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
瑞士由于和法国比邻而居，命运息息相关，法国惊天动地的剧变也在这块人间乐土引起了骚动。瑞士的新派人士听到法国大革命的消息，十分高兴，认为这代表着：自由的理想就要实现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史学家缪勒宣称在欧洲历史上，自罗马帝国沦亡以来，1789年7月14日为最值得庆祝的一天。雅各宾派得势后，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你一定和我一样，也替国民会议惋惜吧！大家都被美丽的言词迷惑了，理智的人反而曲高和寡。你可能也体会到，正因为他们想要太多的自由，结果丧失了所有的自由。可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理想已常留在每人的心坎里，这次大会总有些值得称道的地方。”
拉阿尔普（Frédéric-César de La Harpe）曾为沙皇亚历山大的老师，他把自由主义的理想灌输给沙皇。1796年他回到了祖国瑞士，和奥克斯（Peter Ochs）等瑞士革命人士组成了瑞士俱乐部（Helvetic Club），致力于推翻统治瑞士各邦的贵族阶级。拿破仑第一次意大利战争后，也注意到了瑞士这些革命的火花。当时，瑞士贵族统治者庇护并协助在境内的法国流亡人士，从事反对革命的活动。于是拿破仑建议督政府：要对付这些反对革命的分子，可以在瑞士找到不少的帮手。督政府也清楚，在法国和日耳曼王侯的冲突里，瑞士的战略价值极为重要。于是督政府派军进入各邦，合并了日内瓦，推翻了各贵族政权。然后靠着当地革命人士热忱的支持，成立了法国保护下的赫尔维蒂共和国。
新政府分裂为三派：雅各宾“国家主义派”（Jacobin“Patriots”）、温和派（Moderates）、邦联派（Federalists）。他们争吵不休，钩心斗角。最后，他们害怕如此下去，终会导致战乱，因此请求拿破仑（当时仍为执政）为他们制定新宪法。1801年，拿破仑订立了《马迈松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Malmaison），根据这个宪法，瑞士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这宪法虽然仍有瑕疵，可是就当时的瑞士情势而言，已是尽善尽美了。”然而内部仍然纷争不息，最后邦联派推翻了共和政府，组织了新军，同时打算恢复贵族统治。拿破仑因此出面介入，他派遣3 000名士兵重新把瑞士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这回，交战各派又要求拿破仑出面斡旋。于是拿破仑拟定了《调停法案》（Act of Mediation），各主要党派都一致赞成。这个法案结束了赫尔维蒂共和国，瑞士邦联就此诞生。今天邦联政府的形态大体上一如往日，只是过去瑞士还必须遵照调停法案的规定，每年按一定比例摊派法军的兵源。《调停法案》虽然增加了瑞士兵源的负担，但仍不失为一优良的宪法。瑞士各邦因此尊称拿破仑为“自由的重建者”。
瑞士虽然山川壮丽，但对于天才，却只给予一个小小的舞台，观众寥寥无几。好多瑞士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旅游其他的大地方，去寻找灵感，发挥所长。菲斯利（Johann Füssli）旅英从事艺术。德康多（Augustin de Candolle）旅法，他对植物的说明与分类更为先进。裴斯塔洛西留在国内，他教育方面的实验使得全欧洲为之侧目。他认为，抽象的观念除非以具体的事物加以陪衬，否则青年学子无法了解。同时，以团体活动及共同朗读的方式来教育儿童最容易收到效果。根据这些原则，裴斯塔洛西于1805年在伊韦尔东（Yverdun）创办了一所寄宿学校。有十几个国家的教师慕名而来，这所学校的教育原则也影响了欧美各国的基础教育。费希特也把裴斯塔洛西的教育原则列入了他的强国计划之中。
缪勒花费了22年（1786—1808年）来撰写他的巨著《瑞士邦联史》（History of the Swiss Confederation），虽然以他用功之勤，然而也只完成1489年前的历史而已。这部巨著的内容、文体都堪称为经典之作。由于这部杰出的著作，时人把他和罗马的史学家相比，称他是瑞士的塔西佗。在缪勒的笔下，中世纪的瑞士城邦成了理想的国度。他的著作和光荣的战绩一样，建立了民族的自信。他这本书中威廉·退尔（William Tell）的传奇，便是席勒名剧的素材。1810年，缪勒58岁了，这时他开始撰写《世界通史二十四本》（Vier und zwanging Bücher allge-meiner Geschichten）。后来受读者的邀请，他到了日耳曼，跟随天主教的美因茨选侯，后来就任奥地利宰相，最后当了威斯特伐利亚教育总监。他去世后，法国女作家斯塔尔夫人哀悼他说：“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一个人的头脑怎么容得下这么多的史实、日期……他死了，我们都觉得好像不只是一个人离开了我们。”
瑞士人致力于历史，名声仅次于缪勒者为西斯蒙弟（Jean-Charles-Léonard de Sismondi）。他爱慕法国名媛斯塔尔夫人，随侍其左右，颇有中古骑士之风。他生在日内瓦，大革命时，逃难至英，又转至意大利，日内瓦局势平静后才回来。1803年，他谒见了斯塔尔夫人，伴随她到意大利，后来又常到她科佩的沙龙去。在这段期间，他的作品很多，但都保持了严谨忠实的风格。他的《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史》（Histoire des républiques italiennes au moyen age）长达16卷。曼佐尼（Manzoni）、马志尼、加富尔等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领袖都多多少少受了这本书的影响。他31卷的巨著《法国史》（Histoire des français）写了23年之久。这部巨著一度与法国史学家米什莱的巨著齐名。
1818年，他到了英国。当地经济情况之凋零残破，使他大有所感。1819年，他出版《政治经济之新原则》（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这本书充满了先知先觉的卓越见解。他认为由于发明日新月异，英国的生产速度大为增加，但是大众的购买力仍停滞不前，这两者的差距即为英国经济萧条之主因。购买力之落后，主要原因又在工资过低。因此，只要经济制度不改变，消费力迟滞的危机永远会存在。
西斯蒙弟的解决方案十分极端，一时语惊四座。他主张施政的主要方针在维护人民的福利，对工会不利的法律应该废止，工人应有免于失业的保障，免于剥削的权利。国家、全人类的利益不容许社会上“利欲熏心人士的榨取，而因此牺牲了。富人应该遏制自己的贪欲”。西斯蒙弟的理论实开马克思主义之先河，但他却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当时即称为共产主义），因为依照社会主义的论调，经济政治的大权都被政府掌握，政府高高在上，个人的自由因而被扼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