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诺瓦（1757—1822）
意大利艺术，尤其是建筑，曾一度名满全欧。想当年全欧都向教皇纳贡，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罗马、那不勒斯富足且独立。如今，意大利战乱连年，政争不息，已鲜有热心公益的人士来重振往日艺术的光辉了。不过，当地仍然建造了一些特殊的建筑。如1806—1833年米兰卡尼奥拉（Luigi Cagnola）的帕契拱门（Arco della Pace），1792年威尼斯塞尔瓦（Antonio Selva）的费尼斯剧院（Teatro la Fenice），1795年莫瑞里（Cosimo Morelli）在罗马所建的布拉斯奇宫（Palazzo Braschi）及其典丽的阶梯，1810—1812年尼科利尼（Antonio Niccoli-ni）在那不勒斯所建圣卡罗剧院（Teatro San Carlo）富丽堂皇的正面。这时期并无值得后人长忆的出色绘画。可是，赫库兰尼姆出土的艺术品影响了意大利雕塑家，他们抛弃了巴罗克怪异的风格和洛可可华丽的格调，转而追求古典雕塑的优雅气质和朴实的线条。其中雕刻大师卡诺瓦留传的作品直到今日仍令人叹为观止，其作品栩栩如生，令人永志不忘。
卡诺瓦生于威尼斯阿尔卑斯山脉下的波莎格诺（Possagno）。父亲及祖父均为雕刻师，他们善于雕刻神坛及宗教纪念碑。1760年，其父逝去后，他的祖父将卡诺瓦带回家中，后来又引进工作室。这个小孩工作的热忱引起了一位阿梭罗（Arsolo）贵族法里叶（Falier）的注意，法里叶于是出钱供卡诺瓦至威尼斯习艺，这位少年以第一件著名作品《奥菲斯和尤莉迪丝》（Orpheus and Eurydice）来回报法里叶。1779年，他获得法里叶的同意前往罗马。在这艺术中心，他研习古代的艺术作品，并且逐渐赞同了温克尔曼（Winckelmann）对希腊艺术的见解，即希腊艺术企图通过完美的形体和线条来表现至美。从此他致力于复兴古典的风格。
他在威尼斯的朋友游说政府，在未来3年里，寄赠给卡诺瓦300杜卡特的年金。这笔赞助并未使卡诺瓦骄纵自大或改变路线。他毫不掩饰地模仿古典作品，有时的成果甚至与古人不分轩轾。1800年他所作的《珀尔修斯》（Perseus）和《拳击师》（The Pugilist）一般被公认为现代创作中唯一可与世界古典名作共同陈列于梵蒂冈博物院（Belvedere）的两件作品。他所作的《忒修斯杀人马怪》（Theseus Slaying the Centaur，1805年）为一座庞大的大理石雕刻群像，如今陈列在昔日的维也纳皇家花园里。如不是其肌肉、情感表现稍为夸张，极易被人误认为古代的作品。卡诺瓦性情温和，因此表达柔和的情感最为逼真，如柏林国家画廊的《赫柏》（Hebe）即为此中佳作。此作品描绘宙斯和赫拉（Hera）的女儿，青春的女神赫柏为众神斟酒的情景，生动地捕捉了女神温雅高贵的动态。
在1805年这丰收的一年里，卡诺瓦开始雕塑他最知名的作品——罗马波吉斯画廊（Galleria Borghese）的《胜利者维纳斯》（Venus Victrix）。他说服了拿破仑的妹妹波利娜为这尊肉感的雕像做模特儿。她当时25岁，正在身材最为美好的巅峰。不过据说，这位艺术家只以她的脸部为范本，至于雕像的衣着和四肢是凭着自己的想象、梦境和记忆。他花费两年的时光完成了这个作品，然后公开供大众和同好评赏。大家都对这座雕像光彩焕发的美丽、楚楚动人的仪态赞赏不已。这不再只是抄袭古人的习作了，而是表现一位活在当代的女人，而且依她兄长的看法——一位当代最美的女人的雕像。卡诺瓦把这作为礼物呈献给后代的人们。
1802年拿破仑邀请卡诺瓦由罗马前来巴黎。教皇庇护七世刚刚与这位执政签署了协定，他也劝卡诺瓦前去巴黎，即使只为了做另一个征服法国的意大利人也值得。[1]他为拿破仑所做的几尊胸像里，最令人欣赏的一座是现在陈列于昂蒂布海角（Cap d’Antibes）的拿破仑博物馆。这位年轻的军人呈现着哲学家沉思的神态。不过，奇怪的是，最为人所知的是一座全身塑像，卡诺瓦先以石膏塑成，回罗马以后再以一块卡拉拉（Carrara）大理石雕刻而成。1811年此雕像运往巴黎，并安置在卢浮宫。不过，拿破仑不喜欢这座雕像，因为在其右首的胜利天使像似乎正展翅从他身旁飞走，后来此像就被包装运走。1816年英国政府购得此雕像，赠给威灵顿。如今这座11英尺高的拿破仑像矗立在威灵顿伦敦巨宅阿普斯利大厦（Apsley House）的楼梯口。卡诺瓦于1810年又回到巴黎，为玛丽·露易斯制作一尊雕像，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但拿破仑在这位艺术家离去时，仍然赐赠巨款用以修缮佛罗伦萨大教堂，并负担圣路加学院（St.Luke Acad-emy，艺术家习艺之处）的经费。拿破仑下台后，教皇任命卡诺瓦领导一个委员会，负责将法国掳掠至巴黎的艺术品物归原主。
这时，他已是意大利雕刻界的领袖，欧洲也只有年高德劭的乌东（Houd-on，1741—1828）声名超过他。拜伦一向希望意大利超过法国，曾经说过：“欧洲、全世界，只能有一位卡诺瓦。”并且，他说：“卡诺瓦已入伟人之林。”他正和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的情况一样，靠着当时兴起的古典主义的浪潮，取得了艺术界的领导地位。两人也都受过拿破仑的资助。可是欧洲不可能长久以模仿古人而自满，不久便兴起了浪漫主义，色彩和情感逐渐战胜了线条和形式。卡诺瓦的声名逐渐消逝了。
在此尚值得一提而与本文有关联的是：卡诺瓦是个好人。他谦恭有礼，信仰虔诚，乐善好施，并且没有同行相嫉的通病，能够欣赏别的艺术家的优点，这些是有口皆碑的。因为他工作辛劳，罗马污浊的空气和雕刻大纪念碑的工作都损伤了他的身体。1812年他离开罗马，回到故乡波莎格诺，想过上安静的生活，呼吸清新的空气。1822年10月13日，他逝世于故乡，时年64岁，当时全意大利同声哀悼。
[1]第一位是来自意大利的法国人拿破仑。
再见吧！意大利
在这段时期里，法国人在意大利的功过总和究竟是多少呢？法国人在大革命时，愤慨激昂地振臂高呼，以本身的毅力和行动争取了自由。他们因此为这个久经外族统治、民族意识麻痹、不思振作的意大利树立了榜样，也激励了意大利人。法国人改变和冲击了政府和人民的旧有关系。法国人带来了《拿破仑法典》，此法典虽然严苛，但明确清晰，因此促进了统一，安定了社会，并在一群长久为阶级分隔、对法律漠视的人民里建立了法律的平等。拿破仑和手下的行政官员切实改进和疏通了政治的管道，提高了行政效率。他们从事大批公共工程，美化市容，开辟大路和公园，清除街道，疏浚运河和沼泽，建立学校，结束宗教裁判所，鼓励农业、工业、科学、文学与艺术。新政府保护人民的宗教，但不容许宗教再镇压异端，宗教团体也必须为国家财经贡献税金，不过，不信宗教的拿破仑也曾拨款修缮米兰大教堂。政府同时又全面改革和简化法律程序，禁止刑讯，拉丁文也不再是法庭规定的语言了。在此期间（1789—1813年），约瑟夫·波拿巴和缪拉在那不勒斯，尤金在米兰均福泽广照，如果他们是意大利人，必然早已赢得人民的爱戴。
这安康景象的反面是征兵、课税及技巧高明的搜刮行为……拿破仑肃清盗匪，但他自己却大肆掠夺艺术品。他眼光高明，可能即使在遍地都是艺术珍品的意大利也很难找到这么懂得欣赏艺术的人。对于征兵，在拿破仑看来，这是维护这新国家内部秩序和抵御外侮最合理公平的办法。他曾经说：“意大利人应该牢记：武力是国家的支柱。因此，在城市里懒散悠闲的青年现在应该不要再害怕战争的劳苦和危险了。”其实，意大利人本来会接受征兵的，可是意大利的壮丁发现：他们四处奔波，只为了保护拿破仑或法国的利益。1803年6 000名意大利士兵被调往英伦海峡，预备参与可能的英伦之役。后来，法国人又把8万意大利人从阳光普照的故乡拖出来，去体会俄国的平原、积雪等风光并与哥萨克骑兵打仗。
纳税是爱国的表现，这句话意大利人也不会同意。因为意大利人辛劳的成果不仅用于保卫、治理和美化意大利，还要用来协助拿破仑应付庞大不稳的帝国经费。拿破仑一方面命令尤金“窃取”意大利的钱财，一方面又希望他赢得民心。在这小小的王国里，在1805至1812年间，税收由8 200万法郎涨到1.44亿法郎。大陆封锁政策又剥夺了意大利工业的英国市场，否则意大利人还能勉强地忍受这些税收。同时，进出口关税只对法国有利，更使意大利在与德、法贸易中大为不利。
所以，甚至在奥地利人回来以前，意大利就已厌倦了拿破仑的保护。他们觉得：不但艺术杰作被搜刮，而且生产的财富也大量流入法国，只为了拿破仑可以侵略英国和征服俄国。这不是他们的诗人期望的结果。他们承认教皇的官吏贪赃枉法，但他们更不喜欢法国官吏对待庇护七世的粗暴态度，他们也因为拿破仑下令监禁庇护七世而不悦。最后他们甚至对仁慈的尤金都失去了好感，因为拿破仑许多不得人心的命令是通过他来执行的。因此，莱比锡之役后，拿破仑败象初露（1813年），意人已不愿再支持尤金去援救拿破仑。如今，依赖异族的武力和政府解救意大利的努力失败了，唯有等待本国的文学、政治家、武力来统一全国，争取意大利的自由。
拿破仑虽有诸多失算之处，但他早已料到治理意大利的这些困难。在1805年——即他加冕为意大利王的这年——他曾对列纳说：
法国和意大利的联合只是短暂的现象，不过，为了让意大利各邦习惯生活在共同的法律下，也必须这么做。热那亚人、皮埃蒙特人、威尼斯人、米兰人、托斯卡纳人、罗马人、那不勒斯人，他们彼此都钩心斗角……当然，罗马由历史上的意义看来，应该是意大利的首都，要使罗马成为意大利的首都，必须限制教皇的权力，只许他管理宗教的事务。我现在还不能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以后我要深入研究……所有的小国都会习惯同样的法律，当习俗和举止一致以后，敌意消除以后，才有统一的意大利。不过这应该还要有20年的时光吧！到那时谁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呢？
我们不能每件事都相信布里埃内，不过拉斯·卡斯（Las Cases）也曾引证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说过同样的话：“我已在意大利人的心中树立了颠扑不破的原则，即意大利早晚要完成复兴的使命。”
意大利终于完成了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