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的意大利地图
在这个时期里，意大利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片战场。全国因地域偏见，语言不同，变得四分五裂，根本无力团结一致，抵御外侮。而那不勒斯以北，由于得天独厚，阳光普照，土地肥沃，由阿尔卑斯山或亚平宁山（Apennines）蜿蜒而下的溪流贯穿全境，也因此使此区域成为外族税吏觊觎的“福土”，他们终年你争我夺，烽火不息。
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将米兰、曼图亚、那不勒斯、撒丁及它们的附属地区划归查理六世。从此，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或在其势力笼罩之下。半岛西北部的萨伏依、皮埃蒙特则由撒丁岛国王统治。1734年以那不勒斯和巴勒莫为中心的两个西西里王国在一位老练的战士和国王统治下，即在后来西班牙的查理三世手中，转移成为波旁王朝（Bourbons）的领土。在查理三世就任西班牙王以前，他将那不勒斯地区赏与其子斐迪南四世。斐迪南四世娶了奥国公主卡罗利娜为妻。斐迪南事事受皇后控制，因此那不勒斯又落入了奥国的势力范围。1780年，女大公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死后，她的儿子统治着伦巴底、托斯卡纳、摩德纳等地。她的几个女儿分别嫁给那不勒斯、帕尔玛的统治者，因此萨伏依和皮埃蒙特、撒丁岛也成了奥国的保护国。这时，意大利的独立地区唯有威尼斯、卢卡、圣马力诺（San Ma-rino）、热那亚等地。换句话说，意大利如今南北分别为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分割，教皇国横亘其中，幸亏两个王朝互相牵制，加上意大利人信仰虔诚，他们都把教皇看做意大利统一唯一的象征。由于这些因素，教皇国才能依旧属于教皇。
以当时的情势而论，奥地利治理意大利北部极具绩效。在伦巴底，封建宗主和教会团体与一般民众一样，必须缴纳赋税，他们的特权已被大大削减了。政府关闭了成百的修道院，将它们的收入转用于发展教育或救济贫困。1764年贝卡里亚的学术性巨作——《罪与罚》（Dei delitti e delle pene）刺激了司法程序的改革，废除了刑讯，使刑法更合乎人道。1765年至1790年间，在托斯卡纳这往日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的土地上，利奥波德大公（Grand Duke Leopold）建立了“可能是欧洲当代最好的政府”。首府佛罗伦萨，在权力和思想变幻无常的波涛里，始终保持着文明堡垒的地位。
威尼斯——富足、腐化、美丽的威尼斯——如今（1789年）她主权国家的地位显然就要结束了。她的东部疆土早已被土耳其人吞并，不过她统治着阿尔卑斯山至帕多瓦（Padua）、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布雷西亚间的地区。名义上她是个共和国，实质上她是一个故步自封的贵族政体。当地政府不图振作，欺凌百姓，行政效率极差。威尼斯拥有基督教国家最精明的间谍，但却毫无国防可言。这个地区已成为欧洲的游乐场，供人取乐，唯有凭着风情万种的女郎来安抚敌人。威尼斯北面为奥地利，西面为奥地利的属国伦巴底，只要法国一日不加以保护，威尼斯立刻就会被奥国吞噬。
教皇国位于托斯卡纳及波河的南方。她的版图起自罗马涅（Romagna）、费拉拉、博洛尼亚、拉韦纳，然后向南到“边界”即靠近亚得里亚海的各城市如里米尼（Rimini）、安科纳、乌尔比诺（Urbino），然后越过亚平宁山脉，经过翁布里亚（Umbria）的佩鲁贾（Perugia）、斯波莱托（Spoleto）、拉丁姆（Latium）的奥尔维耶托（Orvieto）及维泰博（Viterbo），最后止于罗马。这片历史悠久的版图是754年法兰克王丕平（Pepin）及774年查理曼大帝“赠送”给教皇的。在特伦托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中，教皇又赢得另一场重大的胜利，正如俗世的国王统治诸侯一般，教皇获得了对各国主教的统御权，教廷统治着各地的教会，教廷也是中央集权的。
但是，不久由于科学的进步、哲学的侵略，教会在西欧领导阶层的支持逐渐减弱了，造成了教廷的危机，教皇的势力逐渐衰弱。教皇除了遭到新教君主的反对外，也遭到一些天主教国家君主，如奥国的约瑟夫二世，那不勒斯的斐迪南四世公开的反对。甚至在教皇各邦内，一小群怀疑宗教的人士也正悄悄地兴起，削减了人民对教会的向心力。1768年波拿巴二世写道：教廷“已经成为人人诅咒的对象。其国内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民生凋敝，内部的财政毫无系统，信用极差”。波拿巴是个不信仰宗教的人，他的观点或许有成见。可是1783年威尼斯大使也报告说：“教廷内政杂乱无章，教皇国正逐渐衰颓，威信一落千丈。”不过人民虽然生活贫苦，夏日疾疫猖獗，可是教会对罗马人情欲的放纵、四旬斋节前的狂欢，倒是十分纵容。因此罗马人还可以勉强容忍。在意大利的艳阳下，连教士都松懈了。
在这存亡之秋的两位教皇都是信仰虔诚、品格高洁的人。庇护六世虽然不辞艰苦前往奥地利，仍然不能使约瑟夫服从教廷。他彬彬有礼，风度翩翩，却不能不使阿维尼翁为法国吞并，最后自己还成为阶下之囚，死在督政府的监狱里。庇护七世（Pius VII，1800—1823年在位）竭尽全力恢复了天主教在法国的地位，可是后来也为拿破仑长期监禁，最后终于以柔克刚战胜了下台的法皇（1814年）。
位于教皇国南方的西班牙波旁皇族，随着加埃塔（Gaeta）、卡普阿（Ca-pua）、卡塞塔（Caserta）、那不勒斯、卡普里（Capri）、索伦托（Sorrento）等城市的繁荣，都变得富有了。可是意大利的繁荣也就到此为止。佩斯卡拉（Pes-cara）、阿奎拉（Aquila）、巴里（Bari）、布林迪西（Brindisi）、塔兰托（Taran-to）、克罗托内（Crotone）均有古风，令人怀想起米洛（Milo）、恺撒、腓特烈二世，甚至令人想起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这位哲学家。但是在这些城市里，骄阳炙人，苛捐杂税繁多，人民不堪其扰，他们唯有在信仰中寻求慰藉。税吏由这里越过了海峡到西西里岛（由雷焦、卡拉布里亚到对岸的墨西拿[Messi-na]）。这两座城市虽然贫困，却保存着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罗马人、汪达尔人（Vandals）、伊斯兰教徒、诺曼人、西班牙人的遗迹。最后税吏停留在巴勒莫，在这里他们用搜刮来的钱财侍奉着皇后嫔妃、巨商、盗贼、圣徒，供应他们挥霍之所需。1759年，8岁的斐迪南四世继承的便是这片如画江山。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为一位俊美的运动健将。他喜爱运动和游乐，不爱权力的重担，政府大权因此都落入了皇后卡罗利娜的手中。
卡罗利娜在首相兼情夫阿克顿爵士（Sir Acton）的指导下，使那不勒斯由亲西班牙转变为亲奥地利，1791年后又转变为亲英国。当时国内农民一贫如洗，而封建贵族仍然搜刮不已，宫廷、官府及司法机构都腐败不堪，赋税极高，而且都落在下层阶级的身上。由于贫困，城市的民风鄙野，秩序混乱，盗贼横行，全靠众多的警察及精于制造奇迹、故弄玄虚的教士来遏阻他们（在某一寺院里圣雅纳略[Saint Januarius]的遗骨竟每年会流出血来）。如往日一般，教会对肉体的罪恶宽容有加。总之，这些是穷人唯一的奢侈享受了！在狂欢节时，第六戒——戒奸淫——就好像是不该加于人性的约束似的。
政治腐败如斯，可是皇后居然还妄想赶上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她羡慕她能有许多哲学家任其使唤或拜倒膝下。因此她也聚养艺术家、学者和教授。可是她或许不知道，“比起任何意大利城市，那不勒斯当时有更多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传来以后，他们许多人都对未来怀着默默的憧憬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