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蒙古军”成立初期的情况
（一）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德王在西乌珠穆沁索王（索特诺木拉布坦）府举行第一次荣古大会时，事先他并没有把我叫到西苏尼特商量，也未派人来张北征求我的意见；只是在开会的前两天，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通知我前去参加。他说：“这次会议决定建立你们蒙古的政权，你应当同我一决儿去出席。”第二天他和我坐上飞机，飞了两个多钟头到达了西乌珠穆沁。同行的还有金永昌和新产生的伪“察哈尔盟”盟长卓世海以及察哈尔的两个旗的总管（特达海与鲍总管）共六人。到了西乌珠穆沁，他们住在王府里边，我和田中玖被招待在王府西边五里地方该旗协理胡图龙嘎的家中，将我们和出席此次会议的其他人隔开。从这些情况看，大会好像把我按外宾看待，故我也以旁观者的心情，来对待这一“降重”会议。
会议举行了三天。会址设于一个特大的蒙古包里边，内中可以容纳二百多人，正中悬挂着成吉思汗的遗像，转园圈都摆着桌子，以显示民主的形式。锡林郭勒盟十个旗的札萨克和察哈尔部的十二个旗群的总管，都出席了大会。绥远乌、伊两盟的礼萨克和土默特旗的总管，因在傅作义的控制下，多数避嫌没敢前来，但均派仕官充当代表。由于是一次秘密会议，如乌盟四子王旗的潘王、达尔罕旗云王（云端旺楚克）的侄子沙贝子，中公旗巴王的儿子林贝子以及伊盟杭锦旗的阿王（阿拉布坦）还是从绥远偷偷地跑来了。其余参加会议的，便是从百灵庙“蒙政会”过来的那一帮班底。黑压压地坐满一堂，空气感到非常闷热。
这次会议是由西乌珠穆沁札萨克兼锡林郭勒盟盟长索特诺木拉布坦担任主席，德王担任秘书长。素王的左边坐著有王爵的札萨克，右首紧靠他的是德王和我与田中玖，察哈尔部十二个旗群的总管，也和其它盟旗的札萨克坐于上席（主席台）上面。这是过去没有先例的，他们感到特别光荣。德王的桌子对面坐着吴鹤龄，我和田中玖中间坐着金永昌，吴鹤龄给德王担任秘书，金永昌给我和田中玖充当翻译。这三天戏可以说是日本“关东军”编剧，由吴鹤龄导演而成。德王问过吴鹤龄以后，又教给索王给众人做传达。田中玖不说一句话。我在旁观看，觉得看他们表演得很滑稽。
会议的第一天，由索王先讲成立伪“蒙古军政府”的意义和筹备经过，让众人发表意见。与会的人都是想借此升官，当然是无异议地一致通过，并说了一些反抗汉族军阀统治的大话。第二天讨论伪“蒙古军政府”的组织，按照吴鹤龄草拟的大纲，决定伪政府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总裁一人；下设办公厅和军本、财政、内务、交通、教育、实业、司法和外交八署，另外成立“蒙古军”，设总司令一人，副总司令一至三人，先组编两个军。其次决定以成吉思汗出生那年为纪元，推算结果，公元一九三六年为成纪七三一年，伪政府暂设于嘉卜寺，将察哈尔省政府在此设治的化德县改称为德化市。第三天进行选举。因为德王想独揽军政大权，早于一月间在西苏尼特成立起伪蒙古军总司令部，自称总司令，想把我的“察东警备军”归编到他的麾下，让我担任副总司令。但此事因没有跟日本人谈妥和向我挑明，故这天对于伪“蒙古军”的人事，未敢在大会上提出表决。会上只选出乌盟的云王（云端旺楚克）为伪府的主席，锡盟的索王和伊盟的沙王（沙格都尔札布）为副主席，德王为总裁，吴鹤龄为参议府议长，德王的姨父补英达赖为办公厅主任，王宗洛为军事署署长，德古来为财政署署长，于兰斋为交通署署长，索特那木道尔吉为内务署署长，金永昌为教育署署长，王辑唐为实业署署长、特穆尔博罗特（特大海）为司法署署长，陶克陶为外交署署长。我因政治嗅觉迟钝，以为这里组织“蒙古军”和我的“察东警备军”是两回事，看到会上未选“蒙古军”的总司令与副总司令，还没体会到德王在图谋我的现成军队。
田中玖在二十六日闭幕后的宴会上，说了一些蒙古要和日满提携，为建立东亚新秩序而共同奋斗和祝贺此次会议成功的话。二十七日田中玖去参观乌珠穆沁的盐池。他看见好多人都跟着德王回了西苏尼特，把我一个人扔在胡图龙嘎家中，由于听不懂蒙古话，感到非常苦闷，故叫我陪着他前去参观。我们当天在盐池的收税局子住了一宿，二十八日上午参观完盐池，即返回西乌珠穆沁王府，二十九日乘飞机回了张北。“乌珠穆沁会议”是日本“关东军”的参谋田中隆吉在张北组织起“察哈尔盟”不久，到西苏尼特和德王策划而成，所以田中玖对于内暮也不太了解。因而德王在开会期间，不仅没有到胡图龙嘎家中看我，连田中玖亦未朝礼。田中玖以后担任了嘉卜寺特务机关长兼伪军的最高顾问，由于德王没改变藐视田中玖的高做态度，两个人发展到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旧中玖这次参观盐池，并不是游山玩景，而是受“关东军”司令部的指示，前去完成一种视察战略物资的任务。原来碱盐中含有制造炸药的化学元素，乌珠穆沁的碱盐含此元素最多。这个盐池方园四十多里，夏天落雨后能涨八十多里。后来经过日本人钻探，池内共有三层碱盐，第一层两丈五尺，第二层和第三层均是一丈五尺。听说日本人为此曾和德王、素王订立秘密协定，于一九三七年绥、包沦陷后，在此大量开采，用汽车装载到张家口，都拨给日本人所开办和接收的兵工厂中，做了制造军火的原料，用以屠杀各国人民。
“蒙古军政府”于五月十二日在嘉卜寺正式成立。伪府大小官员宣誓就职的前一星期，也就是五月五日那天，德王把从乌珠穆沁带到西苏尼特旗的人，举行了一次所谓“榜江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决定，是让日本“关东军”向我施加压力，要我把“察东警备军”改编为“蒙古军”第一军，并要求从热河的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征拔蒙古壮丁，组编“蒙古军”第二军；由德王任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让我任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除了他在我头上压我，另外还让乌古廷担任参谋长，在我的脚下绊我，从四面八方剥夺我的兵权。这种决定我当然不能接受。日本“关东军”也怕把我逼上梁山，所以五月五日和十二日中间，派田中隆吉来张北向我“摊牌”。
田中隆古因为碍难开口，未和我谈话以前先咳嗽了一声，接着对我说：“老李！关东军打发我来和你商量一件事。”我见他说话吞吞吐吐，遂对他说：“有话直接了当地谈吧。”他说：“你相信关东军，关东军也不欺哄你。德王在滂江开会，大夥推举他担任蒙古军总司令，让你带上军队参加“蒙古军”担任副总司令，关东军问你可以不可以？”我说：“关东军的意见如何？”他说：“关东军没有法子，只好如此应付他，兵权还在你的手中，他不过是个牌位。”我说：“关东军不欺哄我，我就千，只要关东军相信我，那怕担任副官也行，我答应了以后，总要对得起关东军。”并说：“德工凭什么战功叫他担任总司令？我犯了什么过错让我担任副总司令？我也是蒙古人，为什么他们不信任我？复兴民族不能光拿嘴说，而要用枪去打！”田中隆吉听见我发牢骚，忙说：“老李行啦！”打断我的话头，随即把我的手握住，很得意地说：“我的任务可完成了！”其实田中隆吉没有把我说服。由于德王是通过关东军叫我人他设好的圈套，在当时的情况下，只好口头应承，我遂被迫勉强地参加了“蒙古军政府”。因为“一个槽里拴不住两头叫驴”，从此我和德王发生了矛盾，并且一天比一天加深。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间，在归绥另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他把“蒙古军”总司令让出，我们才开始比较统一起来。在田中隆吉跟我说好的第二天，德王便派乌古廷由西苏尼特前来张北，代表他欢迎我到嘉卜寺去宣誓就职，并叫我兼任伪德化市的市长。乌古廷于一九三三年从大阁镇脱离汤玉麟，跑到多伦找我给谋出路，我因曾和他在林西结拜，所以叫他到经棚代理我所兼的“经林留守司令”。不料他把我的一个由蒙古人组成的支队，带上归了伪满的“兴安军”，有对不起我的地方。这次德王叫他担任“蒙古军”的参谋长，为了以后好在一起共事，他极力对我表示靠拢，一见面就理怨我不该把总司令让给德王担任。他明知内中的原因，却故意以此进行挑拨，使得我们两个发生冲突，他好从中寻找便宜。我虽不记前嫌，但是对着这样的人不能表示自己的真正态度，遂按照我听评书得来的一些陈词滥调，跟他打起了官腔。我说：“我不是成吉思汗的龙子龙孙，没有坐蒙古皇帝的福分。蒙古军的副总司令，就是德王的兵马大元师；现在又叫我兼任德化市长，更成了德王的九门提督。既然答应扶保他的江山，就要尽忠到底，希望你这个军师，也要像诸葛孔明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有大家一致拥戴德王，蒙古民族才有复兴的希望。”乌古廷听了我的这番大道理，再没有跟我深谈，于五月十一日陪上我和田中玖由张北到了嘉卜寺。
德王在五月十二日宣誓就职。任“蒙古军政府”总裁兼“蒙古军”总司令那天，百灵庙“蒙政会”的那一帮蒙古人，都来攀龙附凤了。察绥两省盟旗的王公总管，亦多来觅官寻爵，比在西乌珠穆沁索王府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时显得热闹。嘉卜寺是蒙古的译音，当地并没有召庙和寺院，它坐落在张家口通乌兰巴托的中间。最早设有西苏尼特旗的收税卡子和驻兵的营盘，形成草原上的商镇。由于附近察哈尔的牧场放垦，察哈尔省政府在此设治化德县，德王因为化德两个字有侮辱他本人的含意，所以改称为“德化”市。“蒙古军政府”设在一个一连三座的瓦房院里，朝南开着三个大门，当中是政府，西边是特务机关，东边是司令部，都有小门可以通行。我们去的时候，德王已搬进政府里边，田中玖被日本人迎接到西院，我由乌古廷领入东院，加上写字的录事和司书，还不到二百人，就在这里坐了一年多时间的小朝廷。
我到了嘉卜寺后，德王当天过东院来看我。他说叫乌古廷担任参谋长，完全是因为乌曾和我结拜的缘故。我对此没表示意见，只是淡淡地说：“你既然决定了，就叫他担任好了。”以后，我从旁一打听，原来乌古延是吴鹅龄的亲妹夫。他参加了伪满的“兴安军”以后，由于所带的兵被我打发胡宝山前去秘密动员，大部来到多伦参加了宝贵延所带的警卫团，他成了光杆，被人家踢出来，不得不去百灵庙投效德王。起初德对他很不重视。自从吴鹤龄被南京的蒙藏委员会派到张北阻挠“察哈尔盟”的成立，经德王保护未遭日本人杀害，弄回西苏尼特旗，逐渐成了德王的“丞相”，乌古延才一步登天，于吴任了伪府的参议长以后，他也任了伪军的参谋长。大兄哥和妹夫两人，企图玩弄德王和我，故德王被吴鹤龄蒙在鼓里，还拿上乌古廷来跟我送虚假的人情。
“蒙古军政府”的成立仪式非常简单。因为云王和沙王没敢前来参加，德王念完昊鹤舲所起草的稿子，大家都晃了晃拳头，田中玖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以后，即宜告礼成。伪府究竞着手搞什么名堂，我没有过问。在伪军方面首先是把德王的人和我的人往一起合并。决定把“察东警备军”司令部由张北移至嘉卜寺，改组为“蒙古军”总司令部，将张北做为前方。德王的人很少，只有百灵庙“蒙政会”的那个残缺不全的保安总队和我在多伦给他成立起的警卫团，却从百灵庙至嘉卜寺拉着一条长线。“蒙政会”的保安总队主要来源于“九·一八”事变以前补英达赖给德王率领的“乌滂守备队”。这个部队是德王的看家本钱，最初在乌得和滂江中间护路，兵士都是自带两个月的口粮前去轮班应差的牧民。不过德王早有政治野心，所以附属有军官训练班，像李xx和乌云飞等，便是那里训练出来的学生。一九三三年十月德王在百灵庙成立了“蒙政会”，即以“乌滂守备队”做为基础，蒋介石给拨了五百枝步枪和日本人供给了一部分武器，扩大组织为“蒙政会”的保安总队。在韩凤林担任保安处长兼任保安总队长期间，除了由土默特旗的云继先担任队长，朱实夫等担任教官，继续训练军事干部，并由蒋介石从南京中央军校派去姚长青、张启祥、陈玉麟、于福赓、薄文俊（以上是热河蒙人），云菌、陈应权、任秉均、xxx（以上是绥远土默特旅蒙人），马福聚（察哈尔蒙人）和苏斐然（宁夏额济纳旗蒙人）等十几个学生，参加到保安总队里边。此外还有好几个汉族的青年军人，也混入保安总队内部，例如：刘建华曾在黑龙江跟过吴俊升，“九·一八”事变后，退到关内，经万福麟介绍给德王，担任了保安总队的副官。故“蒙政会”保安总队的成分相当复杂，不像我的“察东警备军”，比较单纯。
韩凤林于一九三四年在北平被蒋介石的宪兵第三团杀害后，先由从汤玉麟那里前去投奴的热河土默特右旗蒙人宝贵廷代理总队长。后因我在多伦给德王成立起警卫团，由乌云飞前去训练，调宝贵廷到嘉卜寺担任该团的团长，保安总队长派曾任索王驻张家口代表宝道新继充。一九三六年初察绥分治，原来的“蒙政会”保安总队，被云继元和朱实夫等拉走一部，另组了“绥境蒙政会”的保安大队。德王因为不愿放弃百灵庙，仍叫宝道新带着剩下的兵在河东营盘中驻守。所以德部和我部在嘉卜寺合并为“蒙古军”时，可以说他有官无兵。因而我的第一军，由以前的两个师扩充成三个师，由刘继广，尹宝山和陈景春担任师长；他的第二军就立不起架子，不得不要求日本“关东军”给他向热河征了六千蒙古士兵，才编成四、五、六三个师。
“蒙古军”总司令部，最初由乌古廷担任参谋长，刘正中担任副参谋长，郭光举任参谋处长，张启祥任副官处长，崔景岚任军需处长，纪树勋任军械处长，陈康烈任军法处长，李甫民任军医处处长，丁其昌任炮兵队长，王占元任警卫队长，刘建华任宪兵队长，刘荣久任通迅队长。其中除了乌古廷和张启祥是蒙古人，刘建华是唯一的新人，李甫民是我在多伦时从热河朝阳松树嘴子天主堂请来的一个西医，其余都是张连同的“热河游击马队”和崔兴武“东北军”骑兵十七旅的那一班老幕僚人员和我自己的几个亲信故旧。如副参谋长刘正中，虽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但他是我当团长时的连长李鸣远的女婿，和我都是热河朝阳人。至于警卫队长王占元，更是我岳母改嫁汉人以后，所生的一个儿子，和我有“隔山小见”的裙带关系。
我投敌后，由师长、司令官，爬上副总司令的高位，真是“一人成仙，鸡犬升天”。我不仅把曾给崔兴武任过参谋长的刘胜三委为伪张北县长，还把曾任开鲁县政府服务科长兼“热河游击马队”统领部蒙务科长、热河喀喇沁中旗蒙人、我的结拜兄弟张子荣，推荐为伪德化市的副市长。张启祥能担任总司令部的副官长，就是因为他是张子荣的儿子。我所以要如此来安排，一方面是不叫德王的人插逃指挥部，另一方面德王的人全是刚出学校两三年的学生，根本负不了一个部门的领导责任。德王抱怨我不提拔蒙古青年，我说：“蒙古人能值几个钱！我的这些老人都搞了半辈子军队，初出学校的青年，连个箕斗册子都造不了，把最高统帅部搞成乱七八精，你不怕丢人？我怕无法交代关东军，被底下的师长、团长们骂大街。”我因为对军队绝不松手，所以一开始就给德王钉子吃，让刘建华担任宪兵队长，是叫他替我得罪人。结果乌古廷担任了参谋长，指挥不动我的三个师，连我的幕僚也不听他的话，也如德王的总司令一样，成了空牌位。
德王因为没抓住总司令部和掌握不住我的第一军，因而急于成立他的第二军。由于他不相信汉人，想成立一支名副其实的蒙古军队，做他打江山的亲军。他在蒙古人里边最信任锡林郭勒盟人，索王虽能出五千骑兵，但索王和东苏尼特的札萨克林沁旺都特等，都舍不得让自己的旗民带着枪马给他做炮灰。察哈尔部的总管也都是保存自己的实力，不给搭股，因此只好要求日本“关东军”从热河给他征兵。热河的蒙古人只知道敖汉旗有个老德王，根本不知道锡林郭勒盟的这个小德王，他怕热河各盟旗给派出一些七瘸八拐的人马，滥竽充数，特打发他的警卫团长宝贵廷，回热河进行动员，想叫各旗把年轻力壮的人派出来训练成一支可以南征北战的劲旅。临走前为了让宝贵廷给他认真挑兵，还向宝贵廷许下回来担任第二军军长的口愿。宝贵廷是我的一个远房内弟。他虽是土默特右旗的贵族，但资望很浅，所以不得不打上我的幌子做号召。热河的蒙古人口，主要集中在土默特部的左右两旗，右旗是农业社会，左旗是半农半牧社会，据调查共有四十万蒙人。因此这两个旗一下子就出了五千多，昭盟的阿鲁科尔沁旗和大小巴林等旗才凑了一个团。我是土默特右旗人，并且在热河北部驻防多年，这些蒙古人都是朝着我而来到嘉卜寺的，大半带着枪械。德王欢迎生长在草原上的荣古兵，不料从热河来的官兵，多数和我一样，完全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会说蒙古话的很少，特别是有好多带兵官当过“马贼”和“胡匪”以及“蒙匪”。热河各盟旗此次出兵，都是军官带着士兵前来，形成大大小小的团体，使德王的人插不进去。土默特左右两旗出兵最多。左旗是由该旗统领（蒙语称“索津”）依恒烦率领。依恒额字绍先，我当营长时即和我结拜成弟兄，给他编了第五师，右旗是由该旗札萨克沁巴多尔济的四哥，即离我家不远的七星台庙的活佛宝音乌勒古率领，人称他“四佛爷”，给他编了第六师；把剩下的那几旗的兵，给宝贵廷编了第四师，因此，三个师的人数各不相同，并不是每师两千名额。宝责廷贪而无厌，由团长升为师长还不满足，一心想当第二军军长。因为德王未履行诺言，遂对德王怀恨在心，加之第四师的人最少，也由瞧不起我而倾向了我。至于第五、六两师的官兵，更是我的大小同乡。五师副师长田英，曾参加过哲布尊丹巴的“蒙匪”，一九二三年就来过察北，他和我一见如故，经依恒额倡议也和我换了帖。特别是第六师师长宝音乌勒吉，哪能带了军队，不过这次出来是想过宫烧，故主动叫我派人协助他。因为土默特右旗和朝阳县合在一起，我遂派朝阳二十家子的李鸣远给他当副师长。所以德王要求日本“关东军”从热河弄来的六千人马，却给我添了羽翼，无形中我的第一军由三个师增加成六个师，他的第二军还是没有组织起来。
到了是年冬天，百灵庙被傅作义占领。一九三七年夏末，嘉卜寺被石玉山捣毁，德王退到多伦以后，才以两处退却下来的残兵败将，另外由锡盟和察哈尔部征了一些新兵，给镶黄旗总管穆克登宝编了个第七师，百灵庙“蒙政会”时代的财政委员会主任包悦卿编了个第八师，科尔沁部留日学生包海明编了个第九师，和西阿巴嘎旗王爷维诺敦都布编了一个警卫师，总的人数不到两千五百，等丁我的四个团。包悦卿在多伦死后，继任第八师师长的扎青扎布，也是热河土默特左旗人。他的父亲姓戴，任过该旗的扎兰章京①和我又是磕头弟兄，故他和张启祥一样，按父辈对我，言听计从。包海明看风转舵，也对德王日渐疏远。因此“蒙古军”初成立时，不仅是汉人多于蒙人的热河蒙汉混合部队，而且也可以说是张连同的“热河游击马队”，崔兴武的“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和我的“察东警备军”，这一脉相传下来的小军阀集团，在日本侵华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二）
“蒙古军政府”的主要成员，均系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他们既不是甘心投日，也不是真正为了复兴民族，而是一些政治野心家想依靠帝国主义的扶植，打上蒙古人的旗号，达到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除了我比较出身寒微，由奴才的身份和念了三冬汉书的文化，经过二十多年的闯荡，打成一个伪军首领，还懂得些许人情世故，知道自己能吃几碗于饭，其余全是利用日本侵华这一时势，投机取巧，一下变成为伪政府的“帝王将相”，真是沐猴而冠，那能认识到天高地厚。所以都妄自尊大，谁也瞧不起谁。“蒙古军政府”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国民党军队收复察北的战争开始以前，内部一直在明争暗斗，并且和德王与田中玖的矛盾交织到一起，极为错综复杂。
首先是军政互不团结，演变成德王和我貌合神离，形成张北和西苏尼特的对立局面，把嘉卜寺变成了一个空壳。我投降日寇，和这次受“关东军”指示而参加“蒙古军政府”，都是为了借水养鱼，给自己储备力量。我的原则是；无论到了什么时候，绝不能把兵权放弃，将枪杆子交给别人。按照旧社会“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观点，德王要是真诚和我合作，我也愿意跟他狼狈为好，②章京：官名，清代文武办事官员多称查京，为满诏的音译。蒙古各旗孔萨克的属员有管旗章京。
打个铜帮铁底的“江山”。无奈德王不以“国士”待我，受补英达赖和吴鹅龄等包围，挤我于幽外，并千方百计图谋我的军队。宝贵延从热河搬来六千蒙古骑兵，对我如虎添翼，德王感到我的潜在势力雄厚，这个副总司令很难搬倒，虽然心里头气得直冒火显，但表面上稍微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我把司令部和家卷由张北迁移到嘉下寺后，德王为了表示对我亲近，连他的福晋（太太）和喇嘛乱搞男女关系的事儿，也跟我底底帮帮地都谈了；但是对于蒙古民族如何复兴和“蒙古军政府”怎样巩固，还是不和我商量，背着我进行活动。
我并不想过问政治，而是两个人既然勾连在一起，我要知道他想得对不对和行得通行不通，以免他受到挫折，我也跟着身败名裂。像他打上蒙古的旗号，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即派补英达赖到大连勾结日本人和连络复满的“宗社党”，在北平接洽司徒雷登，以及他和国际间谋迪鲁瓦（迪在北平把僧衣换成西装，经常出入东交民巷）来往的事，我就不愿打听，而是在嘉卜寺从别人口中得悉的。德王以为他是天生贵胄，蒙古王公中的杰出领袖，在日本人和蒋介石的扶植下，更成了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当然看不起我这个老粗，以为跟我谈论国家大事，等于对牛弹琴，有失他的身分。殊不知我在政治上，也一天比一天圆滑起来。我的社会经验以及处事待人的权谋，似乎比他这个从小被人捧大的王爷要高出一筹。我的弱点是爱虚荣，好叫人给戴高帽子。他只要向我略加敷衍，在我跟前走一走过场，就不难把我使唤得俯首贴耳。可是他连这种手段都没有。他只是以闲扯家庭锁事，使我感觉他跟我无话不说，对他不加提防。但在他回西苏尼特期间，却让补英达赖代行总司令职权，掌握住“蒙古军”关防的印把子不放。此外还指使乌古廷交结从热河来的几个师长，在背后说我的闲话，并把他从百灵庙带过来的青年干部，一股劲儿地往各师，各团中渗透。因此，我和德王的意见加深，无法往一起调和，虽然没有公开翻险，但成了各自单干的状态。
宝贵延从热河搬兵回来，我把新增加的三个师编制就绪，日本“关东军”派板垣为校阅官，于七月间到嘉卜寺阅兵。在这以前，日本人在嘉卜寺修了一个大飞机场、机库，可以容纳二十架飞机，阅兵仪式就在这个机场的机库前举行。我留下少数人防守察北六县，把一万多骑兵，和带着五十多门大炮的干余炮兵，都集中在嘉卜寺受校阅。这天德王穿着长袍马褂和板垣的坐骑并列，显得非常耀武扬威，俨然是三军最高统帅。我和补英达赖、卓世海跟在他们后边，不免成了配角。我的部下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马集中在一个广场上面，我参加上万的骑兵检阅，也是平生的第一次。看到士兵骑着壮马和背着新枪的雄纠纠气昂昂的气概，确实令我心爱，要凭空被德王指挥，我真不甘心。校阅完毕，板垣相当满意，宴会上鼓励德王和我要再加强训练，准备秋高马肥以后，由察北向绥东出动。他没有在嘉卜寺停留，当天即飞返长春。
我送走板垣回到总司令部，六个师长和二十几个团长、队长，分别来见我。三个汉族师长和两个蒙古师长（依恒额与宝音乌勒吉），都对我表示反对德王担任总司令，说“咱们的人为什么叫他带领”。第四师师长宝贵廷，因为没有当上第二军军长，亦怀恨德王，也说：“姐夫你不该把总司令让给他。”他们不知这是日本“关东军”的安排，并非我真的为复兴蒙古民族而带上这么多的人来投效德王，叫德王做我的顶头上司。他们更不知这一万多人的武器服装是由日本“关东军”装备起来的。我受人卵翼扶植，就得听人摆布调度。在我没有其它政治路线可走以前，老是寄于日本人的篱下，漫说叫德王来当总司令，就是叫刘汝明来当，我也无可如何。我发现我的部下为此非常激动，只好婉言相劝，对汉族师长、团长们说，这是为了复兴民族。关于我当汉奸、蒙奸的苦闷，却不敢向他们吐露，而是一个人在心里边反复思考，越想越感到酸威苦辣不是滋味。
板垣阅兵完毕，我即要求田中玖特务机关长兼最高顾问留下宝贵廷的第四师一个团，其余五个师都调回张北一带。说是为了防御刘汝明和傅作义，实际是要和德王及其左右隔开。同时瞒过日本人和蒙古人，赶紧和内地的军政集团拉拢关系，以备一旦和日本及德王决裂以后，带上这么多的人有投奔的方向。我自始至终，都是想直接归附蒋介石，认为他是正统，他是中国的真正领袖，但在“蒙古军”初成立时，没有人给我拉线。对于宋哲元与刘汝明以及阎锡山与傅作义，我都没有瞧在眼里，不愿拿上我这个肥猪头，寻找他们的穷庙门。一九三六年初秋，因为中央红军于年前长征列达陕北，四月间刘志丹将军东渡黄河抗日进入山西，五月阀红军发布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蒋介石叫张学良把“东北军”带到西安一带，积极部署围攻陕北苏区。张不愿参加内战，提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并派人连络退到关内的“东北军”旧部准备声援。我接过张氏父子两代（指张作霖、张学良）的委任状。从一九二四年二次直奉战争以后到一九三三年热河沦陷以前，隶属于“东北军”的系统，现在我的实力超过了万福嶙和何社国这些将领，当然也是张学良联络的主要对象。一九三三年崔兴武派我到长春和日本“关东军”接洽时，随行的参谋王新民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学生。他因和我在伪满共过患难，以后王成了我的亲信。“蒙古军”成立后我把他升为刘继广第一师的闭长。张学良就是先打发讲武党的学生来和王新民接头，后来通过王和我搭上关系。我因参加过“奉军”和“东北军”，又是东北四省中的热河人，听见“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心中很感动。特别是愤恨日本“关东军”叫我隶属于德王，很愿给张学良充任打回老家去的前驱，从而把热河主席拿到自己的手中。当时日本的顾问教育对我监视很严，我的周围多一个和少一个人，他们也加以注意。所以派不出代表前往西安，向张学良表明我的心迹。我和王新民秘密研究的结果，不得不派他的副官孙尚武充任我的驻西安代表。于八月间让孙悄悄离开张北，所以是年冬天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搞起了“双十二事变”，我的名字也列入东北将领之中。
我一方面和张学良暗中联络，一方面还得和日本人及德王继续周旋。德王很重视“蒙古军”总司令部的那颗木刻关防，不仅叫补英达赖保管，并且大小公事全是补英达赖亲自往上盖印。板垣阅兵完毕，德王以为万事皆备，只等我给冲锋陷阵，把傅作义从绥远赶走，他好到顺义王俺答①建筑的那个归化（今呼和浩特）城中去坐蒙古的新皇帝。所以离开嘉卜寺回了西苏尼特。补英达赖于德王走后不久，也回家去纳福，临走把关防锁在一个玻璃卷柜里边，以致总司令部有二十多天无法用印办公。我一看不给他们一个厉害，他们还不知我是一个不好惹的家伙。有一天副官长张启祥为此请示我如何办理，我说：“你把这柜子踹开，给我拿出来用吧。”张启祥早就想这么做，用皮靴几下把锁印的玻璃卷柜踢了一个粉碎，将关防拿出来交给一个监印的副官。补英达赖回来一看没有印了，心里干气，咀里不敢吭声，便叫德王向田中玖报告，说我抢了总司令的印信。田中玖听了报告，因为德王听信田中隆吉而瞧不起他这个特务机关长兼最高顾问，加之我和他的交情比较深厚，故对我相当偏袒。不过他对我说：“他锁住印你可以叫我去取，这样一来，很使德王难堪。”我也认为我的举动，有些过于莽撞，可是这是他逼出来的，以致让我演了一场“夺印”的丑剧。后来经过田中玖向“关东军”建议，让我在张北另外组织了一个行营司令部，颁发了一颗行营司令的关防，我便把总部各处的主要人员都带回张北办公，留下乌古延和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在嘉卜寺看门。
日本“关东军”除了派田中玖经常驻在嘉卜寺，并不断派田中隆吉乘飞机由长春前来照料。我听说乌古廷开始学习日语日文，打发他的几个兄弟和儿子到日本留学，怕他日久天长将两个田中巴结住，乘机说我的坏话，所以每逢田中隆吉飞到嘉卜寺，我接①俺答：明朝内蒙古西部地区土默特万户的首领，即阿勒坦汗（1507至1581），隆庆四年（1570），明朝封为顺义王。
电话后，即坐上汽车由张北前去侍应。田中隆吉完全是军人气概，非常粗暴爽直，不像田中玖沉默寡言，纯碎是一个宫僚和政客。德王和乌古廷都舍不得花钱。我的总司令部里边有最讲究的厨房、客厅和卧室，卧室中备有好几套烟具、赌具，不论我在与不在，伪府的那些要人，都可以到那里随便吃喝玩乐，无形中成了一个高级俱乐部，使得陶克陶、于兰译，金永昌等全成了我养活的食客。除陶克陶把家脊带到嘉卜寺，于兰泽和金永昌经常在总部中住宿。田中隆吉每次来观察，也下榻在我的总司令部里，在吃喝嫖赌四项中，就只缺少女人。田中隆吉非常好色，对此感到美中不足。我为了巴结田中隆吉，不惜以每月一千块“交通银行”钞票的包银，托我在张家口的办事人“东鲁汽车公司”经理王子王，从那里乔来一个回族妓女小五子。以后嘉卜寺有了日本妓女充任招待的料理馆，日中隆吉便把小五子甩开，我扔给金永昌和于兰泽，让他们两个轮流玩弄。由于别人也想染指，粥少僧多不敷分配，他们也从张家口弄来四、五个，都安顿在我的总司令部里边。每晚我回家中休息，总司令部内总司令室便成了宣潘的“大炕”。因而秽声四闻，骚气薰天，连住在伪府院里的德王，也是馋涎欲滴。
德王因为要独揽军政大权，有时日本人也主不了他的事。这并非他和我比薄仪、于藏山等的骨头硬，而是伪满处于日本“关东军”的严密封锁之下，伪蒙则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前方，日本人怕我们倒戈，有些地方不得不迁就应付。因此，德王在嘉卜寺，不大听特务机关长兼军政最高顾问田中玖的话。日本“关东军”得不断派田中隆吉前来嘉卜寺，调处他们中间的矛盾。田中玖是个阴险家伙，他感到欲使德王就范，必须先叫德王沉缅于酒色，然后他才容易支配这个傀儡。田中玖观察到德王对张家口来的妓女，在眼神和语气中表示出特别欣赏，但因在众人前一贯装腔作势，不好意思向陶克陶和于兰泽等开口问津。田中玖知道德王当了“蒙古军”总司令，我的醋意很大，所以他想借刀杀人，让我引导德王腐化堕落。有一天田中玖把我叫到特务机关，对我说：
“德王老跟咱们调皮捣蛋，你不妨给他弄儿个妓女，把他迷弄得神魂颠倒以后，你就可以完全掌握住军队。别人限于身份、地位，不敢和他谈这些事，只有你才能办到。未知你以为如何？”我对田中玖说：“德王是我们蒙古的元首，眼看快要占领绥远，把他弄成那个样子，怎能号召蒙古人复兴民族。我怕“关东军”知道以后，咱们两个人都要担当过错。”田中玖见我不肯拉这个皮条，他的手段没有使成。接着就要谋杀陶克陶，以剪德王的羽翼，就像在张北杀尼冠洲那样，叫德王看看他们的狰狞面貌。
我那时没有学习过“矛盾论”，但懂得我和德王的矛盾是属于蒙古人的内部；我跟日本人的矛盾，才是真正的敌我矛盾。应该区别对待。我和德王一九三五年冬天在多伦开始结交时，即把他当成盟友，所以想法子给他成立了一个警卫团，并表示百灵庙一旦紧急，我要率领“察东警备军”前去援救，使他的摊子能够搞好。也是我的“狡兔三窟”中的一条出路。至于我参加“蒙古军政府”，本心是要让德王主政，我执掌军权，两个人互相依靠，以他的政治声望和我的军事力量，“捧柴合伙”到一起，就会成一股比较强大的势力。德王毕竟不同于一般昏愤的蒙古王公，他在民族运动中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我在“蒙古军政府”里边对于坐第二把交椅，思想上能搞通。凭我这个二十多年以前的热河上默特右旗的蒙古奴才，今天能和锡盟西苏尼特旗的王爷并列在一起互争雄长，完全是枪杆子给我撑腰，所以我把军队当成本钱。由于德王想夺我的兵权，我们两个人才发生了矛盾。但是我和德王命运相同，他和我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把我们当成他的亲生儿子，而是把我们看成他们实现“满蒙政策”的两条走狗，有随时被一脚踢开和烹而食之的危险。这就是我和德王又矛盾又能统一的地方。从我们的处境上来看，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况且德王张罗了一阵，并没有把我的军队抢走，从热河征来六千人，主要还是他向日本“关东军”要求的结果。所以田中玖叫我对德王使用美女计，我产生了“免死狐悲”的感触，遂婉言拒绝，不使日本人把所有的蒙古人都看成是混账东西。
另外我出身于兵痞和“胡匪”，因为善于交友和“要人”（用权术、手腕要弄人），并以“忠勇信义”四个字做为标榜，才由一枝套简枪，扩充成千军万马。在我“盗亦有道”的逻辑中，也讲究我所认为的人格。只有当我的切身利益遭受损害的时候，我才拿出明枪来抵挡，除此而外绝不以暗箭对人打击或报复，特别对人是主张“好离好散”，最反对“过河拆桥”，以免给人留下阴森可怕的印象。我给田中隆吉弄妓女，是一种“耍人”的权术。
要是让德王麻醉于女色里边，那就不够交友的义气。尤其我自从参加了“蒙古军政府”以后，更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尼冠洲在张北被杀，给了我很大教训。至于我和张学良拉拢，完全是为了有备无患。但在跟德王合伙期间，无论如何要维护他，即使决裂，也要让蒙古人避免流血。因为我不和德王交处，还要跟别人共事。尽管德王不尊重我，他的左右排挤我，可是我顾全大局，不计前嫌，当日本人要谋害他们的时候，我除了不参予同类相残，还挺身出来给他们保销。不只是德王，连陶克陶在嘉卜寺也受过我的暗中搭救，而未遭日本人的毒手。
先是田中玖要杀陶克陶，叫我给做罪状的证明人。这件事是因在一九三四年冬天，陶克陶从百灵庙回来，路过多伦住到我的司令部里，曾对我和金永昌说过：“关东军如果不支持我们，还有外蒙的路线可走，我再见了德王，就要以此向他打气。”不料事隔一年零七、八个月，因金永昌和陶克陶在日本人面前争宠，就将这几句话密告给“关东军”，故田中玖在嘉卜寺问我有无此事，我说：“当时陶克陶和我说的是汉话，他并没有提这些话，是否他和金永昌用蒙古话谈此，我没有听出来。外蒙被俄国赤化，要锯倒王公和共产共妻。陶克陶受“关东军”多年栽培，我想他不会有此种主张。”我对田中玖回答得很圆滑，听起来非常中肯。前几句是为我作开脱，后几句是替陶克陶作解释，以致我把田中玖混过，他对此没有继续深究。我从特务机关回来，可巧陶克陶由家里到我的司令部中闲扯，因为金永昌不在，而于兰泽在我的屋子中抽鸦片，我向他使了一个眼色，把他叫到另一个屋子里，将田中玖问我和我回答的话完全告诉了他。我说：“你今后要特别注意，金永昌把你告了。”他说：“哎呀！我的命危险极了！”差一点要爬在地上给我磁头。我并且背过一切的人，向金永昌提出警告说：“你想杀陶克陶，叫我也当刽子手，姓李的不干这缺德事。因为我也是个蒙古人，大家都吃这一碗饭，何必互相陷害。”金永昌被我说得面红耳赤，可以说无地自容。因为他再没敢出坏，亦不了了之。
田中玖因为想用美女计蛊惑德王，我不予协助；想杀陶克陶以警告德王，我又没有给当人证。而德王还是只听田中隆吉的话，仍不买田中玖的账。因此田中玖想鼓动蒙占青年，发动政变将他杀害。原来日本人不仅利用蒙古的上层、中层，对下层他们也进行收买，以便互相牵制监视，都供他们摆弄驱使。嘉卜寺的日本特务机关，有一个类似蒙古青年俱乐部的组织，专门吸收伪府办公厅和各署科长级的青年干部。田中玖经常请他们到特务机关聚餐，并经常单独接见，付给金钱，收购情报。宝贵廷于一九三五年春天，代表德王由百灵庙到多伦联络我时，曾被于兰泽领上坐飞机去了一次长春，就从那个时候当上了日本“关东军”的“嘱托”（特务）。因为他这次没有当上“蒙古军”的第二军军长，对德王产生了恶念。田中玖把他看中，故此一期间宝贵廷是这个蒙古青年俱乐部组织中的首领。旧中玖计划杀害德王的事，是宝贵廷亲口告给我的。他知道我很不好惹，所以事先需要向我请示，得到我的支持或者默许，他们才敢下手。
在阴历六月数伏天，连嘉卜寺的气候也非常闷热。有一天后半响，我坐在西山坡上乘凉，宝贵廷喝得醉醺醺地跑来找我。我们有郎舅关系，所以我说他：“你小子在哪里喝洒，看你那个熊样。”他说：“我们有要紧事。”我问他：“是什么要紧事，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他说：“姐夫！我来请示你，你看干得干不得？”我说：“你们究竞想干什么事？”他说：“我们想杀德王。＂我当时把脸一沉，睁大眼把他瞪了半天，然后对他说：“宝货廷！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们大伙来到嘉卜寺，都不是为了复兴蒙古么？德王领导的好坏是另一个问题。眼前他是个头儿，把他处置了，今后如何办呢？你们考虑过没有！”他说：“我们只知干这事，别的没有考虑过。”我接着说：“没考虑就干，你们太冒失了。我痛快地告诉你，打动德王，我首先不依。日本小子想任意而行，鼓动你们于这事。你们今天要杀德王，明儿也会杀我。他夺了我的总司令，我心里不好受，但都忍了；你没当上军长，就忍不下去了吗？我没有干的事，你居然想干。宝贵廷！我要问你，你有几个兵？”他看见我神色俱厉，酒醒了一半说：“我因为不敢干，才来和你商量。”我说：“你要是做了这事，我就要割你的脑袋！日本小子出头我也不怕，你小心好了。”宝货廷一听我保护德王，知道此事很不好办，岔开话题跟我扯了一些闲事，便夹着尾巴走了。
这年冬天，德王的母亲在西苏尼特旗病故，蒋介石秘密派了一个姓黄的（黄绍兹，就是给百灵庙“蒙政会”送来五百支步枪的那个人），由张家口前去吊唁。安葬那天，我也由嘉卜寺去参加了人土的丧仪，但没有注意到蒋介石的挽樟。回来和陶克陶同车。陶是一个喜形于色的人，路上怕开车的朝鲜司机听见，悄悄地和我说：“我得了一个好材料，蒋介石给德王的母亲送来一付挽幛被我发现了。我得回去报告关东军，把他推下去，拥护你干。”我说：“老陶！你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保护蒙古人的，特别是保护德王的。你要是向关东军告密，不要怨我对不起你。”陶克陶以为我和德王有矛盾，恨不得把德王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没想到我说出这样话来，因而此事未被日本人发觉。我对于欺哄日本人，主张“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但最痛恨互相攻讦，遇到此事即挺身而斗。德王最初不知我这番对他的好意，以后因为日久见人心，才慢慢地知道了。所以伪辈政府成立九年多期间，我处处给德王抗茬。虽然他藐视我，但是又离不开我。他的出卖国家民族的种种罪恶，是得到我的帮凶助长而成。
（三）
“蒙古军”于一九三六年五月间组成，到七月间才编制完毕。板垣前来阅兵之后，除了我和德王摩擦而外，主要是日本“关东军”让我威胁察南和准备进犯绥东，所以部队只留下第四师宝贵廷的一个团保护伪政府，其余都由嘉卜寺部署到张北和商都一带。初步计划是先夺取集宁，切断大同和归缓的联系，并把绥东五县置于“察哈尔盟”的统治底下。因而我经常在嘉卜寺和张北中间来回奔跑，不过在张北行营的时间居多。我去嘉卜寺是观察和应付蒙古人在捣什么鬼，在张北是掌握我的一万多人马。这时嘉卜寺是勾心斗角，张北是周围环境复杂，对我都有很大关联，我必须两方面都照顾到才行。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蒙古军政府”和“蒙古军”，就是利用薄仪建立了伪满以后，又叫德王和我组织伪蒙政权与军队，为其“满蒙政策”服务，达到逐步蚕食中国的目的。无论伪满和伪蒙，都离不开汉奸的参加。于是在“蒙古军”建成以后，日本“关东军”又把被阎锡山和傅作义从后套逼到张家口，誓与晋绥军阀集团为敌的王英寻找出来，组织了一个“大汉义军”，充任“蒙古军”进犯绥远的向导。王英和我一样，也是用“曲线救国”的论调遮羞。并且听说王英是一个老做糊涂事的纨袴子弟，外号“三没底据”。所以自从他到了张北后，我更放心不下我的军队。从九月间即停留在行营里边，很少再去嘉卜寺去，以便注视时局的发展。
王英是绥西后套的头号大地主，也是当地的一个民团和土匪大头子。因为绥远于民国以后历经各派军阀的统治，故王英参加过“直军”、“西军”、“国民军”、“奉军”、“晋军”，并且接受过蒋介石“中央军”的委任。一九三C年中原大战时，蒋介石叫他在绥远捣乱阎锡山的后方没有成功。一九三一年傅作义出任了绥远主席，把他驱逐出绥远。他部下的两个旅长杨猴小与袁占鳖仍变成土匪，他本人跑到张家口担任了宋哲元的参议。所以一九三三年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他也参加到里边。一九三四年孙殿英进攻宁夏时，即以王英的旧部杨猴小充当先锋。孙殿英失败以后，杨猴小率领队伍前来商都投奔王英，故杨曾一度任过二十九军的骑兵旅长。由于王英掌握不住部下，杨猴小在一九三四年秋天从商都哗变，一九三五年初春窜到陕北。杨死后，部队被井岳秀解决，王英便没有可以号召的队伍了。他在二十九军很不得意，和绥东的土匪头子石玉山及绥西的烟土贩子亢宜斋等，在张家口的上堡开设了制造海洛英的料面公司。因他在天津日租界有房产和公馆，故和日本特务机关的人结识。到一九三六年秋天，日本“关东军”派田中隆吉把他找了出来，叫他到察北我的防地中成立“大汉义军”。
因为王英是一个光秆司令，不得不从各方面给他凑数。他的五、六千人，大致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张万庆向刘汝明借来的原二十九军的兵。张是冯玉详的旧部，先给石友三当过炮兵队长，加之他的身体粗短，所以外号叫“张炮弹”。王英和苏雨生及赵有禄初任“国民军”骑兵团营长时，张即为该团的团长，因而王英这次组织“大汉义军”，叫张万庆担任副总司令。第二是石玉山给收罗的察北和绥东的土题与民团。因为石是察北民团首领张诚德（即野猫张）和绥东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即长胡子）的乾儿子，且为土地横跨察绥交界的大地主张七（即二魁先生）的义子，故这个“三姓家奴”在此一带很有一些号召力，纠合起七、八百人，遂编为“大汉义军”的骑兵师。第三是日本人从赏东殷汝耕那里调过来的伪军，其中包括王子修、安荣昌（即安华亭）、金宪章、葛子厚等所带的山东河南与河北省的土■。由于“大汉义军”是临时搭成的班子，都是些想跟日本人拐抢骗钱的家伙，所以一打即垮，实际是王英给傅作义送了“礼”。
日本人在张家口进行组织“大汉义军”的筹备工作，我早有耳闻，及至王英从张家口到张北的前一天，田中隆吉才向我说明。他说：“你们复兴民族，真是得道多助，不仅我们日本人大力支援，连汉人也愿意帮忙。现在有一个反对阎锡山和傅作义最有力的王英，为此组织起“大汉义军”。此人在绥远和你在热河一样，有很大的声望，特别是过了归绥以西，老百姓都愿意自备枪马给他当兵。因为傅作义卡在绥东，他的人不能完全过来。“关东军”由于交通困难，短期内拨不来大批武器。你剔退下来的旧枪和破军衣很多，需要在这里把他们装备起来，好做为进攻绥远的前驱，让他们好替你们蒙古人效力。”我当着田中隆吉表示非常欢迎，决定叫他们向商都县的南壕堑集中，以便我的陈景春第三师监视他们的行动。王英来到张北以后，我把他招待在我的行营中住宿，想从他的咀里探听他们的真正意图。王英的咀很甜，见面以后亲热地直叫我大哥。我首先问他：“你的人从那里招来的？”他说：“从张家口招得最多。”我又问他：“是你的旧部？还是其他人？”他说：“都是我的旧部和老朋友。”我见他贼头贼脑，一句实话也不和我说，便不再问他，给他安置了一套烟具，让他一股劲地吸食鸦片烟。
王英来到张北不久，他的徒手徒步的兵，每天百二八十地不断由张家口来到张北，均从我那里换上军衣，拿上枪械，住一宿吃完饭去了南壕堑。据行营参谋处派出便探回来报告，从柴沟堡车站出发，经过洗马林还有穿着二十九军服装的整队的兵，他们沿若兴和、商都交界开到南壕堑。因为刘汝明的人混人“大汉义军”里边，恐怕路过张北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所以都从柴沟堡绕了小路。另据我第三师师长陈景春给我报告，二十九军开到南壕堑的有将近两个团的样子，都没带大枪，有几个军官在宋哲元任热河都统时和他同过事。接着张万庆也来到张北，要求田中隆吉从我部队中拨给大炮。此人比王英精明，我没有跟他深谈。根据这些情况，我背着张万庆又追问王英，听他以何言解释。
我说：“这几天路过张北的兵都是山东、河南口音，恐怕不是你的兵吧：听说有两千多人从柴沟堡到了南壕堑，那又是谁的人呢？”王英经我一问，便沉不住气了，结结巴巴地叫了好几声大哥，才面红耳赤地向我吐露了真言。他说：“从柴沟堡过去的，多是张炮弹招来的。其中也有刘汝明借给的。二十九军很穷，打发兵出来挣饷，请你不要误会。至于这儿天又从张家口来了几批带枪的兵，那是殷汝耕从冀东给派来的。宋哲元同意他们通过二十九军的防地，他很给我帮忙。”我说：“二十九军可能除了挣饷而外，还有别的企图。杰臣（王英的字）！你不要哄我，咱们都是拉杆子的人。”王英一看瞒不了我只好承认他和刘汝明唱双簧，想骗日本人的东西，进行所谓“曲线救国”。我对他说：“至于你们怎么搞，我绝不干涉。要是打我的主意，我也不害怕。这样做也很好，我表示同情和援助。不过你不要和外人扯这些事，提防被日本人发觉。”王英听了我的话，对我特别感激，他先把张万庆打发到南壕堑，以后他也去了那里。我因他们鬼鬼崇祟，只借给王英八百多支步枪，加上田中隆吉从承德弄来两千多支新枪，和冀东方面带来一千多支，共凑了四千多人的武装。故战争开始以后，南壕堑有一千多人以等枪为名，未上红格尔图前线。田中隆吉叫我拨给张万庆八门野炮，由于他们步兵多于骑兵，还叫我拨给一团骑兵。我让胡宝山带了七、八百人和三门山炮前去。王英因为得到胡宝山的保护，他才没有被他的部下捉住，送交傅作义。
“大汉义军”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初开始装备，到十一月中旬方投入侵犯绥东的战斗。他们在南壕堑和我的陈景春师混在一起，驻了两个多月。在这一期间，由于王英爱说大话和好贪小利，先是把他组织“大汉义军”的真正意图随便向部下暴露，他的兵骂我的兵是真汉奸，说他们是假汉奸。以后因为克扣饷项，部下对他很不满意，扬言要把他和我一齐弄上，进贡给傅作义。因此我把刘继广的第一师和依恒额的第五师也调到南垛椠附近。有一次王英和张万庆来到张北，我就直接了当地警告他们。我说：“你们这么弄，我援助你们很伤心。我在南壕堑的哪一个师吃了亏，我可绝对不留情。”他们于十月间编组就绪，田中隆吉叫我陪上他到南壕堑阅兵，我很有顾虑，但无法推辞不去。行前我通知陈景春，叫他让弟兄们把子弹都压入枪槽，和王英的兵对面站到路的两旁，吹号欢迎我们，阅兵仪式开始以后，即把操场四面包围起来。
王英的部下看见我们已有准备，故没敢有所举动。校阅完毕，田中隆吉非叫我给他们讲话不可，我让他们的军官在我跟前集合了一个半圆圈，因为田中隆吉不大懂中国话，我遂对他们这样说：“你们王总司令先到张北见我，我已向他们表明了对你们的态度。听说大家对我有怀疑，我不知因何而起？现在全国人都骂我们是汉奸。那只有用事实来证明。我们因为走着一条道路，所以对你们竭力帮忙，你们的任务很大，希望努力完成。”校阅完毕，我就到了陈景春的师部。石玉山、王子修、安荣昌等都跑来见我。他们说：“我们过去不知道李总司令的心迹，刚才听您讲话才明白了。”我说：“我虽是老粗，但早已看出你们这次的来意，特别是王总司令都跟我说了。他没有把我当成外人，所以我让你们和我的部队在一个地方驻扎。你们对我有所误会，得好好想想。现在咱们不多谈，彼此心会就是了。”经过我对他们的官兵如此解释，他们不再背后给我“放送”（说坏话）一切。由于我比较善于调处矛盾，所以“大汉义军”和“蒙古军”驻在一起才未发生乱子。
“大汉义军”在十一月十四日那天，由商都县城向绥东陶林的红格尔图发动了进犯。起初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计划叫我的人担任左翼，德王和卓世海的人担任右翼，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左右两翼于战争开始后，都没有行动，结果王英的人变成孤军深人。并且张万庆所借刘汝明的人，因为在南壕堑等枪没有参加，只是石玉山和我的胡宝山两部骑兵，和冀东来的人担任了此次的攻击。这时王英的总司令部移到商都县城里边。十三日那天，田中隆吉叫我陪他到商都给王英饯行。我去王英的总司令部吃饭时，大卡车装载着十几挺轻机关枪，并且让尹宝山在街头巷尾设上警戒，以防发生不测之事。赴完这个“金沙滩”式的宴会（即鸿门宴），王英随着我和田中隆吉到了尹宝山的师部。我问王英：“你计划怎么打法？”他说：“我们还没决定好。”我说：“你的参谋长干啥？”他说：“他现在还抽大烟呢。”我对着王英由不得冷笑起来。他便问我：“大哥你看怎么办？”我说：“你带的是一支危险部队，指挥不好，傅作义就会把你活捉住。你马马虎虎地把打仗当成几戏，明天进攻，今天还没做出作战计划！应当把辎重放在北路，骑兵从南迁回，步兵在炮兵掩护下向红格尔图进攻。”王英听见我这样一扯，以为得了锦囊妙计。再没谈其它的话，便慌里慌张地回了他的总司令部。
红格尔图距商都二百多里。当地的农民建有一座防匪的围堡，战争开始的时候，只驻有“晋绥军”赵承绶部骑二师彭毓斌的两连人。因为王英的四、五千人没有攻开，傅作义的董其武步兵旅增援上来，步骑联合一齐反击，便把王英打了一个大败而逃。王英的兵于十三日下午就纷纷开出商都，于黑夜到达攻击位置，翌日拂晓发动进攻。我见他们的士兵都是无精打彩地从街上走过。王英走后我和尹宝山说：“这种出发简直如同出殡。”王英打红格尔图，犯了我的参谋长陈宝泉在一年前打沽源的同样错误。他把我借给的三门山炮架在山上，不突破围墙的一点，打开缺口让步兵冲人，而是让步兵四面包围，开炮往里边乱打，使赵承绶的骑兵得以坚守待援。天亮以后，从嘉卜寺派出二十架日本飞机，一方面助战，一方面督战，于是攻击的步骑兵都四散隐蔽，还开枪打落一架飞机。因而董其武的步兵前来增援，如入无人之境，把王英和三门山炮围在山上，由我的胡宝山团上去接下。因为傅作义没敢叫董其武进入察哈尔境界，战斗当天即告结束。张万庆招来的那些人，听见前方失利，连夜跑回柴沟堡。石玉山、王子修和安荣昌等脱离战斗，向傅作义投降，宜布反正。只有王英带着金宪章和葛子厚的人，在胡宝山掩护下，退出绥远境界，既不敢再扑红格尔图，也不敢回商都县城。红格尔图战役的经过，就是如此简单。由于王英无能，却使傅作义大肆宣传，结果轰动了全国，成为有名的抗日战争。
田中隆吉此次跟上王英，在“关东军”方面也很丟人，气得在商都城里直跺脚，便派打沽源时被白凤山部击碎肩章的那个松井大尉处理善后。十五日下午，由嘉卜寺开来五、六十辆汽车，把金宪章和葛子厚部，连夜送到西苏尼特旗，走时松井大尉拿出三十万块“交通银行”钞票，扔给二十多个军官。德王在苏尼特旗给他们吃了一顿饭，十六日天亮把他们送到大庙（在百灵庙东北约二百华里处）驻防。部队下了汽车，看见四周荒无人烟，便拿开车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出气，结果打死和打伤了十几个司机。汽车都逃回商都，田中隆吉派松井前去，经过贿买他们的军官，才把士兵安抚住。王英将人跑光走光，剩下张万庆和他两个人，躲到胡宝山的团部里边，不敢回商都，真是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王英直给我打电话，叫“大哥救我”。我向田中隆吉请示，田中说：“不杀他，叫他回来吧。”遂于十六日用汽车把他们送到嘉卜寺，改乘飞机回天津日租界又当了寓公。王英临上汽车时，递给我六万块钱，他说：“这是我此次捞的一点油水，怕日本人搜出来没收，托你派人送到天津，交给我的老婆。”我把款子让张家口“东鲁汽车公司”经理王子玉送到天津以后，王英和张万庆才下了飞机。可能他们到了长春一趟，向“关东军”去作检讨，所以他们虽然乘着飞机，不如我派的人坐火车先到天津。
傅作义于十一月十四日在红格尔图把王英打垮，隔了十天即把百灵庙占领。并且乘胜前进，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将大庙收复。我于王英和张万庆走后，即从商都回了张北，傅作义由于不敢扩大事态，只是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加之我的力量较大，散没到察北碰我。张北和百灵庙相距一千多里，那里由德王的人驻守，所以战争的详细情况我不很清楚。只知守军由“蒙政会”的保安总队长宝道新指挥。在王英进攻红格尔图时，德王把卓世海招集起来的人也调去增防。因此，抵抗了傅作义、王靖国和赵承绶的三部分人，战况比红格尔图激烈。德王是否被围在百灵庙，和他是否在百灵庙紧急时亲自前去救援，对于此事我也没有注意。不过以后德主为了对我显示他也是成吉思汗那样的马上皇帝，曾和我吹嘘过从百灵庙出来的追兵，被他亲自开动轻机关枪击退，使跑出来的人安全撤至西苏尼特。（编者按：傅作义部攻百灵庙时，德穆楚克栋鲁普未在百灵庙，亦未前去增援。）百灵庙并没驻有日本军队，只有一些日本顾问和教官，他们从百灵庙退出，到了大庙。所以金宪章和葛子厚在大庙反正时，共杀了小滨大佐以下二十九个日本人。金、葛二人反正时，除过杀了日本顾问教官，并抢了附近蒙古人的马匹。
伪军侵犯绥东失败后，田中隆吉很不服气，驻到嘉卜寺策划再犯，所以我也由张北到了那里。十二月十三日那天，他跟德王和我索灾乐祸地说：“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臣扣住了，咱们暂时用不着打仗了。”我听见后，未敢多问，心里边又欢喜又焦急。欢喜的是快要打回老家去了，焦虑的是我没有接到张学良的指示。为此，我托故回到张北，等了一个星期没有消息，也不见孙尚武回来，又去了嘉卜寺。在二十六日那天上午，田中隆吉又和我们说：“糟了！糟了！张学良昨天把蒋介石放走了。”弄得我越发不知所措了。过了一九三七年的元旦，我派到西安的那个孙尚武副官，由张学良的黄参谋长，打发他从西安乘飞机越过潼关，经洛阳坐火车回到张北。他说：“少帅被老蒋扣在南京了，抗日不抗日还没决定，东北军是完了，咱们再找别的路吧！”不久，何柱国派他的张副官给我送来一封张学良的亲笔函，大意是叫我顾全大体，不拘小节，是张学良失去自由以后，被迫给每一个东北将领写的。何柱国和我的儿女亲家热河善绅李筱朋是亲戚，我的儿媳称何为姑父，张副官来找我时，楷着我亲翁的介绍信。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给蒋介石充任伪“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路过锦州时，戴笠的人还叫我看过他们所拍的张学良给我的亲笔函全文照片，做为我参加“西安事变”的把柄，想叫我立反共与反人民的功，而赎回投敌和联络张学良的罪。
（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为了表示决心抗战和国共合作，看到绥东形势紧张，于一九三七年初春，把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汤恩伯的十三军和门炳岳的骑七师开来绥远。据日本人统计：连同“晋绥军”共有四万多人。我看见绥东方面部署收复察北，汪精卫和阎锡山也到归绥鼓午士气，首先把二百多家卷都集中起来，由我过去的亲信营长赵仲九挑了二百多老兵负责保护，完全住到多伦与宝昌中间有天主教堂的榆树沟，以备反正时万——带不走她们，好托外国神甫按国际公法进行保护。我的家眷仍在嘉卜寺，怕引起日本人的怀疑，故不敢移动。但我的大老婆患了八年的呕吐病，请了多少大夫也无法医治，用鸦片烟和葡萄糖药针维持生命，成了我的一个很大包袱。听说沈阳南满医院设备很好，我想到那甲给她把病根除掉，省去我身边的麻烦和拖累，恐怕以后没这机会了。于是我向两个田中提出带上家卷到沈阳看病的要求，得到他们的允许，并由“关东军”的飞机接送。原来日本人知道蒋介石还没下了抗战的决心，把“中央军”调到绥东只是一种姿态，所以准了我二十多天的短假，让我扔下队伍离开察北前线。
我到沈阳是在一九三七年春天。我的大老婆入了南满医院。我和我的二老婆带着一个孩子住在最豪华的日本“大和旅馆”。我们全家能住这样的医院和旅馆，都是“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长小矶中将的介绍。因此南满医院五个中国大夫和五个日本大夫，给我大老婆进行会诊，只用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即将她的胃病（胃偏垂）完全纠正过来。大和旅馆是“关东军”在沈阳的宾馆，里边住的都是日本的高级军政人员，四边有日本宪兵守护，普通日本人也住不进去。在一楼中间有一座大客厅，里边有各种报章杂志，摆着水果糕点和香烟，任旅客随便取食。我因呆在房中无聊，除了上医院而外，不敢四处乱跑，常到客厅中看画报解闷。发现小矶、板垣以及担任过多伦特务机关长的浅海，这些“关东军”将校级的好几十个军官，也都住在大和旅馆里边，每天吃完早点和午饭即到二楼上去开会，这样连续了四、五天。有两天小矶和板垣见我坐在客厅里边，都和我打过招呼。浅海知道我也住在这里，开完会即到我的房间里闲扯。他不谈别的，老是向我打听关内各地的风土人情，如北平夏天热不热，华北什么时候是雨季，以及什么地方的民风最强悍，傅作义的三十五军比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如何等等。这就引起了我的怀疑，断定他们是召开大举侵略中国的军事阴谋会议。于是我也向浅海进行刺探，但他非常诡诈，闪闪躲躲地不说，只给我泄露了土肥原也来参加。给大老婆看好病，我从沈阳飞回嘉卜寺，把家眷扔在那里了。停了两三天，叩坐汽车回了张北。先是有我随从副官于德新的姐夫，从张家口来找我。他姓戈，忘记了是给关内那个军担任参谋长，劝我率部反正。我说此事容后再说，先叫他把我在沈阳大和旅馆观察出的情况，赶快转报蒋介石注意。以后蒋介石派黎明来张北和我联络，他和我一见面，我就向他说：“日本人要侵占整个中国了。”他说：“你是被日本人吓住了，咱们几天就要收复东北。”我对黎明说：“寸土不失，我姓李的才乐意呢！日本全面侵华就在今年，我到沈阳看出来了，信不信由你。”他说：“咱们有办法。”我说：“华北很危险。”黎明这次来见我，没提蒋介石给我编一个骑兵军的事，只是说蒋派他跟我联络，叫我在适当的时机，听他的信再反正，暂先不要轻举妄动。他走的时候，我又叮咛他，无论如何把我在沈阳大和旅馆的见闻，回去报告给蒋介石，赶快进行准备，不要等闲视之。我说：“我如果没有爱国心，绝不和你谈这，这可不是道听途说，我愿对此负责。”“七七”事变以后，黎明第二次来和我联络时，他说：“我已报告了蒋委员长，可惜队伍调动得迟了。”
在我从沈阳回来到“七七”事变期间，石玉山还袭击了一次嘉卜寺。那时石玉山已编为国民党的新编骑四师师长，从达密凌苏龙那里装配了四、五百匹战马。他熟悉察北的路径，并且知道“蒙古军”的六个师集中在张北一带，嘉卜寺等于一座空城，进来拣了不少的“洋捞”。“蒙古军政府”的人发现情况后，乱成了一堆，各自逃生，谁也不顾谁。我接到电话，怕国民党的军队袭击商都，所以没往嘉卜寺派兵，只开去一辆小卧车往出搬家。我在嘉卜寺有一辆大片车，结果被伪“德化”市副市长张子荣利用，连他的小猪都装在车上，把我好多皮箱扔掉不管。我的女人和孩子是光身坐小卧车跑出来的。于兰泽是交通署长，掌握着几部大卡车，也是只顾搬他自己的东西，把公共物品完全遗弃。德王本来要坐上汽车跟田中玖前来张北，补英达赖躺在车轮胎底下苦谏，说：“李守信随时都有倒戈的可能，你去张北很有危险。”遂改变了寻找军队的计划，领着乌古廷和众人跑到了多伦。陶克陶到北平去玩乐，把东西也完全丢尽，不是于兰泽招呼，差点连老婆也被石玉山的兵抢去了。石玉山在宝海明的抵抗下，没有很快把嘉卜寺占领。包海明看见汽车完全开走，便朝张北撤下。石玉山进去之后，能拿的东西完全拿走了。拿不了的均予以破坏，呆了一两天即行放弃。从此我在张北，德王在多伦，谁也再没回嘉卜寺去。在“七七”事变以前，伪蒙成了无政府状态。
芦沟桥的炮声响了以后，我在察北陷入两面作战状态。好在刘汝明和博作义没有互相配合，我还能够左右招架。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和日本人在宛平县打开，汤恩伯的十三军即到南口布防，平绥路西段的各部队，由第七军团总司令傅作义指挥向东挺进。他们首先在察北收复商都，派门炳岳的骑兵和董其武的步兵，把我的尹宝山师包围在商都县城里边。董其武的步兵攻城时，据说损失了一个团。尹宝山在那里坚守了一白天，我即率领两个师从张北前去把他接出来。按照尹宝山师平日的战斗力，在我带着两个师对付门炳岳的情况F，他很可以多守儿天。但我急于把人集中到一起，以备全部带上反正，所以当天晚上叫撤离商都，连夜和我一齐退到尚义。第二天我就把这三个师和南壕堑的陈景春师，都调到张北附近的公会和白城子一带地区。
我去商都接尹宝山时，带的是刘继广的第一师和宝音乌勒古的第六师。宝音乌勒吉听见出发打仗害怕，叫他上汽车时，他向我告孬说：“我不干了。”于是我叫乌云飞指挥了第六师。因为乌云飞在多伦给德王训练警卫团时，我看见这个“乌滂守备队”干部训练班出身的喀喇沁左旗蒙古青年很有将才，组织第六师时，即把他吸收为团长。由于他把警卫团训练好，德王派宝贵廷去当团长，曾向我表示反对德王，故我对他特别加以提拔。他这次前去援救尹宝山，一出马就指挥得很好。国民党的军队收复商都，是门炳岳的骑兵把东西北三面包围，让董其武的步兵从南面爬城，还有炮兵在外边助战。我从张北走时，只带了两门山炮，把包围图轰开了一个豁口，乌云飞便冲了进去，即把国民党最精锐的骑七师打乱，把他们压迫在西北面，我们即控制了东北面。炮战了一下午，等到天黑以后，尹宝山坐着汽车带上队伍冲出去，便把商都扔给门炳岳和董其武。尹宝山出来和我说，国民党军队炮打得很准。他们正吃午饭时，炮弹落在师部好几颗；他放下筷子跑出去，炮弹就将饭厅打塌，儿乎把他炸死。
我退到张北的第二天，东条英机从长春飞来指挥进攻张家口。他看见我在商都不给硬打，当天来了九十九架次飞机，从承德空运来五百多日本兵。因为每架飞机只能装载六个人，不能多运，所以天已昏黑，飞机场还停下十几架飞机。东条没来以前，刘汝明派一个马旅长化装进入张北，叫我把城给让出来，说他们的队伍已从大境门开出来，到达了坝顶。我因不愿拿上张北给二十九军送礼，所以没有答应。晚上他们即把张北包围，向飞机场发动进攻。山于人少没有把张北围严，公会的电话仍然畅通。这时五百名日本人在城里把守街道巷口，一面保护东条，一面在监视我的行动。东条住在另一个院子里，田中隆吉住在我的行营中看我。前来收复张北的，除了刘汝明的步兵，还有赵承绶的骑一师师长孙长胜所带的骑兵。孙长胜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给宣化镇守使谭庆林担任营长。张连同和谭庆林在赤峰打许兰洲时，孙被围，经我死命接出，故跟我结拜为换贴弟兄。他这次前来张北，是奉蒋介石的密令呼应我反正，所以到了张北西南十八里地一个有教堂的村庄，便停止前进。由于他来的以前，张北已经开火，半夜三更无法和我联络。刘汝明的人主要是想夺取机场，城外面都是虚张声势，并且听不见炮声。飞机场有我的两个连防守，我知道足可以抵挡，因为刘汝明既要援救宋哲元，又要保守张家口，他不会把好多人派来张北。所以我给公会打了一阵电话，叫他们在张北外围兜成一个大圈以后，即高枕无忧地脱衣先睡了觉。田中隆吉和我说：“你真能沉住气，满不在乎。”后半夜外边的枪声停止，指挥保护机场的团长给我报告，说马旅长在飞机场附近阵亡。二十九军已退回张家口。
第二天东条留下三百名日本人在张北，派出二百人从小道过坝占领了孔家庄车站西边的大桥，因为陆空没有联络好，日本飞机前来炸桥，炸死守桥的日本兵，日本兵急了便开枪打毁一架，正落在孙长胜所占的那个有教堂的村子外边。我在多伦的时候，忘记是由于什么关系，司令部吸收进一个名叫龙超的河北省人，参谋处派他担任侦察参谋。原来此人是戴笠打入我的部队中的一个“军统”特务，这天才引起我的怀疑。他从张北城外侦察回来，跑到行营要单独见我，说：“孙长胜叫我给总司令捎来一个口信，他说跟您在赤峰结拜过，这次他到张北附近是蒋委员长派他呼应咱们反正。现在情况变了，汤恩伯已经失守南口，刘汝明准备撤往蔚县，从涞水方向去追随宋哲元。张家口眼看快要失守，他接到中央电报，叫您暂不要动，另等适当时机再行举事。”并说：“孙长胜急于回大同保护山西，村外掉下日本飞机，也没顾得派兵出去看看，和我说完这些话，即带上队伍朝西退走了。”他说的有根有叶，没有特殊关系怎能见到孙长胜。我便依照龙超给带回的口信，未敢在张北反正。改变了原先但等黎明派人一来，即捉上东条英机倒戈的计划。第三天陆续有一百多辆汽车，把日本的一个旅团运到张北，我只好派尹宝山的第二师，担任掩护进犯张家口的任务。尹师到达坝上，因老乡逃跑一空，人马找不到吃喝，田中隆吉领我去见东条英机。东条说：“用不着了，叫他撤下来吧！”这时从承德开来的那一个流团，除了攻陷张家口，并在孔家庄附近歼灭了傅作义的孙兰峰旅七百多人。防守天镇阳高的李服膺军闻风溃退，傅作义部都往大同集结。门炳岳和董其武也主动放弃了商都。门炳岳临撒的时候，通过他的参谋长的关系，把尹师的井得泉团拉走。尹宝山外号尹大马棒，对部下压制很严，所以把井得泉逼走。田中隆吉为此要杀尹宝山，我以“并得泉是刘桂堂的人”为词给抗住，把尹宝山微换成王新民，让尹担任了伪德化市副市长。井得泉在红格尔图给我来信，说他很对不起我。日军攻陷张家口时，二十九军曾作了英勇的抵抗，故有十几辆汽车的日军尸体，盖上帆布运回张北焚化，另有三百多人被刘汝明的毒气弹熏伤。张北的日本特务机关，有一个专门研究密电码的小组，田中隆吉对我说：“我们已翻出二十多种。”他并不是吹牛，我事后调查，跟他当时和我所说某一方面是某一部队完全相符。傅作义在孔家庄附近损失了那么多人，就是因为被日本人翻出密码，并且被窃听了电话，而跑入敌人的埋伏和包围圈内的。
东条英机占领张家口后，没有继续西犯，而是折向下花园和南口过来的板垣师团完成会师，一起回到北平，从涞水方面进攻了平型关。所以傅作义的步兵被阎锡山调回山西，防守雁门关与忻口，晋北和绥东只剩下各部骑兵担任警戒。察南地区成了军事真空地带，由杜运字代理哈察尔省主席。我的六个师，仍停留在张北一带待命。这时日本人急于让伪蒙政权统治察哈尔全省，田中隆吉和田中玖派陶克陶坐上飞机去寻找德王。后来据乌古廷跟我谈：德王山嘉卜寺退到多伦以后，在那里利用锡盟和察哈尔的人，组织了穆克登宝的第七师，包悦卿的第八师、包海明的第九师和雄诺敦都布的警卫师。包悦卿调蒙疆银行总裁后，由扎青扎布继任第八师师长。这些热、察两省和辽宁科尔沁的蒙古实力派与少壮派，还在多伦搞过一次插血同盟。伪满“兴安军”总司令巴特玛拉布坦，也由长春赶来参加。“七七”事变后，德王听见商都被门炳岳和董其武收复，他怕国民党军队进入西苏尼特，即带上军队回去保家，故被陶克陶在西苏尼特把他找见。德王来到张北，先和我到张家口慰劳日本伤兵，我们见有二、三百人躺在病床上边，多是中了毒气将头肿成斗一样大。关于在张家口建立伪蒙政权的事，因为遭到汉奸的反对而没有办到。不久由张家口的商务会长于品卿出名，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德王为了表示关怀部下，特打发于兰泽到赤峰购买慰劳品。不料于兰泽从中贪污，给弄来四、五大汽车霉坏的赤峰“哈达火烧”，我一看长满白毛，当时给了张北城里喂猪的老乡。我说：“拿这种东西给当兵的吃，简直如同骂人，花那么多的钱，为什么不就近在张家口买些香烟、肥皂、手巾？”德王没有吭声，第二天扫兴地回了西苏尼特。
日寇进犯平绥路西段，是九月中旬才发动的。除了从公主岭调过酒井机械化师团，还有一个步兵师团。他们是经过赤峰、多伦到达张北的，一共有一千多辆汽车，从公主岭出来，有伪满“兴安军”的一团骑兵把他们引到察北。他们从张北出发时，没有让“蒙古军”配合作战，即经过张家口长躯直入地进入大同。到达大同后，那个步兵师团沿同蒲路投入忻口战役。他们经过天镇、阳高、左云、朔县，到处惨杀百姓，晋北各县遭了空前的浩劫。酒井机械化师团的纪律稍好，在大同扶植起当地的一个举人夏恭，成立了伪“晋北自治政府”，继续西犯，把丰镇、集宁攻陷。因大同以北、以西有骑兵和傅作义的新兵进行抵抗，故在集宁把队伍停顿下来。到了十月初，方调“蒙古军”去配合作战。我接到出发命令，当天率领六个师由张北到达集宁附近，把总司令部设于城内的第二师范学校。酒井这个人非常谨慎，所以在集宁部署了十几天，始向归绥前进。在此期间我陪着他参观了老虎山上傅作义部所筑的国防工事，他说：“建筑得很好。”我心里说：“可惜没有用上。”集宁北门外遍布傅作义军队所理的地雷，我叫工兵完全起出来。到了“双十节”后，日军和伪军便向归绥出动。我担任打通铁路的任务，酒井师团经岱海滩（凉城）向归绥南边迁间，德王带的四个师，由草地从大青山后向西进犯。我因这四个师人少，并且没有重武器，派胡宝山组织了一个别动队，怕他们被门炳岳和马占山的骑兵吃掉。
归绥是十月十四日沦陷。十二日我派乌古廷指挥攻击旗下营西边的斗金山，那里有马占山部防守。我的老上司，曾给汤玉蜻任过保安旅长的赵国增也在那里，写信叫我反正。我当然瞧不起马占山，没有听他的话。乌古廷从集宁坐火车到了旗下营，既不开炮轰击，也不派队迂回，想叫骑兵冲锋抢夺山头，所以打了半天拿不下来。后半天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马占山不过比画比画，到了这步天地他怎敢坚守？你派一连人兜到斗金山背后，他即收兵西退。”两个小时以后，他又来电话说：“照你的指示一办，马占山果然退了。咱们是在旗下营停留，还是往西追击？”我说：“先休息一夜，等我明天早晨去了再讲”。十三日我全部人马，都带到旗下营一带，集宁县城里边没留一个人驻守。我下了火车，听见西南方面炮声隆隆，知道酒井师团还没进城，便叫队伍都开到陶卜齐车站以东的山沟里边，严禁往归绥近郊移动。一方面不愿跟酒井师团抢功，让光荣归于日本人，一方面怕国民党的军队临退抢掠，把帽子给我的人扣上。
这天包海明的第九师，也把武川县城占领，到达归绥北二十里地的坝口子村。派人到陶卜齐以东和我部联系，说是沿山走了五、六十里，没有碰见一个国民党军队。我指示包海明，也是叫他不要夺取归绥。十四日上午马占山等部坐上火车从归绥退走，酒井师团下午入城。我叫队伍沿着铁路，向萨拉齐前进，自己带了警卫队的一连人，于天黑以后进了归绥旧城。归绥维持会长贺秉温派傅作义旧部、青帮头子刘长荣，把我欢迎到牛桥附近的归绥中学里边，和酒井叫通电话，由刘长荣从饭馆要来一些饭菜，就在那个学校里休息了一夜。据刘长荣和我说，日军进入归绥未杀一人，马占山临走时，也未抢掠。刘长荣叫我在归绥好好休息几天。我说：“我怕日军沿途杀人，得赶快到萨县和包头去，遇到他们屠杀老百姓，我可以向酒井师团长忌求。”
十五日酒井师团续向西犯。德王进城住于新城傅作义扔下的省政府里。省府东边有个小院设置了日本特务机关。我为了尽可能保护老百姓，和酒井一同坐上汽车随军前进，十五日在萨县停了半天，十六日上午进入包头。我把我的总司令部设在从前王靖国的十九军军部里边。酒井叫我派一师人向安北搜索，我给包海明打电话说：“不要急追，让他们慢慢地跑。”口军在包头也未杀人，在萨县杀了几个国民党军队的溃兵，比起那个由大同南犯的师团，酒井机械化师团的军纪要好的多了。十七日上午出席完当地维持会会长刘澍为酒井和我所召开的欢迎宴会，酒井叫我陪他出城参观黄河。他望着河对岸的伊克昭盟沙漠非常发愁，自言自语地说：“追！追！追到什么地方为止呢？中国的地方这么大，绥远过去有宁夏和甘肃，甘肃过去有青海和西藏，这个计划我不赞成。”我在一旁不敢吭声。从南海子转了一个钟头，即乘车同城。不久酒井机械化师团由火车开回公主岭。另派黑石部队接防。我因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于十月二十七日在归绥成立，在包头停留了不到十天，也回到归绥。
我在侵犯绥包时，只在旗下营附近打了一仗。虽然我带的“蒙古军”纪律很坏，汉族官兵完全是“奉军”的那一套作风，蒙古兵和“蒙匪”差不了许多，特别是胡宝山路过武川的一个天主教堂，一下子就抢了外国人三十万块现款。但是我在包头的十天当中，也做了一件“聊表寸心”的好事。包头是西北的水早码头，商务比张家口和归绥还要繁荣，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包头设有分行，金库中存有巨额款项。酒井师团开走后，我成了包头的最高统治者，当地的富商都请我吃饭。有一天中国银行分行经理郑相臣，招待我和几个师长在他的行里打牌。他避开众人递给我一封赵国增给我写的信，说郑相臣是他的朋友，叫我特别关照。我问郑：“你有什么困难想叫我给帮忙吗？”郑说：“我有三十三万现款，已经埋到窖内，还有几千万钞票，这都是国家的财产。请你设法由包头先运到归绥，我再派人往天津分批转移。听赵国增说你很爱国，现在是因环境所迫，并说你有肝胆义气，是一·个完全可托的朋友。”我听了很受感动，便对他说：“你不怕我是当胡匪出身的，敢以千万金相托，我一定能给你办到，因为这是逃避资敌，我分文不要报酬。”
日寇侵占绥包后，我即把家眷从张北搬到归绥旧城杨家巷。在我去参加“第二次蒙古”大会时，郑相臣派人给我抗来十几个大柳条箱子，和我同坐汽车上了火车。这时归绥已有日本宪兵在车站检查旅客，我下了火车被他们拦住，非要打开这十几个大柳条箱子进行检查不可。我叫翻译向他们说：“我是蒙古军总司令，你们如有怀疑，可到我的公馆中去检查，不能对着老百姓污辱我。”他们见我的卫士想要动武，只好放我通过。郑相臣派的人岔开到我的门口等待，我把大卡车停下，一一交付了他们。日本特务机关以为我进入包头以后，搜刮了一些大烟土，也未向我追问。他们哪里知道全是钞票？后来郑相臣跑到兰州，请总行经理把转移经过报告给蒋介石。故蒋介石始终认为我比德王忠实可靠。日本投降后，我初次见到傅作义时，他还提到“包头中国银行窖存的现金，始终未被日本人发现，最近刨出来，只短了十几元，这事亏了你给守护和保密，要是另外一个人，早就把它没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