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我率伪军在察北的罪恶活动
（一）从多伦通走刘桂堂
一九三三年夏初，日寇完全占领热河后，派往多伦准备侵犯察北的伪军，计有：刘桂堂部七八千人，张海鹏部一千八百人和我部六千五百人，共一万六千多人。张海鹏部来自辽宁，已编为伪满的正规军，张本人出任了伪热河省长，关东军对该部比较信任。我部米自热河北部，正式投敌还不到两个月，除了我是蒙古人这一点而外，其他都待“考验”。刘桂堂部来源于山东的流寇，在热河沦陷以前被北平军分会收编，这年三月出鲁北（热河省的县名）经天山、林东、林西退到围场一带才投散，所以关东军对该部最不相信。张海鹏有好几旅骑兵，由其长子张子明和王永清、傅景峰、素华岑等分别带领。开到多伦的一千七八百人，是王永清旅。因此承德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令王永清监视刘挂堂和我，并令林西特务机关长浅旧兼我的伪“游击师”顾问，他转告我，注意刘桂党。这就是日寇对伪军分别对待，和互牵制的作法。除刘桂堂部没有派遣顾问和教官外，我和张海鹏部都有日本人紧紧跟着。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采取的是蚕食政策，逐步侵犯华北。从侵略察北开始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除了张海鹏和我的伪军中派有顾问教官和由日本组成的“特设队”外，日木的正规军始终没有在察北露面。日寇最初在察北，是想令刘桂堂的山东流寇进行捣乱，使察省主席宋所元不能安心在喜峰口一带抗战，怕刘桂觉不听话，又把我带的那帮热河胡雁调了过去，以威胁二十九军的后方。当宋哲元离开察哈尔，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起“抗口同盟军”时，日本人又把张海鹏部王永清旅开到多伦，一方面提防刘桂堂和我这两部份新投敌的伪军，一方面阻止汤玉麟反攻热河和冯玉祥由张家口出击。等到我把刘桂堂从多伦赶跑，张海鹏部王永清旅调到沽源以东，在察哈尔北部便由我唱独角傀儡戏。
刘桂堂部于三月五日夜晚，在林西东北的二十家子内讧，打了一整夜。翌晨，他的井得泉团长投归了崔兴武的刘继广团，他本人率领主力撤至围场以北，曾盘踢了一个多月，派副军长夏子明前往承德接洽投敌成功。由于宋哲元把二十九军大部带到河北，察北一带没有驻军，多伦于四月下旬被刘占领，队伍完全驻在街内。张海鹏部王永清旅后来才到，因不能进街故驻在庙上的东西两仓。我是三月五日在林西代理崔兴武交给我的旅长职务，七日将日本的小柳匀部队和伪满的“兴安军”欢迎入城，二十五日崔兴武把兵权交给我，四月初，赤峰特务机关机关长田中玖发表我担任“游击师”司令伪职，把队伍整顿了二十多天，即向多伦开拔，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初句到达多伦。由于多伦的街市被刘桂堂占领，多伦的庙仓被王永清驻扎，我只好在多伦城东二十里的善丹河沿岸驻扎。
多伦是先有了蒙古喇嘛教的庙字，后来才在庙南二里的高地上出现了蒙汉贸易的街市，故多伦又称为喇嘛庙。刘桂堂与我有天山作战（被我毙伤一千余人）及收编井得泉的仇恨，对于张海鹏部王永清旅也严加戒备，把多伦街封锁起来，使我和王永清两部，都不能向商务会征要给养。多伦寺庙东西两仓很大，可以驻一万多队伍，但喇嘛的粮食有限，仅能勉强养活王永清一旅骑兵，我在白沙黄草的善丹河边，必须派人到一二百里以外搜刮粮食。好在由林西开拔时多准备了半个多月的米面，所以初来到多伦的十几天内没有断炊。王永清也是胡匪出身，外号“天下好”，我当胡匪时就跟他磕头结拜，热河沦陷时他在开鲁和我见过一面，到了多伦我们便联合起来对付刘桂堂。这时曾在开鲁当过兽医的日本浪人仓林，也跟我从林西跑到多伦。他和我部的浅田顾问，看见我的官兵给养困难，恐怕发生变化，遂把此种情况报告了承德的特务机关松室孝良。松室于五月二十六日由承德飞到多伦，想调和我与刘桂堂之间的矛盾，用电话把我从善丹河叫往庙仓，想使我俩言归于好，套在一根缰绳上供他驱使。
松室孝良在庙仓南的自然飞机场下了飞机，住在东仓的一个大喇嘛的院子里，叫我和刘桂堂在那里见而。他说：“你们再不要敌对了，我来给你们调解。”我说：“刘桂堂反复无常，毫不讲信义，他要在这里当场打死我，我的队伍岂不是垮了。”正说话间，听见外边报告刘桂觉到了。松室出去迎接，我便带着我的随从副官由正房躲到西房。刘桂堂进门以前，先跑进四个卫士，各红着一挺机关枪，枪口朝着正房放倒，爬下作预备射击的姿势，然后他才跟着一个副官，被松室迎接到正房里边。松室打发人叫我过去，我没有答应，以后刘的副官过来请我，见我和我的副官都扪着手枪，一看我有准备，扭头便走。不大一会外边的人跑进来说，王永清的人将重机枪架在四周，刘便匆匆辞去，松室孝良把他送出庙仓。他从正房出来，我爬在西房的窗上看了一眼，是个短粗的胖子，脸上长满发黑的横肉，怪不得人们叫他刘黑七。松室把刘桂堂送走，回来对我说：“真不是东西，我太冒失了。”并说：“你的困难我完全知道，我给关东军去电报，要求给你解决。”当天，他飞回承德。
我在林西投敌后，队伍由崔兴武时的不到两千人，很快就发展成八千多人。田中玖叫我把汉族官兵六千五百人编为两个支队，蒙古官兵一千七百人编为一个支队。从林西往多伦开拔时，日寇不仅没有补充械弹和关发饷项，并且把那个蒙古人组成的支队，留在林西和经棚驻防。田中玖对我说，是怕到多伦把队伍输光，留下这一千七百蒙古人做为我的另一笔赌注，所以叫我兼任伪“经、林留守司令”。
我知道天下没有便宜的事情，当汉奸也得有一定的表现，才能逐步得到主子的信任。日本军阀的武器和金钱并不随便给人，对他们有利可图才肯破费。那时我既然披上贼皮，总得摸捞到一些实惠。
松室孝良走后，过两天便是端阳节，王永清留下我跟他一起过节。他又拿出二百块银币，向喇嘛买了一些大米和牛羊。我打发随从副官把大米、牛羊送给我驻善丹的队伍，并叫刘继广和尹宝山于过节期间要更加戒备。就在端阳节这天拂晓，刘桂堂派出二千多人，跑到善丹河去摸我的营垒，结果被我军打得狼败而退。我在仓上瞭得清清楚楚，丢盔撂甲地回来一千多人，被打死三百多人，伤兵约有五百多人，抬到中午才停止。这时冯玉祥正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王永清恐怕刘桂堂反正夺取庙仓，决定把东仓腾出，让我部当天到里边驻扎。我们两部的日本顾问，也同意两部份人集中到一起，等得到松室孝良的指示后，好联合起来从多伦街上驱逐刘桂堂，我部便完全进驻到庙仓。刘桂堂的兵整整打了一下午枪，到天黑以后才停止射击。
五月二十九日，刘桂堂派他的副军长夏子明跟我见面。夏还带着一个姓黄的参谋长，他们说此次事件是刘桂堂部一个在天山县被我打伤的师长，瞒过刘袭击的，希望我不要误会。夏子明曾与我磕头为结拜兄弟，所以我对他们说：“刘黑七打我，你这个把兄弟也不给捎个信，并且是你这位参谋长运筹帷幄给定的计策。”弄得他们两个面红耳赤，只说：“我们哪里知道。”我说：“我这次进多伦，是你们昨天拂晓去善丹河把我请来的。”夏子明看见我的态度很强硬，向我说：“你容许我们五天时间，等我们把开拔准备事项完成，将多伦街腾清后让给你。”我说：“只要你们讲信用，一礼拜以后也行，咱们不服气离开多伦打，不要在街上祸害老百姓。”
夏子明走后的第二天上午，多伦商务会派来代表欢迎我们进街，说刘桂堂的人已经连夜向张家口退去。我和王永清向承德日本特务机关报告了此事，回电叫我完全占领多伦，让王永清当天开回热河。听说刘桂堂从那天开始参加了“抗日同盟军”。
我于五月三十日，留尹宝山支队驻守寺庙的东西两仓，带刘继广支队进街，将司令部设在街内，委热河阜新的一·个老秀才蒋正清为伪多伦县长。不久乌古廷从汤玉麟那里跑到多伦，还带过来五百多蒙古骑兵。他说汤部在活源北面的狼尾巴山，被从赤峰退过去的孙殿英解决了大半，孙已领着人进驻到关里沙城一带，汤带着残部困居在独石口外，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所以他来投我。乌古延（原名乌臻泰，字嘏庭，投日后，改为乌古廷）是喀喇沁右旗的蒙古贵族，曾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我因乌出身于军事学校，又是我的磕头兄弟，以为他可以作我的左右手，于是把他打发到林西，代理我的伪“经林留守司令”，去整训胡宝山的第三支队，我恐怕胡宝山在那里给我生事惹祸。不料这乌古廷竞想拆我的台，叫他四弟乌臻瑞，向第三支队的官兵宣传，说我是朝阳七区的汉人，是一个“假蒙古”，这个部队应当由“真蒙古”带领。胡宝山和团长达理扎布（敖汉旗人）等把这话告了我，我这时正忙于营救松室孝良，并且我是依靠汉人捧我，蒙古的小头子们既然排挤我，他们有真本事，就交给他们带领好了，所以对此事没有注意。
松室孝良在调解刘柱堂和我的矛盾失败后，第二次又来多伦，听说给我带来六万块“天津字”交通银行钞票作军饷。不料飞机在隆化县境内的一百家子山附近失事，落地后被一个外号叫“二寡妇”的女人所带的胡匪，将他和飞机上所有日本人完全捕捉。此次飞机失事是我把乌占廷派到林西以后发生的。消息传来那天，我即派连长张国治带了四十多个人，到一百家子山一带寻找松室的下落，我叫张连长无论如何要保护住松室。我企图以此向日本人献媚。后来伪热河省长张海鹏比找许的愿大，用大量金钱将此部胡匪收编，松室安全回到承德，我嘱顾问找田向他说，我也曾派人前去营救，从此松室对我的印象更好，开始给我发军饷。不过没有给我补充武器，只是派来二十多个日本人组成的“特设队”，附有三辆装甲汽车并配备六挺重机枪，还有四五挺轻机枪，没有配备炮。古鸿昌率部由张家口北进时，我就是凭这点力量，在多伦对抗“抗日同盟军”。
（二）和“抗日同盟军”作战经过
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日本帝国主义为使冯、蒋火拼，收渔人之利，除了派飞机在长城内外债察“抗日同盟军”的行动，并没有派出正规部队向察北六县发动进攻。在六月中旬张家口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多伦西南各县，只由张砺生指挥的曹凯和白凤山等部民团驻守，所以多伦到张北之间，可以说阻力不大。
我和冯玉祥的西北军素无来往。但我刘继广支队的团长陈景春（名陈生，字景春）曾参加过宋哲元的军队，并和“抗日同盟军”姚景川（字云章）是亲戚，所以他们派姚景川来找陈景春，企图瓦解我的部队。陈景春是围场县的大地主，他的财产都在沦陷区，不敢跟上姚景川轻举妄动。当“抗日同盟军”围攻多伦以前，我普和参谋长陈宝泉瞒过日本人，召集两个支队长和团长们秘密开会。我说：“谁是真投敌？谁是真抗日？只有盖棺才能论定。我们已跟日本人拉上线，现在八字没见一撇，绝不能放弃多伦，必须死守几天，看看抗日同盟军的力量究竞如何，瞧瞧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怎样，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参谋长陈宝泉暗中和何清明有联系，主张投靠日本，所以同意我的主张。我叫尹宝山支队防守庙仓，在西边西仓的小孤山上构筑工事，让日本人“特设队”抽出一部分轻重机枪放在上面，以保护小孤山下的飞机场。我带着刘继广支队防守街市，并控制南边的沙岗地带，把日本人的三辆装甲汽车做为机动部队。日本人听说“抗日同盟军”号称两万之众，前来夺取多伦，浅田等都吓得失去了主张，完全听我调度。七月初句，日寇由飞机给我运来子弹六万发。“抗日同盟军”进攻多伦时，大约来了一—万多人。七月七日夜晚发动攻击时，我一听没有炮声，机关枪声也很疏落，更有了坚守的把握。多伦虽无城墙，但在房屋上可以放沙袋据守，庙仓本身就是堡垒，没有大炮很难打开，街和庙中间以及其周围是开阔地带，“抗日同盟军”很不容易隐蔽。初攻击时，来势相当猛烈，争夺街南的沙岗，打伤了我的团长郭焕章。但由于我们居高临下，又由于他们在攻打时不能协同一致，虽然进入庙和街的周围，未能集中力量进街或者占庙。
多伦被围后，日本飞机在八日白天来过一次，来时正值“抗日同盟军”的五百多骑兵企图夺取庙仓两边的那个小孤山，飞机扔了四颗炸弹，把这部分骑兵和步兵赶跑，除了日本人的三辆装甲车在召庙和街市中间以及飞机场周围，用机关枪向“抗日同盟军”扫射外，我的兵都没打枪。日本飞机降落时，被“抗日同盟军”的步枪子弹射入油糟，把接济我的六万发子弹和一些慰问品卸下，修理了半个钟头，才起飞回到承德。这次以后，因大雨连续四五昼夜不停，日本顾问浅田急得老打电报，但飞机找不见多伦的目标，无法接济。“抗日同盟军”因后方运不上给养，加上连攻数夜没有奏效，士气逐渐低落，尽找地方避雨，战争遂成了胶着状态。我在坚守多伦期间，日夜不眠，我知道，我个人的命运全看能否守住多伦来决定，所以老到最吃紧地方亲自指挥。因此“抗日同盟军”虽然把多伦装在口袋里边，造成三面包围，但无法往里渗透。由于这时全国都注视“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冯玉祥一听攻不进去，便叫姚景川出面跟我谈判，想让我把多伦腾出。我的团长陈景春大概是七月十日那天到司令部来见我，他说：“姚景川前几天跑来拉我，我没有理他，因为怕你多心，也未向你报告。今天他到了我的团部，想跟你直接谈判，可否让他和你见面？”我说：“咱们在多伦如同闷在鼓里，不知道国内外形势，可以让他来跟我谈谈，以便了解一些外边情况。”
姚景川劝我弃暗投明，我说，“咱们日久见人心，现在还谈不到这一点。”他又说苏联已经决定援助冯玉祥一百万枝步枪，不久即可通过蒙古人民共和国给运来。我心里想：这是给冯玉祥，冯到手后不一定就给我李守信。后来他说：“冯先生真心抗日，得到了全国各方面的爱国人士的拥护，如果连多伦也收复不了，人们就要大失所望。现在你要把多伦让出，便可以振奋振奋人心，这就是你对抗日的最大贡献，冯先生以后必然重用你。”他并说：“咱们是热河同乡，我知道你两头为难。说实在的话，同盟军已经没力量打开多伦，冯先生派我来，是想向你借一借多伦。冯先生真有办法，你不成问题会和我们合作在一起；冯先生要是没有办法，我负责把多伦归还你。”我因为孤军据守多伦三天三夜，满对得起日本人的六万发子弹，冯玉祥既然派代表来，我不能把这条路线切断，现在正到了两面都能讨好的时候。于是我问姚景川：“你们打算借多长时间？”他说：“借两三个月。”我说：“两三个月时间过长，一个月我能应付日本人，到期你们没有办法，那我就要反攻。咱们一言为定，都要对得起朋友。”我叫姚景川转告给“抗日同盟军”在最近一两天以内要虚张声势地猛烈攻击，等我把日本人吓唬住，退却命令出于他们口中，我再通知“抗日同盟军”进入多伦的日期和时间。
我的兵多是胡匪和民团出身。他们都暗藏着不少的“保命子弹”，轻易不肯外露。八日飞机走后给每人发了十几粒子弹，到九日白天都背着空子弹袋子，日本人看见着了慌。仓林曾悄悄问过我：“子弹没了该如何办？”我说：“没子弹拚刺刀。”因而他们用十万火急的电报，向承德特务机关要求接济，可是大雨滂沱，飞机不能来。我即去找浅田顾问，我说：“关东军给我的二十万发子弹，已在天山和善丹河两次打刘桂堂消耗殆尽；飞机运六万发，每兵平均发了不到十粒，八日夜晚和九日夜晚，已经打的差不多了，我已剩下赤手空拳，你得给我想办法。”日本人一样怕死，浅田便把此种情况又用急电报告到承德，并且为了急于逃跑，把战况描绘得特别猛烈。松室孝良怕把我这六千多经得起“考验”的伪军，被“抗日同盟军”拉走或者吃掉，三十多个日本人跟着丧命，从热河再派出伪军，又远水救不了近渴，就在十一日夜晚决定叫我们向锥子山（即围场县）撤退。十二日拂晓，“抗日同盟军”进入多伦。
因为事前双方约好，我出多伦的时候，还表演了一番突围战斗，“抗日同盟军”亦派人追击了十儿里。我便在善丹河停了下来，做出掩护退却的各种姿态，其实我八九天没有得到休息，在善丹河的公积淖尔附近睡了大觉。多伦距锥子山二百八十里，走了六天，日本人认为我退的井然有序。七月二十日左右，松室孝良派汽车把我由锥子山接到承德，派日本医生把我的痢疾治好，共耽误了七天，临走给我补充了二十万发子弹，五百枝步枪和九万元军饷，叫我赶快回去反攻多伦。我因往来承德又磨蹭了四天，距离八月十一日的限期还有十天，承德的电报直催我开拨，我以准备没有齐全推诿。到了八月四五日，看了看推不过去，便把队伍从锥子山开出，当天走了七十里停下。日本人发现我迟疑不前，第二天便派来两架飞机在我的队伍周围扔开炸弹，我知道这是对我提出警告，只好加快行军速度，于八日到达距离多伦七十里的峪道口。浅田顾问叫我在九日拂晓攻城，我说对敌情还没有侦察明白，在峪道口住了一天，十日傍晚才到了善丹河沿岸。这时蒋介石调派军队在平绥路东段加紧威胁“抗日同盟军”，并令宋哲元回察哈尔劝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多伦街、庙两处只有张凌云的两千多步兵和几百察北民团防守。十日夜晚，张凌云派出代表三人到公积淖尔见我，痛哭流涕地请我不要夺回多伦。我说：“我不前进，日本人给我扔炸弹，现在你们借用多伦的一个月的期限已到，冯先生并没有办法。回去告诉张旅长，我明天上午十二点钟非进多伦街不可。今晚明晨你们很可以腾清，我保证不追击。”我对二个代表各送了一匹马，把他们打发回多伦。第二天，张凌云未曾开走，反而派出骑兵向我军警戒，我决定采用“跟上敌人马尾巴进城”的胡匪战术，把队伍兜成一个圈，一齐上马，由善丹河向多伦直冲，使“抗日同盟军”无法招架。尹宝山不同意我的办法，按兵不动，我带着刘继广的那个支队，跟在“抗日同盟军”的骑兵后边一拥而冲进多伦街上，因为张凌云的步兵看见自己的骑兵退下，不能开枪射击，等到把自己的骑兵让过，我的兵便艰了上来，以致步兵都指手不及，纷纷退出多伦向南奔跑。尹宝山掌握不住部队，他的所部也朝街上冲过，被我指给去占领庙仓。那里有二三百民团，见尹支队上去，均落荒而走。日本人对我这套胡匪战术，感到非常惊奇，其实我离多伦以前就把几个做小买实的，收买成我的义务谍报，他们早跑来告给我张凌云进入多伦以后的各种情况。
我进了大街，看见刘继广堵住一个商号的大门洞，墙上爬满了我们的兵，刘说：“这是张凌云的旅部，张和旅部的人全被咱们包围在里边，你看如何处理。”我说：“放走！叫他们带上武器，找莜麦地隐藏，等到日本飞机走过后再行动。你向张凌云致意，我因避嫌疑不能和他见面，他需要什么东西，你给他准备好。”我怕日本人发觉，派人通知他们暂不要进街，说是敌人还未肃清，日本人何乐而不为，便在城外架起电台告捷。不大功夫承德方面就派来一架飞机，我们把对空联络符号摆出，飞机朝南侦察了一阵，没有发现“抗日同盟军”便返回承德。等到张凌云的人退净，日本人才进了大街。张凌云走时非常狼狈，连乘马都被我的兵给牵走，刘继广给弄了些烧饼并雇了一头毛驴，将他打发回张家口。
在我让出多伦期间，内部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乌古廷听见我退到锥子山，以为我完蛋了，便把我留在经棚和林西一带的第三支队，归附了伪满的“兴安军”。伪蒙疆的大小头子们，一开始和我共事，就把我当成外派。他们离不开我而又随时想拆我的台和夺我的权。日本人和蒋介石还好对付，就是伪蒙■的一帮人难斗，使我很伤脑筋。
（三）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
我二次占领多伦以后，得到日本人的信任。一九三三年九月间，将我的部队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任我为司令官，两个支队改称为师，由以前的支队长刘继广和尹宝山担任师长。拨来野炮八门和山炮两门，充实了丁共昌的炮兵大队。另外还成立起一个通信队和一个宪兵队。这时浅田专任多伦的特务机关长，赤峰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把他的一个朋友退役大佐下永，介绍给我担任顾问，底下的小顾问和教官，增加到二十多人。“特设队”除了那三辆装甲汽车，还添了三十多辆运输卡车。轻重机枪也不断给我运来，一共有一百多挺，战斗力较前增加许多。同时察哈尔镶黄旗的营长高乐明山，带五百多骑兵前来投我。不久胡宝山从林西鸟古廷部队中，也给我策动回来七百多人，加上另外扩充的人，我的人数增加到八九千。
队伍编制就绪以后，我即到长春向关东军司令官谢委。这次是由西苏尼特旗德王府的特务机关长尖浦领我飞到长春见的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央浦说一口北京话，给我任翻译。小矶给我戴高帽子，誉我为“蒙古的英雄”，希望我为“民族复兴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并说：“你有什么困难，就近和松室孝良接洽，已经电告他大力支持你的部队。”我为了表示衷心拥护“满蒙政策”，就便提起乌古廷在林西带的那一千七百多蒙古骑兵，我说：“听说兴安军收编了他们，就让乌古廷带了去吧，都是在关东军领导下为了建立东亚新铁序而效忠嘛。”小矶说：“多伦如果占不住，你把人打光，还得用这部分人扩充，得给你留下。”我说：“我一个人分不开两头，最好让乌古廷带领。”他说：“你的心很好，关东军自有办法。”从由德王府的特务机关长失浦领我前去以及从小矶和我谈的话看来，日本人要大力培养我，因此我以后由侵犯察北的罪魁变成“蒙疆”小朝庭的“兵马之帅”。
从一九三三年八月重占多伦，到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前，国内报纸上称我为“李逆”，我心情特别苦恼。从一九三三年冬天开始到一九三五年春天，我学会吸食鸦片，娶了一个小姨太太，更加腐化嚷落了。这时多伦成立起日本的“善邻协会”，由中岛万藏负责，街上开设了好儿家日本料理馆（妓院兼卖小吃的商店），从承德弄来十几个日本姑娘。特务机关的人和我的那些大小顾问教官，完全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浅田管不了下永，把拨给我的大部分经费和一部分军饷，都挥霍在花天酒地上面。我终日陪着日本鬼子们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可是我的士兵却吃不上洋面大米，除了两套单棉军服外连衬衣都没有。兵血金叫他们喝了，但我不敢过问，松室孝良虽曾几次问过我有无困难，我只能说是一切很好。我的参谋长陈宝泉思想搞不通，很苦闷，有一次在郊外打雁，心不在焉，猎枪装火药过多，枪膛爆炸，左手炸掉三个手指。
我和德王携手前，也进行过不少政治活动，一九三四年春天，曾到承德给张海鹏拜过寿。我在一九二二年到库伦旗清剿“蒙匪”时，给张海鹏递过门生帖子，他的旅长王永清和傅景峰又都跟我结拜，张想把我拉到伪满，所以对李树声（李是崔兴武的驻省办事处长，也兼任我的驻承德的办事处长）按我的代表来看待，对李曾不只一次示表过这种意图。我去承德给他拜寿时，张的大儿子张子明任旅长，称我为“世兄”。宴会时把松室孝良和我都让到筵席的正面。过完寿我去辞行，张又留下我吃饭。他说：“多伦占不住，回热河来。我老了，把兵交给你和子明，你们弟兄两个好好地干。”我这时的队伍，比张海鹏的四五个旅还要人强马壮，争名夺利的资本怎能轻易让人。
因为我把多伦占住，日寇为了统治察哈尔的十二旗群，为下一步占领绥东做借口，早在一九三四年夏天，关东军便派金永昌和于兰泽两个蒙古留日学生，由长春来多伦酝酿成立伪“察哈尔盟”。他们来到多伦，住在日本特务机关。他们先编造了一本察哈尔人物调查资料，呈给关东军司令部审核，据说只有镶黄旗总管卓世海（即卓什巴扎布）够上担任伪盟长的资格。卓世海这时参加了百灵庙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以下简称“蒙政会”），并且在张家口有好多财产，不敢回来担任此一伪职，别的人也都不敢出头，所以后来决定让我兼任这个傀儡盟长，我对政务不感兴趣，要抓枪杆子，坚不担任，遂临时由多伦特务机关在金永昌和于兰泽这两个蒙好协助下，代行了伪盟公署的职权，向察北各旗群征收皮毛牲畜和粮食，并选拔四十多个少年儿童，编为一队童子军，附属在我的伪军里边，由日本教官实施军国民的奴化教育和训练。金永昌和于兰泽直到一九三六年春天，伪“察哈尔盟”正式成立以前，都断断续续地住在多伦，除了做其他特务工作外，专门进行这方面的分裂活动。
德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是通过陶克陶和韩风林跟关东军拉上关系的，迟到一九三四年冬天，我才发现这一秘密。有一天多伦机场上降落下一架从百灵庙来的日本飞机，上边坐着两个蒙古人和一个印度人。印度人和一个蒙古人住到特务机关，另一个蒙古人名叫陶克陶，到我这里来找金永昌。经过介绍，知道他们都是关东军司令部“嘱托”（特务）。因为金住在我的司令部，陶也一同住下。陶克陶对我说，他们是到百灵庙去见德王，因为德王回了苏尼特旅，关东军不叫他们到苏尼特旗去，并且那个印度人急于回国，所以路过多伦休息一夜。据我现在判断，那时德王还不敢公开和日寇勾结，他的身边有蒋介石给派过去的特务，如蒙政会的保安处长兼保安大队长韩风林，就是给关东军和蒋介石都做特务工作。在多伦停下，利用两地特务机关的电台，和德王联络。陶克陶因为没有见上德王，感到非常扫兴。不过一谈起蒙古问题，却洋洋得意起来，表示他比金永昌和于兰泽在关东军方面还要吃得开，想叫我买他的账，他好右手抓德王，左手抓我。我向他表示：“我是一个蒙古人，对于蒙古民族的复兴事业愿意自报奋勇。”并且恭维他：“你必定有更大的贡献。”他说：“那自然啦。”我问他：“蒙古民族真能复兴吗？”他问我：“你看怎样？”我说：“现在我对满荣政策怀疑，究竟是满洲复兴蒙古，还是蒙古复兴满洲？我没有见过德王，如果见到他以后，请他好好想一想。”我知道陶克陶和金永昌都是关东军的大特务，便拿满洲来指日本，因为这是我对蒙古问题的一贯看法，不过很后悔对他们两个人说出，于是扯起为什么把伪“蒙古自治军”改编为伪满“兴安军”以及乌古廷把我的人编归伪满“兴安军”的闲话。可是陶克陶经我一问，却吐露出他的一部份真实思想。他说：“你们如果对关东军有所怀疑，咱们还有外蒙这一条路。我要是再见了德王，就以此向他打气。”这时金永昌正躺在坑上抽鸦片，猛然坐起来说：“陶克陶！你说这话叫关东军听见，有没有危险？”陶克陶脸色大变，和金永昌说：“我跟子忠（我的字）随便闲扯，现在关东军毫无疑问支持我们，万一关东军不理我们以后，就得走这条路。”陶克陶因为失言，没再对我和金永昌谈其它事情，假装乘坐飞机疲劳，就蒙头睡了觉。我也躺下闭住眼睛思想心事，只金永昌抽足鸦片才睡。第二天上午，陶克陶便带着那个印度人和另一个蒙古人回了长春。后来金永昌把陶克陶的话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经我向田中玖代陶克陶解释，才没有深究。
我和陶克陶与金永昌，在这天晚上可以说是同床异梦。根据乌古廷把我的队伍带到伪满，德王在百灵庙走着两条路线，陶克陶还有投奔外蒙的意图以及金永昌警告陶克陶等等，使我越发认识到内蒙的这些王公、贵族和接受了日本文化的知识分子，都很滑头滑脑，在政治上乱拉关系，并且互相排斥猜忌。所以从此以后，我对他们更加提防，尽量避免卷人。那时在关东军卵翼底下，已经清楚地看出有三个蒙古组织：一是百灵庙的蒙政会；一是伪满的兴安军；另一个便是我的伪察东警备军。伪兴安军和我有矛盾，蒙政会也会错打我的主意。我决定以后要紧紧靠拢关东军，牢牢抓住自己的队伍，少和人谈论政治，少与蒙古的上层接触。不久，金永昌告给我韩风林在北平遇害，更使我感到脚踏两只船的危险和骑墙派的可怕。关于韩风林的死，据我以后了解，蒋介石曾于一九三四年责问德王勾结日本，德王可能把一切都推在韩风林身上，所以韩风林回北平探家时，由军统特务刘建华（曾任伪厚和市警察局长，因和马汉三联络暴露，从呼和浩特跑到准格尔旗，担任了马占山部慕新亚骑五师的副师长），半夜叫门架走，据说按军统叛徒制裁杀害。这话是伪“蒙古军”成立以后，我的师长韩风楼对我说的（韩风楼是韩风林的哥哥）。
德王在百灵庙既受傅作义的威胁，内部又分成东西两派，还有白海风和朱实夫等，主张抗日派，使他感到势力孤单和“蒙政会”的环境复杂，早就想到了我的这部分武装力量，但没有关系深厚的人给他联络。继韩风林给他担任保安队长的宝贵廷，拉扯起来算是我的一个内弟。他听到德王老念叨我，便说：“李守信是我的姐夫。”德王遂派他为代表，来和我联络。宝贵廷原从土默特右旗出来先给我当文书上士。当时我是奉军骑兵独立第九旅二团赵国增部的营长，我把他介绍到团部，赵国增又将他保送至“东北讲武党”深造，和乌古廷同期同学，毕业后回到热河，汤玉麟正利用蒙古人，所以他们连一天兵都没有带过，便成了陆军少校，担任参谋和副官一类的角色。热河沦陷和汤玉麟失败后，宝贵廷跑到北平住闲，生活没有办法，听见德王在百灵庙成立蒙政会，便跑到百灵庙投效德王。韩风林死后，他代理了保安队长。
宝贵廷在韩风林死后疑神疑鬼，没敢从百灵庙经草地前来多伦，而是由归绥，经平绥路和北宁路，进入伪满境内，由通辽绕到林西，先住在乌古廷那里。他从百灵庙出发以前，德王通过日本人，寄到多伦特务机关一封介绍宝贵廷的信。这时多伦的特务机关长由浅田换成了浅海。有一天浅海突然问我：“宝音德力格尔是谁？”我忘了宝贵廷的蒙古名字，便说：“认不得。”浅海就没有叫我看德王的来信，也没有再说什么，这使我非常纳闷。半个月后，乌古廷从林西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宝音德力格尔已经到了我这里，他要到你那里去。”我问：“谁叫宝音德力格尔？”他说：“就是宝贵廷。”我又问他：“宝见我干啥？”乌说：“他给德王当代表，可否我代表你跟他接谈，叫他不要去多伦，恐怕引起日本人误会。”这时乌古廷在伪满“兴安军”里，因为一半人被胡宝山拉走，伪满对他已不重视，呆在林西并不得意，很想巴结德王。我一听乌古廷的口气，知道他自有己的打算，便对他说：“此事日本人早就知道了，我得请示特务机关。”我到特务机关向浅海说：“宝音德力格尔汉名宝贵廷，是我的一个亲戚，他是德王的代表，已由百灵庙来到林西，是不是让他到多伦来。”浅海说：“叫他来吧！”我给乌古廷又去电话，说是：“特务机关叫他来多伦。”乌古廷派了四个兵把宝贵廷护送到多伦。
伪“蒙疆”的大小头子们，都不把我当蒙古人来看待，连宝贵延也认为我是老粗，不懂政治。他走进德王的门墙，很看不起我这个姐夫，所以对于德王的内幕跟我只字不提。我问他：“你为什么绕道而来？”他说：“直接走路上有危险。”我又问他：“德王为什么要联络我？”他说：“德王力量单薄，恐怕傅作义打他，希望和你联合起来，复兴咱们的民族。”后来我刺探他：“德王是否已经和关东军勾结？为什么把信寄到多伦特务机关？是德王自己想联络我？还是关东军叫德王这么办？”宝贵廷说不知道。我一看这个小政客的鬼祟样子，便不再跟他深谈，只对他表示：“你回去告给德王，我很佩服他，至于两人今后如何合作，我得听关东军的命令。”我因处处小心，说完话即领上宝贵廷去见浅海机关长。浅海要留我们吃饭，我托故回了司令部，他被留在特务机关，深夜才回我家中休息。不知他要了些什么手段，引起日本人对他的重视，第二天即由于兰泽领上飞往长春，后来飞回苏尼特，从那里回了百灵庙。
到了这年冬天，德王才在多伦飞机场上和我初次见面。因为这时百灵庙“蒙政会”快要分裂，由于德王以云王名义免去西公旗石王的扎萨克职，引起绥远乌伊两盟王公的反对，傅作义策划成立察绥两个“蒙政会”，于是德王的反心日益暴露。他是到长春见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回苏尼特路过多伦降落，停留半小时，匆匆和我会谈的。我虽然不愿当汉奸的崽子，但是和德王还没有共过事，心里以为他是个不平凡的王公，所以带着参谋长和两个师长，并令副参谋长刘正中半领着二百兵组成仪仗队，到飞机场表示隆重欢迎。多伦特务机关长浅海，“善邻协会”会长中岛和我的顾问下永，以及来到多伦的西苏尼特旗特务机关长失浦，也到了机场。德王乘坐一架四引擎飞机，里边除了司机还有五个带校级肩章的日本人。他拖着长辫子，在军号中走下飞机和日本人握手寒暄后，跟我开始了简短的谈话，因为我的顾问下永跟在我身后四五步地方偷听，使我们不能畅所欲言。
他首先问我“你的军队有多少人？”我不愿告给他真实数目，只对他说“有五六千人，没有好武器。”他又问我“有多少蒙古人？”我说：“留在林西有一千七，带到多伦是少数，并且不是草地的蒙古人。”他希望我给他成立一团蒙古骑兵，做为他的警卫和建军的基干，他要派一个国民党军校毕业的蒙古学生前来训练这个部队。并且叫我越快越好，他等若急用，因为百灵庙没多少兵，怕傅作义前去袭击。他还问我：“百灵庙吃紧时，你从多伦支援，几天可到？”我说：“急行军三天可到。”他喜形于色地说：“这可好了，我有了底了。”又说：“关东军给我拨下五十万交通票，我已汇到天津。”我说：“我不需要钱，你还有什么事？”他说：“见到你以后，我放了心。我们今后要加强联络，这里有电台，我那里也有电台。”我说：“电台是日本人的，咱们要直接联络。”他说：“对得很。只是如何联络？”我说：“你用“传箭”（蒙古王公有了紧急事，拿上令箭和公文叫牧民日夜传送），我用快骑。”因为飞机上的日本人假着叫他赶快走，我们的初次会见，就如此结束。
德王飞走后，我和日本人一齐回到特务机关。浅海问我和德王谈了一些什么话，我把前半段告给他，至于我和德王直接联络的事，当然不对他说。这天多伦特务机关为我和德王会见举行了宴会，日本人都因我和德王联合在一起而祝酒。可见德王路过多伦会我是关东军的指示，我对此很感不安，恐怕在中间再插进一个蒙古上司。
我答应给德王成立一团骑兵，舍不得贴本，耍了一个手段，让胡宝山再从乌古廷那里往出拉兵，于是又从林西跑来枪马齐全的六百多人，给德王凑了一个警卫团。乌古延因部队七零八落，所剩无几，最后被伪满的“兴安军”踢出，在一九三六年春天，不得不离开林西到嘉卜寺投靠德王。那一团骑兵，由德王派南京军校毕业的喀喇沁左旗人乌云飞，悄悄地从百灵庙来到多伦，训练了一个时期，带往嘉卜寺，后来由“蒙政会”的代理保安队长宝贵廷充任了这个警卫团的团长。我给德王成立起一团人，不但一文钱未给，而且自从见面以后，迄未按照我告给他的办法直接和我联络过。他以为我已经成了他的仆从，有事可以发号施令，根本用不着和我商量，使我很后悔。从此我把德王看成一个志大眼小的人，决定不依附他，未来的前途和出路，还得指望自己的枪杆子去打。
（四）占领察北六县经过
一九三三年八月，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宋哲元重主察政。察哈尔北部，又恢复了七月间“抗日同盟军”进攻多伦以前的那种状态。一九三五年，情况有所转变：先是一月间日寇派飞机轰炸赤城、龙关，二月间中日双方在大滩开会，决定二十九军的部队撤自长城底下驻防。在张家口外，也发生了一九三五年前的第一次“张北事件”和六月间的第二次“张北事件”，结果由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和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订立了中日双方驻军以长城为界的协定。因为我的伪军还没奉令南犯，二十九军对此不曾履行。这是由于“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人已把东北军于学忠部从河北通走，想叫宋哲元暂时维持冀察两省局面，故在察北方面不好意思过于压迫二十九军。
我于一九三三年四月投敌，到一九三五年，和日本人相处了二年多，渐渐习惯了当汉奸的那种生活。后来，看到北平的何应钦向日本人屈膝，宋哲元也和日本人勾结起来，便产生了“老子是挂牌的娼妓，你们是半开门的婊子，咱们谁也不要笑话谁，都是些孬种”的想法。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冬天和德王在多伦机场上会了一面，拿上“复兴民族”的大幌子，更给我的投敌做了遮羞布。所以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由多伦进犯察北六县的时候，我野心大增，想把察北完全占领后，下一步去夺张家口，幻想如同我的汉奸老师张海鹏那样，过一过当伪察哈尔省长的瘾。
察北的战事于十二月开始，在十一月间就作了准备。我看见子弹不断由承德运来，便和人们说：“快打仗了。”因为多伦特务机关和我的日本顾问，只是在出发的时候给我下达命令，事前并不跟我商量，我也不敢打听，所以只好揣测。最初我认为是进驻百灵庙，因而我给官兵们买了好多毛鞋，把多伦街上的毛鞋完全买光。由于日本顾问掌握着经费，我是卖了自己从热河带出的十几辆马车和一百多头骆驼的钱给官兵买的毛鞋。还有三百多兵出发以后因无毛鞋而把腿冻肿，都由前方抬回多伦，被特务机关长浅海君见。浅海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派田中隆占参谋前来查办。经过调查，下永贪污了好几十万，进入张北以前即把他撤换，以后经费由我掌握，到了张北我开始有了钱。
当时察北六县，只张北驻有二十九军刘汝明的部队，其他各县只有警察和民团维持秩序。十二月中旬某日，多伦特务机关向我发布了南犯的命令。宝昌因为没有防守的价值，我们未到以前，当地警察民团即弃城逃走。根据便衣侦察，沾源城内有白风山所带的三四百民团据守。我为了夸功，诓报日本人说是有二十九军的一旅骑兵。独石口外最大的商镇平定堡，内有天主教堂，察北的地主富户都逃到那里，上边飘扬着比利时国旗。日本人怕引起国际纠纷，禁止我们打动该地，所以决定只攻沾源县城。由宝昌出发时，下永顾问除了把八门野炮留下，保护二十多个日本人和四十多个蒙古童子军，并且叫我也不要上前线，指定参谋长陈宝泉指挥刘继广和尹宝山带岩两门山炮，掩护骑兵去攻城。我撇过下永顾问，对参谋长、师长及副参谋长刘正中说：“下永支配我，小顾问支配你们，你们要听他们，有时也不要听他们。攻城时先用山炮打开豁口，骑兵再往里冲，把敌人轰跑以后，即不要迫击。”参谋长陈宝泉一言不发，心情特别愁苦，我怕他们路上寒冷，给了他们一打子威士忌酒。陈宝泉当时拿过一瓶就喝了大半，我把那半瓶酒抢过，他才勉强上了马，去追赶队伍。
防守沾源的白凤山，在察北与曹凯齐名，虽是一个天主教徒，但很热爱祖国。他把三门紧闭，将沙袋堆在土城墙上固守。沽源离宝昌九十里路，我的六千多骑兵，当天就到达城外，里边的三四百人毫不恐惧。我军于第二天拂晓发动攻击，陈宝泉没按我的指示指挥队伍，而是将沽源四面包围，两门山炮架在城西的小土山上，朝着城里的县政府乱打，结果把所带的七十发炮弹打的剩下两发，也没有将城攻开。刘继广的兵在城墙下面喊话，叫里边缴枪投降，白风山的人当然不听这一套，我的兵一露头就射击。从多伦派米两架飞机助战，白的人亦不动摇。飞机在城内扔完炸弹，在城北扔下一个通信筒。松井顾问派兵把通信筒拣起，坐上卧车开到北门外边，到刘继广的指挥所进行研究。陈宝泉本来在西门外掌握部队，见有人拣起通信简开上汽车到达北门外，他也骑着马跑到刘继广那里。刘的指挥所是三间土房，距北门有一箭之地。刘站在房檐底下，陈和松井竞在汽车跟前拆看信筒，遂被白凤山防守北门的民团发现，朝着他们放了一排枪，子弹从陈宝泉的脑部穿过将松井的肩章打成粉碎。刘继广用火力压制住北门上民团的火力，才和松井把陈宝泉的尸体抬上汽车，后半晌运回宝昌。
我一见参谋长阵亡，当时就发了毛，将八门野炮全装上汽车，下永顾问没敢阻拦，两个钟头就开到沾源城外。因为天已昏黑，我叫把八门野炮摆在城北，决定翌日拂晓攻城，下令不许放走一个民团。夜里又想，不能在沽源充好汉，还是少杀中国人为妙，因此又叫刘继广放开东门，好让白凤山撤走，能把沽源占领，就算交代了日本人的公事。第二天攻击时，八门野炮集中只打一点，各发了两炮，就将北城墙轰开，瞭见白风山的骑兵从东门跑出，才叫我的兵冲入。他们捉住十几个没有跑脱的民团，主张都弄到宝昌给参谋长祭灵。我不忍完全杀害，又怕日本人知道我故意放脱白风山，只把一个俘虏弄到宝旨，被二十多个日本人在陈宝泉的灵棚前用刺刀活活戳死。我占领沽源以后，康保、尚义和商都，都没有遇到抵抗，尹宝山部就开入。尹宝山并把一团人开进绥东陶林县城。
陶林是绥远主席傅作义的地盘，因为兵力不够分配，集中队伍去防守集宁，才临时把陶林放弃。我不愿意两面作战，腹部受敌，认为占领察北是履行秦德纯和土肥原的协定，占领绥东五县还找不到借口。宋哲元已经和日本人勾搭，他弃守察北不会成为多大的问题，傅作义抗日，我进犯绥东一定要惹麻烦。我通知尹宋山，叫他千万不要继续前进，建议下永顾问要趁势占领张北。大概是关东军叫我们看一看能否在绥东立足，让我和下永由沾源飞陶林视察。我们上午飞到陶林。午饭后，我趁出去解手时向那进入陶林的团长使了一个眼色，在厕所中和他说：“傅军一来，你就往出撤。”我们回去和下永没有抽完一支烟，突然又来了一架飞机，叫我们两人赶快返回，说到多伦有要紧事情研究，回到多伦特务机关，里边坐着关东军的参谋田中隆吉。他问我：“李司令官！你对战局有何看法？关东军相信你，并且特别尊重你的意见。”我说：“现在先要占领张北，把察北攻下再图绥东。”他说：“这很对。我们也是这样打算。”当天浅海叫我把队伍都抽回来去占领张北。
我占领张北的时候，没有遭到二十九军的抵抗。他们事先就撤回张家口，连张北和张家口中间的大坝上，也没有布置队伍。所以我的骑兵一直冲到大境门外。我进张北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白天，第二天是一九三六年的元几。田中玖是元月初句到张北的。
张北距张家口一百二十里，中间有一道大坝。从张北往南走五十里上了坝顶，再往南七十里全是下坡。我在这个坝顶布置了一团人，警戒张家口的二十九军，并派便衣侦察其他情况。因为田中玖是我最初接触的日本人，我把他看成知己朋友。还没有等我要求，他便向关东军司令部替我说了好话。占领张北没有多久，关东军便对我的部队认真给装备起来，一次拨来一万二千枝“韩林春”式步枪，三十多门野炮，三十多门重迫击炮，三十多挺重机关枪，一百多挺轻机关枪，还有日造的“拐把子轻机枪”四五十挺。
当这批武器在二月间由沈阳运来以前，田中玖曾开上自己的卧车去了大坝梁顶上好几次。他把汽车停下，张家口也开出一—辆小卧车，我的兵以为是张家口日本领事馆的，不敢制止，不敢盘问，只站在老远的地方保护他们的安全。我接到类似这样的几次报告，感到里边有重大秘密，便托在张家口经商的一个朋友王子玉替我了解张家口开出的汽车里边坐着谁。原来，王开设着一个“东鲁汽车公司”，往来通辽和林西搞运输。我占领多伦后，“东鲁”的汽车也跟到那里，我占领张北后，又在张北和张家口之间开行。王是山东人，二十九军里有他的熟朋友。调查结果，知道是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的秘书杜运字和田中玖会谈，其他情况没有打听出来。杜也是山东人，在日本留学时娶了一个日本老婆。由于他很早就当了汉奸，所以张家口沦陷时曾代理过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伪“蒙疆政府”成立以后，他一直担任司法部长。
由于刘汝明和日寇暗中勾结，关东军拨给我的武器，不是由沈阳经承德用汽车运来张北，而是用火车运到张家口，我派日本人驾驶的汽车接运。“七七”事变以前的弹药服装，都是如此的运法。所以给我拨的一万二千枝步枪被刘汝明留下两千枝，运到张北三十门野炮，也给刘汝明运回张家口八门。这时我的八千多人，一律都换上新枪，子弹堆满仓库，大概拨来两千万发。我叫尹宝山师驻在商都向绥东警戒，刘继广师布置在外围，保护张北县城。“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华北各重要城市都有了日本特务机关，张家口是由领事馆代替特务机关，归绥的特务机关长是羽山少佐，张家口的领事和归缓的羽山，均受张北的田中玖指挥。田中玖有时对我也吐露一些真情实况。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间，就叫我准备进犯绥东。他说：“德王已被傅作义从绥远撵出，对于察哈尔长城以南的地方，咱们暂不打动，但是对于绥东则必须占领，这样你们复兴蒙古就有了地盘。日本军队还不能出面参加，需要德王和你以及王英与冀东方面共同出兵，他们都没力量，进攻绥东以你为主力，关东军所以装备你就是为此，你要作出贡献。”
田中玖和我说了这话不久，有一天上午七八点，突然叫我跟上他和羽山少佐坐飞机到归绥上空侦察。这时傅作义以建筑环城马路为名，在归绥旧城构筑了国防工事，我们飞到旧城上空，飞机盘旋很低，我能用肉眼看见碉堡。田中玖和羽山少佐拿出照像机把底下的一切都拍入镜头。飞机飞到西河沿时，见一个女人在院子里挥动日本国旗。羽山笑着和我说：“这是我的老婆。”我们侦察完毕，往武川飞的时候，飞机发生了故障，便在归绥北面红山口以东的小尖山前面的平滩上落下。附近的老乡有好多人正在耕地，谁也不敢过去观看。傅作义因为标榜着“有事不怕事”和“无事不惹事”的对日主张，亦未派出骑兵来盘查。我们都很着急，田中玖和羽山跳了下去，寻找飞机的毛病，叫我坐在机仓中不要露面。好在飞机是丢了一个螺丝，修了半个多钟头，即继续发动，飞向张北县。
（五）“乌珠穆沁会议”前
我于一九三五年底进入张北后，到翌年四月二十四日“乌珠穆沁会议”决定将我的队伍改编为“蒙古军”前这一阶段，由于我把察北完全控制，日本人又给了那么多的武器，比在多伦时，渐渐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首先是宋哲元想拉我过去，曾托我的团长陈景春向我试探。我怕未哲元把陈拉走，占领张北后，即将他由刘继广部拨归尹宝山指挥，调到商都、南壕堑驻防。因为宁得罪远亲，不得罪近邻，听见宋哲元在北平给他母亲过寿，我主动让陈景春代表我前去祝寿，送了一架我亲手在围场打住的十五两重的梅花鹿茸，宋赠了我一块价值四百元的怀表。后来宋哲元说他子弹困难，我叫陈景春送到柴沟堡车站三十万发，宋以为我倾向于他，故最后托陈景春对我劝降。
陈景春对我说：“宋主席对你非常饮佩，特地派代表来跟我接头，希望咱们和他们合作在一起抗日，故来向你报告。”陈景春比我年长，我说：“大哥！咱们暂不谈别的，我先问你，宋哲元能给我二十九军的军长吗？能给你扩充枪马齐全的一师骑兵吗？”陈说：“我头脑简单，没有想到这个。”我说：“宋哲元并不比我大，我也不见得比宋哲元小。他虽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在日本人跟前还不如我吃香。要找咱们直接找老蒋，我不拐宋哲元这个弯。”陈景春问我：“难道咱们不抗日吗？”我说：“我叫你送给他子弹难道是叫他杀中国人吗？”我并说：“现在日本人正给咱们扩充，最好不要节外生枝，到了一定程度和适当时机，我自有办法。你不要以为我和德王已经联合，这完全是扯淡，他们把我按汉人看待，我也以汉人自居。”我还说：“咱们现在是带着假面具，没有揭破就尽量装着，多装一天能多得到补给，到了装不住以后，再反正也不迟。有这一万枪枝人马，谁也欢迎咱们，不要愁拿上一颗肥猪头找不见庙门。”陈景春认为我说的很有道理，以后便不跟我谈论此事。
继宋哲元之后，傅作义也派代表来跟我接洽。因为察北沦陷和冀察两省特殊化以后，张家口成了一个策动侵犯绥东的地方，故傅把绥远省政府的交际处长刘云峰调到张家口担任办事处长。这个人很能钻营，不知用什么方法和“东鲁汽车公司”的经理王子玉拉上关系。一天刘继广叫我到他的公馆去吃饭，说是顺便谈一件要紧事情。我到了以后，看见王子玉和一个穿便衣的陌生人也在刘继广那里。刘继广向我说：“这是子玉的朋友，绥远傅主席的代表刘云峰处长。”刘指着地上堆的成箱整篓的糕点水果对我说：“傅先生知道李司令官在察北非常艰苦，特派我来代表他向您问候。”寒暄过后谈到正题，我一听是傅作义闻听我和刘汝明弄了日本人很多武器，他因受阀锡山压制克扣，也想诓骗一些武器弹药，以扩充自己的力量，故打发刘云峰来向我“问道儿”。我说：“羽山不是在归绥吗，你们可以和他直接去谈。”刘说：“羽山是少佐不如田中玖大佐在关东军方面说话有力量。”我说：“你想和田中玖接谈，恕我不能给当介绍人，要找共他关系拉线，谈的时候应该张大口，数目越多越好，傅主席为了爱国走这条路，我对他很表同情。”刘云峰只见过我一次，我叫王子玉在张家口买了一些回敬傅作义的礼物。
由于我刚愎自用，除了主要依靠汉人给我扛着八九千枝枪，在政治上可以说非常孤立，故只好认贼作父。德王因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两个“蒙政会”的组织大纲，指定绥境“蒙政会”设于伊盟的伊金霍洛，察境“蒙政会”设于锡盟的嘉卜寺。并且囚傅作义支持西公旗的石王，派兵占了乌拉山里边的梅力更扁，将倾向德王的依喜达克登尔大喇嘛击毙，给他很大的难堪。他因“蒙政会”分裂，不能在绥远立足，曾在我占领张北不久，在苏尼特举行一次所谓“榜江会议”。因为德王本人和其左右，从我和他开始合作以后，许多大事都对我回避，老瞒着我去搞，所以这次会议既没有让我前去参加，也未告给我开会的内容。据我判断不外是更进一步投靠日本，撕破脸充当汉奸，企图坐伪蒙的傀竭儿皇帝。为了首先对傅作义进行报复，把已策划组织的伪“察哈尔盟”变成事实，好为进犯绥东做借口。他在召开“岛珠穆沁会议”以前，突然坐汽车跑到了张北。
在一九三四年金永昌和千兰泽到多伦策划组织伪“察哈尔盟”时，卓世海未敢担任伪盟长，现在他在百灵庙已经呆不下去。当我占领张北不久，卓就主动派人向我联系，说是想回家看滑，试探我是否对他支持。由于我不是察哈尔人，他回来和我利害不冲突，故叫他放心回来。他于二月间到了张北，住在熟惯的商号里边，没有回镇黄旗，一直要等到德王到来。我不愿意替德王领导的这一帮蒙古人卖命，对于他们演的丑剧，只作旁观者。卓世海和我没谈别的，我也不向他打听什么，我们维持若普通朋友的关系。
蒋介石为了叫德王悬崖勒马，服从他的察绥分治主张，除了以救济察北和锡盟的雪灾为名，给察境“蒙政会”拨了八万元账款，并派白云梯由南京来苏尼特劝止。因为伪“察哈尔盟”一旦成立，绥东五县就会发生问题。继派吴鹤龄和尼冠洲前来张北，阻止卓世海就任伪职。吴是喀喇沁人，尼是察哈尔人，白是跟着德王由苏尼特来到张北，吴和尼两人相随着由张家口来到张北，等到德王来到后，他们两人才露了面。随德王来张北的，除了白云梯，还有东苏尼特旗的郭王，布里亚特的迪鲁瓦喇嘛和“蒙政会”的包悦卿。德王住在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那里，他没有过来看我，也没叫我去看他，和他同住的还有从长春来刚下飞机的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古。白、包和郭王以及迪鲁瓦，都下榻到我的司令部，白和包是内蒙的知名人士，郭王是个笃信喇嘛教的人，迪鲁瓦带领的布里亚特人那时正流浪在宝昌一带。
第二天伪“察哈尔盟”就要成立。晚上卓世海带着尼冠洲来见众人，尼的外表和谈吐相当文雅。他说他不同意这个盟的成立，我才知众人这次来张北是专搞此事。尼说出此话，卓世海没有答理，郭王和迪鲁瓦因为听不懂汉话，都闭着眼睛念佛，白云梯和包悦卿亦不表示意见，我当然更不好意思打听。客室中沉默了一阵，我叫厨房给开饭。饭后卓世海和尼冠洲辞走。金永昌从特务机关来到，我问：“尼冠洲是何许人？”金说：“他是跑到南京的察哈尔部的一个总管。”来到这里的人都各怀着心事，郭王和迪鲁瓦打座养神，包悦卿不住气的抽鸦片，我见白云梯躺在炕上无聊，便和他闲扯起从外蒙往内蒙运枪的往事，我并且很冒失地问他为什么由左向右转，他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只是我提起伪“蒙古自治军”的白云航，他说是他的弟弟。
第二天早晨吃过饭，众人叫我也去参加伪“察哈尔盟”的成立典礼。举行典礼的地方，在一个有三间土房的小院里边。这三间土房两明一暗，是特务机关让张北县刘县长派人把住户操走，准备做未来的伪盟公署。我们走进外间，已经先到了二十多人，打开里间的门一看，德王和两个田中在说话，德王这才向我打了一个招呼。不久卓世海来到，也走进去和他们嘀咕。我知趣地走出那三间土房，众人亦跟若我到院子里边散步。我发现二十多个人里边，有一个长着鹰鼻子的人，跑到墙拐角望着天上的白云沉思。我看见他的像貌长得非常阴险，由不得对他上下打量，金永昌走到我的跟前对我悄悄地说：“这就是吴鹤龄。”不久卓世海出来，叫众人进去开会，卓站在桌子后边，我们都站在桌子前边，卓宣誓完毕，两个田中和德王都来致词，伪“察哈尔盟”就这样成立，出来时门口已挂上了牌子。
这天德王的气色很不好看。我们送他和田中隆吉到北门外飞机场，坐飞机回苏尼特时，他神经紧张地把我拉过一旁，对我说：“你给吴鹤龄弄五箱汽油，叫他赶快坐上我从苏尼特开来的汽车走，上边有十五个兵保护，越快越好。”我知道这里边有问题，因为机场上的人很多，故未向德王打听，只说了一声“好吧。”白云梯、包悦卿、郭王和迪鲁瓦都没有走，我领上他们回司令部去吃午饭。饭还没有摆好，外边的卫士便来报告，说是有一个姓吴的人坐着一辆卡车前来，要五箱子汽油，我叫副官给搬去五箱，因为事情紧急，没有留下他和众人在一起吃饭。我们正吃饭时，西门的卫兵给副官处打来电话，问有一辆汽车要出城，允许不允许出去，副官处向我请示，我说：“不许拦阻。”原来日本的小顾问们给四门下了命令，不准随便放汽车出城，吴鹤龄因西门走不出去，改走北门，北门外是飞机场，汽车来往很多，才跟着好多汽车混出张北县城。
白云梯、包悦卿、郭王和迪鲁瓦以及尼冠洲，都于饭后乘商车回张家口。白云梯等都是在我司令部门口上车，尼冠洲因住在卓世海那里，是从街上上的车。我要出城送他们，白云梯等在门口拦住，都很沮丧地说：“你事忙用不着了。”他们这部汽车是包的商车，于下午一点多钟离开张北，到了三点多钟的时候，田中玖叫我和刘继广以及驻在张北的两个团长去特务机关开会。他说：“刚才开出张北的一部汽车，走在离城十八里的地方被胡匪给抢了，还打死一个蒙古人，你们赶快派队伍去追。”我一听非常吃惊，不知被打死的是白云梯还是尼冠洲，总是他们因为阻挠伪“察哈尔盟”成立，遭了日本人的毒手。我们从特务机关出来，刘继广和两个团长问我：“追到什么程度为止？”我说：“追什么！出去绕一个圈就回来。”队伍开出去不久，我回到家里躺在炕上抽鸦片烟，盘算今天上下午发生的一些事情。突然田中玖的卧车开到。他亲自从车上扛下一捆日本的“将校呢”，气喘吁吁地走进我的卧室。他说：“这个给你，你给团长以上的军官都做一套，这是关东军的赏赐，你收下吧。”我知道他是杀了一个蒙古人以警告其他蒙古人，又怕我带的大小汉奸产生免死狐悲之感，故拿上“将校呢”安慰我们。他再没提汽车被劫的事，我也装糊涂，扯了一些闲话，他抽了一支烟便辞走。
我对内蒙古这些所谓知识分子，虽然越接触越感觉他们滑头，但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又关心起昊鹤龄的安全，便赶快给嘉卜寺的宝贵廷打电话。我知道田中玖的表弟草野谷在德王的警卫团当顾问，我怕吴鹤龄去苏尼特走进嘉卜寺遇害，叫宝贵廷派出人拦阻汽车，让吴鹤龄直赴苏尼特。宝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你们王爷叫我传达的命令。”果不出我所料，我刚吃过晚饭，便被田中玖叫到特务机关闲扯，直扯到三更天才叫我回家。因为嘉卜寺距张北县四百多里，他怕我夜深人静给打电话，那知道我在晚饭以前就通知了宝贵廷。我为此事一夜未曾睡觉，第二天就叫胡宝山给我调查汽车被劫的真相。张北的特务机关由我派出一排蒙古兵守卫，据守卫的兵向胡透露，在伪“察哈尔盟”成立的那天下午，特务机关的日本人大杉，从他们排里挑出十个人，都带上武器上了汽车，外边用帆布盖着开出张北南门，去追赶那辆商车。追到小孤出附近叫商车停下，大杉问：“谁姓尼？卓盟长请你回张北去。”尼冠洲下了商车走到大杉跟前，当即被大杉掏出手枪击毙，让那辆商车继续开往张家口。尼冠洲是否也像韩风林那样脚踏两只船，我不很清楚；只是知道因为伪“察哈尔盟”的成立，他是最先流了血，大杉带若十个兵打死尼返回张北，没停留多久，便继续开出西门去追吴鹤龄。吴鹤龄的车开得很快，大杉望见吴鹤龄的车距离嘉卜寺不远，才连夜折回张北。因为是在半夜三更，宝贵廷没有重视这事，根本没打发人拦车，所以吴鹤龄的车开入嘉卜寺。草野谷接到田中玖的电话，看见吴带着十五个苏尼特兵，自己不敢下手，叫宝责廷下手，弄得宝左右为难，直撵吴鹤龄赶快走。吴因疲劳不堪，又受了惊怕，知道在嘉卜寺相当保险，所以赖在宝贵廷的团部不走，等到第二天天亮，才坐上汽车到了苏尼特。以后吴鹤龄任了伪“蒙疆政府”的政务院长，宝贵廷也升了伪“蒙古军”的师长。吴曾被人们目为伪蒙疆的宰相，但是他肚子里撑不开船，由于宝给他下过逐客令，故对宝始终怀恨在心。对我暗中搭救他也没有表示过谢意，认为我是德王的部下，应该对他进行保护。我就是在日本人的威胁下不得不和类似吴鹤龄的这一帮人共事，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乌珠穆沁会议”以后，参加了德王在嘉卜寺成立的伪“蒙古军政府”，在我的个人历史上，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罪恶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