘾的烟泡，都被西直门的女警察抖开袋脚条子搜出。我的师团连长们在火车上运毒，都是一手拿着护照，一手持着叫起机头的手枪，铁路警察不敢盘查，日本宪兵在火车上遇见他们，也不敢得罪。纪树勋因为没这种气势和其它门路，才让老婆给丢丑。蒙古官佐就不像纪树勋那样窝囊，都是见钱就抓，领了日本顾问的机密费，也敢领马汉三的军统特务津贴。副官处长张启祥在他家里聚赌，怕日本宪兵队前去干扰，竞异想天开，跑到我的外院设开了赌局，把归绥的大商人叫去赌博，因为分配“头儿钱”发生冲突，和我的儿个贴身副官吵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才知道他们搞此勾当。
我的亲信爪牙，除了十几个不离左右的随从副官和卫士，还有一个警卫队，以及不列入编制的三百多蒙古“马贼”。这三百多“马贼”进入归绥后，我完全把他们介绍到当地和外县的“俱乐部”里边去鬼混。由于他们在里边吃好汉股子，一切地痞流氓都不敢去捣乱。我的兵换上便衣进里边赌钱，亦不好意思跌皮要赖，因此“俱乐部”的秩序得以维持，而不少良民子弟却跟着破了产。由于人们赌尽输光，逼得上吊、跳井的很多。我因他们的名声太坏，先把他们的头领胡宝山打发到察北的宝昌县，叫他远离我赌博，不久胡病死于宝昌。其余的人在日本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时，“驻蒙军”军都让“蒙古军”派遣骑兵前往，我就把他们交给宝仲山连长率领，开到山东去执行“三光政策”，后来被八路军打死，一个也没有跑回归绥。我的警卫队在城里不敢讹诈，却跑到近郊的乡下随便勒索。从包头返回归绥不久，在一九三八年的春节前，有三个兵跑到茂林太村要猪，引起当地老乡的愤恨，把他们灌醉解除武装，全扔到大黑河的冰窟里边。天暖发现尸首，警卫队长张国治把茂林太村包围，将该村村长和地主都扣回归绥。我为了收买民心，没有加以深究，拿出三千元给了死者的家属，让伪厚和市市长贺秉温把扣捕的人领走。不料到了一九四五年春天，宝贵廷担任了参谋长，把警卫队扩充成警卫团，让我的侄儿李景阳担任了团长，乘我离开归绥到了张家口，他们两个把旧事重提，又将茂林太的村长、地主扣起，全村摊款才赎保开释。不知宝贵廷弄了人家多少钱，我的侄儿向我承认弄了人家三条黄金，气得我骂他：老子祸害绥远八年，只买了这一点点人心，也被你们给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