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伊拉斯谟·达尔文
生物学尚未如物理学、化学和地理学一般，在英格兰有良好的成就，这些科学对工商业较为接近和有用。不过，生物学却宣泄了生命的悲惨和壮丽，并扰乱了宗教信仰。
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祖父，却早已受到我们的礼敬，不过，他只是这绚烂世纪中的一点火花罢了。因为他在那时出版了《植物园》（Botanic Garden，1792年）、《动物法则》（Zoonomia，1794—1796）和《自然的殿堂》（The Temple of Na-ture）三书。这些书都是以进化论的观点写的。其理论建立在适应的习惯和官能上，借数世代不衰的欲望和努力，便能有传送到神经及其系统上去的希望。这与拉马克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位和蔼的医生，他的姓和名都采用一个伟人的名字，以提出每一种动物的生命由“一条有生命的单纤维”开始，“而这种有生命的单纤维最大的使命，已浸润在动物中”，它使自己“借本能活动来证明其存在，并且将这些改良的因素借发生而传至后代，如此世界就永无尽期，目的在寻求进化和宗教之调和”。
宗教与科学间的不断辩论，虽然在这个世纪中已经偃旗息鼓，而当哈特莱和普里斯特列（Priestley）就观念的协调准备了一份生物学上的说明，并且当解剖学家们不断宣示身体和心智的相互关系时，却又一度进入受到保护的生理学之范围之内。1811年，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发表《解剖脑子的新观念》（A New Idea of the Anatomy of the Brain）一文，他在文中证明，神经系统的某特定部位将意识传达至脑的特殊部位上去，神经的特殊部位将运动刺激带到特定的反应官能上去。而日趋繁荣的催眠现象则指出，生理上的感觉先传递至观念，再至动作。鸦片和其他药物则引起睡眠，影响做梦，刺激想象，减弱意志，如柯勒律治和德昆西（De Quincey）所遭遇的一般，进而引起对意志自由的疑问。这种日渐升高的地位——科学争论和医学的社会立场——与国教牧师较低的地位和收敛的活力相较之下，似乎反映出宗教受到冷漠或怀疑或不信的神秘因素正在逐渐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