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德王如何操纵“蒙古军”
德王认为“蒙古军”是为伪蒙政权服务的工具，并把“蒙古军”当成他的“王家”军队。“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虽然他已不兼任“蒙古军”的总司令，但是仍以伪政府主席的身份，过间“蒙古军“的各种事务。归纳起来他是用安插文人、培养新人、笼络旧人和排除汉人的四种手段，企图把我的兵权完全夺去，由他来操纵一切。关于这些方面，都得到日本“驻蒙军”军部的支持，所以我战胜不了他们的联合进攻，终于节节败退，在乌古廷的参谋长被撤职以前，很长时期我成了有职无权的光杆司令。日本“驻蒙军”军部，并不是真正支持德王，而是利用他和我的矛盾，故意挑拨离间，好把“蒙古军”由他们抓起来。结果只能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德王的好多想法，也都完全落了空。
首先，德王本身就是一个封建王公里边的文人。他爬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了一时的风云人物，不是用枪杆子打起来的，而是由蒙古人里边的部分念书人给捧起来的。他是打着“团结蒙古各阶层共赴国难”的招牌和喊出“民族复兴”与“民族自治”的口号，才产生了百灵庙的“荣政会”，以及自此而演变成了伪蒙政权。德王的家乡锡林郭勒盟及其附近的察哈尔部人材不多，尤其锡盟的王公贵族子弟，很少有人读书。一般牧民被王公贵族折磨成牛马，过着非常落后而悲惨的游牧生活。以后“蒙古军”从锡盟征了一千多名新兵，从中连一个班长都挑选不出来。至于德王的亲信—补音达赖和卓特巴扎布，虽然一个曾任过苏尼特右旗“乌滂守备队”的队宫，一个曾任过察哈尔部十二旗群的保安长官，但是都没有战斗经验，谈不到能带兵打仗。因而德王无论搞什么名堂，全得仰仗“东蒙”方面的人，特别是那些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他在“蒙古军”安插的文人，多是从日本士子所把持。除了第七师是察哈尔部的团体和一、二、三，三个“汉师”改为“治安警备队”外，从总司令部到五师、六师、（把四师合并在内）和九师（把八师合并在内），校级以上的军官多是住过汉族学校或日本学校的喀喇沁部与科尔沁部文人，只是连排长里边有“小队”和马贼出身的武夫。这些“东蒙”的知识分子，在摆架子和说大话方面，比起“察蒙”和“绥蒙”的土包子王公总管当然要高出一筹；谈到攻城掠地和那些王公总管同样不学无术，没有一个具备军人的胆识，够上军人的资格。因为他们都是官僚地主或贵族家庭的纨绔子弟，到军官学校受训是为了镀金。不论日本人、蒋介石、张作霖均对他们特别优待，没有经过怎样的操练，便把文凭弄到手中。出来散事又赶上蒙古人“吃香”的机会，多半未下过连队便以政治关系而连升三级，成了中级军官与高级将领，因此，平日很会装腔作势，一打仗就丢人现眼。我最瞧不起他们，德王却把他们当成中流砥柱。
别人的历史我不太清楚，拿“蒙古军”先后两个参谋长乌古廷和宝贵廷来说，一个是我的磕头兄弟，一个是我的小男子，他们两个人的出身，我可以说完全明白。乌古廷的父亲在外蒙当过小官。宝贵廷是没落的贵族，先给我充当文书上士。他两个在东北讲武堂同期毕业，一出学校便被汤玉麟聘为少校副官。一九三三年热河沦陷后，汤玉麟退到察北众叛亲离，乌古廷到多伦找我，宝贵延去百灵庙投奔德王，都是在“此地无珠砂，红土也为贵”的情况下，飞黄腾达起来的。由于我在林西有两千多蒙古兵留守，派鸟古延前去照料，不料他把这些人拐给巴特玛拉布坦，才担任了伪满“兴安西省”的代理警备司令官。由于韩凤林被蒋介石派人暗杀，引起德王对黄埔和中央军校出身的蒙古人怀疑。宝贵廷以东北讲武堂毕业和汤玉朝旧部这两张“虎牌”，代理了“蒙政会”的保安总队长。他们两个人加人军队，都没有当过尉官，并且从一九三三年春到一九三六年夏，三年光景，也未打过仗，便一跃而升为中将参谋长和少将师长。至于德王安插在“蒙古军”的其他蒙古文人，越发等而次之，尽是些“头重脚轻根底浅”，“咀尖皮厚腹中空”的货色。以致把队伍搞成乱七八糟，大都给日本人和蒋介石充当了特务。
我在察北的时候，就看到这一些蒙古人，成事不足，坏事有余。总司令部各处除了副官处负责交际联络由张启祥担任处长而外，其余都由我从张连同和雀兴武手下接过来的“毅军”和“东北军”的汉族老幕僚担任处长。从张北往绥远开拔以前，感到我在嘉卜寺的“蒙古军政府”时期有点过于跋扈，既然称为“蒙古军”，不能不培养蒙古干部，并且为了表示真诚和德王合作，和团结属于我的四、五、六，三个“蒙师”，便放宽了尺度，不再采取关门政策。例如第六师师长宝音乌勒吉原系活佛，听见打仗害怕牺牲而辞了职，德王给我推荐了五、六个蒙古青年军官，让我选拔一个去带领第六师，我便挑用“乌涝守备队”干训班培养出来的乌云飞。我挑乌云飞的原因，是由于他虽系干训班出身，但在给德王训练警卫团时很有一套办法，并且因为自己的牌子不亮，不像中央军校或东北讲武堂毕业的那样趾高气扬，处理事情相当踏实，稳重。德王看不出这些优点，被我发现加以重用，在开赴商都为第二师尹宝山解围时，队伍指挥得很好。我在提升乌云飞的同时，还把德三从百灵庙和多伦带过来的不少“东蒙”学生，也吸收到总司令部各处，担任科长一类的职务。如以后因给马汉三架设电台被枪决了的武钧玉，他先跟包悦卿在百灵庙工作，在多伦时参加了第八师，到张北以后担任了总司令部参谋处的情报科科长。我在归绥就职“蒙古军”总司令后，决定和德王平分秋色。一、二、三三个“汉师”归我，七、八、九三个“蒙师”归他；总司令部和四、五、六三个“蒙师”里边，蒙汉干部参半。这样我一开方便之门，德王的代理人乌古廷，一股劲地往里安插人，连普通学校毕业的“东蒙”学生也当了军官。先是四、五、六师的兵被抽回伪满，官尽让他们当了。后来一、二、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总司令部里边的汉人也所剩无几了。这些“东蒙”来的知识分子大都亲日捧德，和我投敌与参加伪蒙政权一样，并不是为了复兴蒙古民族，纯粹是搞政治投机。尤其“东蒙”的这帮文人，从小差不多都过着由蒙古奴才或汉族佃户供养的富裕生活，并且在“奉军”统治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环境中长大，出了学校更是一帆风顺，因而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少年得志，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所以得陇望蜀，完全为自己升官发财，钻营奔走，并不是给德王忠心耿耿地服务。
早在一九三五年春，德王派宝贵延到多伦跟我联络时，就由多伦坐上飞机偷到长春，瞒过德王跟日本人搭上关系。一九三六年夏天，德王派他回热河搬兵，临走以前德王曾许过他把人带来，让他担任德所兼的第二军长。他打上我的旗号，很快就集合起六千多人，自恃非常有功，因而由警卫闭长升为第四师长。但仍不满足，非叫德王把第二军军长让给他不可。德只不过说了一句话，怎能把他和我并列到一起呢？因而宝责廷老羞成怒，曾受最高顾问田中玖鼓动，想在嘉卜寺发动政变，刺杀德王。宝贵延到了绥远，他的第四师先在包头黄河以南的大树湾驻防，没有多久便和马汉三搭上关系，包庇一个姓刘的军统特务，在大树湾架设电台，并且把马的大批特工人员，都由他把守的渡口，放进伪蒙各地。后来他的兵被抽回热河，我和德王又给他补了一千多人。但由于他克扣兵饷和指挥不了战斗，逃跑伤亡了大半，不得不跟第六师合并，他跑回总司令部担任了教育部的部长。由于他善于逢迎欺哄最高顾问小仓，争取得到日本人的更进一步的信任，在乌古廷被撤职之后，又由教育部长升任了参谋长。
至于乌古廷这个人，也是在亲日和捧德的姿态之下，图谋发展自己，并且和他的大兄哥吴鹤龄，想望实际掌握伪蒙的军政大权，已经树立起派系。此外，他把他的本家乌力吉敖喜尔任命为参谋处长，以后征得我的同意，又把乌力吉放喜尔提升为第九师的师长，就是打算通过乌力吉放喜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秘密进行联络，准备日本失败之后，领上“蒙古军”投靠外蒙，和蒋介石讨价还价，使自己立于永不失败之地位。他在“蒙古军”参谋长任内，除了叫他老六乌臻瑞倒贩烟土，并把师长们召到家中聚赌抽头，还接收师长和团长们的礼物。由于上行下效，军官都纵兵殃民，幕位人员全领日本人或蒋介石的津贴，甚至担任双份儿特务。德王“蒙师”的军纪，比我的“汉师”还坏。“汉师”的军官虽多出身于胡匪，还遵守绿林中的各种规矩，“蒙师”的军官连“盗亦有道”的道理都不懂，一味无法无天地蛮干胡闱。谈到打仗，真是不堪一击。所以“五原战役”时，跑到后套大大丢人现眼。日本投降时，完全被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解决。后来宝贵廷带着“十路军能在解放军的围攻中，替傅作义和董其武守归绥，因为“十路军”是由“汉师”的第一师和第二师编成，这两次战斗很少有蒙古人参加。
德王对于上述情况，并不是熟视无睹的。无奈“察蒙”连这些料都没有，只好用“东蒙”的文人。他很注意培养新人。乌滂守备队”虽讹有三、五百人，就附设了干部训练班，聘黄埔军校出身的云继先等给他训练学生。到了归绥以后，他知道“东蒙”的文人很不可靠，便向日本人提出要求，给“蒙古军”成立军官学校。日本人本来不打算壮大“蒙古军”，可是为了应付德王，需要把蒙古的青少年，经过日本教官亲手训练，给他们灌输武士道的精神，培养为极端的亲日分子，所以不只同意给“蒙古军”成立军宫学校，并且还给“蒙古军”成立了“蒙古军幼年子弟学校”、“蒙古军人后援会”和“蒙古军病院”等机构，显示很重视“蒙古军”的样子。除幼年子弟学校设在德王的西苏尼特旗，其余机构都设在归绥。“蒙古军人后援会”还附属有恤兵院、新村、牧场和小学等组织，以安插日本的退役军人和蒙古人里边的亲日派。
我因为没有长治久安的打算，对于成立军官学校，以及搞其它名堂，很不感兴趣。故叫德王的人前去主持。军官学校先由脑门达赉担任校长，因为日本人和德王都想抓这个教育机关，后来脑门达贵和乌云飞对调工作。乌担任校长不久，由于里边是日本教官主权，他很受压迫。结果被挤到伪政府的参议府。最后把留日士官学校毕业的包海明。从第九师调回担任校长，一直到日本投降。“蒙古军”军官学校于一九四三年毕业了第一期学生，完全中了日本人的思想毒素，分配到各师中没有起多大作用，大都给日本顾问教官充当了特务。“蒙古军”已经腐烂成千疮百孔，即使注入新的血液，也无济于事，德王在这一方面又宣告失败。
德王于一九三八年夏，还仿照蒋介石在庐山设立训练班的形式，把六个“蒙师”的师长和一部分团长，调到西苏尼特旗王府集训，听他宜讲复兴蒙古民族的大道理，并让他们体验当年成吉思汗远征欧亚大陆时的那种军营生活。我知道他舍不得花钱，建议他要给军官们吃好，因为他的王府条件很差，尽给人吃膻腥的干肉。师长们养尊处优惯了，团长们也完全腐化，恐怕他们受不了那种艰苦生活，会对集训发生反感。果然没有出我所料，前去集训的人回来都怨气冲天，说德王不通人情，把他们折磨得够呛，几乎饿坏、瘾死，全向我摇头咧咀。德王的想法非常天真又愚腐，不作调查研究。他认不清楚宝贵廷一直在要他。伊恒额是朝我而来，达密凌苏隆老好巨滑，扎青扎布跟他素无瓜葛，包海明极端亲日，除了乌云飞而外，他的那一套谬论，对于这些人都格格不入。他恐怕引起日本人的更大怀疑，所以只办了一期即行作罢。不作我们从这一件事上，可以看出德王为操纵“蒙古军”，确是想尽各种方法，煞费了苦心的。
关于德王笼络旧人，是和排挤汉人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笼络旧人系一种手段，排挤汉人才是他的目的。凡是在察北参加了伪蒙政权的文官武将，德王均以老部下视之；对于我手下的汉族军官，也说是他的“有功之臣”他用明升嗜降的办法，把我第一师的两个师长刘继广和丁其昌调为文官，第二师的两个师长尹宝山和陈景春被撤和辞职以后，亦被他聘到伪蒙政府充任参议，以示不忘旧人。另外有一个曾给崔兴武和我担任过驻热河承德办事处处长的李树声，因为“蒙古军”进驻到归绥，李在热河无事可办，便跑到归绥找我另谋其他工作。德王知道此人很有才干，并且通过李能笼络我的部下，他怕我安插在“蒙古军”里边，以总参议一类的名义代替乌古廷，于是在李来到归绥没有几天，便被德王捷足先登聘为伪蒙政府的参议，并介绍李树声和马汉三认识。伪蒙政府改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由归绥迁移到张家口以后，德王又任李树声为张家口特别市市长，最后提升为“大同省”省长。所有这些都说明德王用偷梁换柱的手段，把我的人材排除出去，而将我的台子拆卸，他好完全主宰“蒙古军”这文武装力量。
德王看到我的三个“蒙师”的兵被伪满方面要走，三个“汉师”改编了“治安警备队”，总司令部各处和炮兵大队仍由我的人把持，他的代理人乌古廷依然有职无权，于“五原战役”后，建议日本“驻蒙军”军部，在总司令部八大处之上，又设了参谋，教育和总务三个部。并强调部长由蒙古人担任，决定让南京中央军校出身的姚长清代理参谋部部长，调第四师师长宝贵廷为教育部部长，提升炮兵大队长郭勒明色为总务部长。我的几个汉族处长，便在总司令部中无法存留，参谋处处长郭光举被我举荐到“治安警备队”担任了第一集团长；军需处处长崔景岚和军械处处长纪树勋都被德王调走，一个继李树声任了张家口特别市市长，一个派到“蒙疆银行”总行，管理了金库。我在总司令部的人，只剩下军医兽医一类蒙古人代替不了的官佐。
“蒙古军”的炮兵大队，相当于傅作义的三个炮兵团。我对于该大队的四五十门野炮、山炮，可以说爱如生命。最初由丁其昌任炮兵大队大队长。丁其昌继刘继广担任了第一师师长，我又派郭勒明色接了丁的职务，不叫倾向德王的人掌握。郭勒明色是我在多伦时代收留下的一个察哈尔部蒙古人。他在卓特巴扎布到百灵庙担任“蒙政会”委员的时候，就带着二百多骑兵，参加了我的“察东警备军”，故不属于德王的派系。提升郭勒明色担任总务部长，是德王想叫乌古廷掌握炮兵大队。他们说郭勒明色是外行，指挥不了炮兵。我便推荐第五师副师长、前总司令部副官长张启祥，接替了郭勒明色的炮兵大队长。因为张启祥既是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