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伙伴
在这监禁生活中最令人诧异的现象，是跟随拿破仑至圣赫勒拿岛的随员们对他坚定不移的忠贞，也许是为分享动人的名誉激励着他们的服务，但不论限制及思乡病，为争获国王宠爱而起的口角，恶劣的气候及可厌总督所引起的苦恼，他们的持久性，几乎使他们的服务纪录与英国古代阿瑟王的传说中那种服务相当，虽然因妒忌而晦暗，但却是高贵的奉献。
其中最高贵的是贝特朗伯爵（1773—1844）。在第一次征意战役中，他以拿破仑麾下一名军事工程师而为人所知。在远征埃及时，他率领一营军队参加“金字塔之役”。他在阿布吉尔湾战役中受伤。他在1809年战役中所建横跨多瑙河的桥梁，被拿破仑视为自罗马帝国以来最精良的工程。1813年，他出任皇宫警卫长，在联军入侵法国退守的那段艰苦岁月里，他仍旧效忠拿破仑，伴随他至厄尔巴岛，在“百日新政”时，与他在一起至罗什福尔去，并与他乘船赴英及圣赫勒拿岛。在该岛，他仍旧出任警卫长，查核访客，缓和怒火，维持拿破仑和总督间的休战，并以宽恕的耐心忍受拿破仑勾引他太太的企图。[1]
他太太是位法裔英国人，狄龙（Dillon）爵士的侄女，与约瑟芬有亲戚关系。她无法忍受离开巴黎社交生活，孤独生活在圣赫勒拿岛。拿破仑逝世5个月后，贝特朗带她回法国。他在圣赫勒拿岛编纂三部日记，但拒绝出版。1949—1959年（在他逝世后100年），这些日记经整理出版。他葬于巴黎残老军人院墓地，拿破仑遗骸旁。
爱尔兰的外科医师奥马拉（1786—1836），几乎也作出同样的奉献。他在诺森伯兰号轮以船医身份照顾拿破仑，用法语或意大利语与他交谈，同意他对医师们的意见。他非常爱慕拿破仑，要求英国政府允许他在圣赫勒拿岛上仍旧照顾拿破仑并获准。哈德逊爵士不赞成一名英国医师和一名法国囚犯如此亲密，他怀疑奥马拉阴谋协助拿破仑逃亡，坚持不论这位外科医师到何处，都得派一名士兵跟随。奥马拉抗议。洛爵士于1818年1月将他召回英国。1822年，奥马拉出版《放逐中的拿破仑》（Napoleon in Exile），又名《从圣赫勒拿岛传来的声音》（A Voice from St.Helena），为这位逊位的国王恳求较佳的待遇。这两部书销路很广，引起英国同情拿破仑的浪潮，书中有些错误，因为是靠记忆撰写。不过，拉斯·卡斯为奥马拉陈述辩护，所有拿破仑身边的人，对这位医师和绅士似乎都有佳评。
拉斯·卡斯伯爵（1766—1842）的重大奉献以及他撰写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使他在这座小岛的戏剧人物中，仅次于拿破仑和哈德逊爵士。他是位较次要的贵族，他于孔代军中反对法国大革命，移居英国，参加一些亡命者的计划在基伯隆进攻法国，登陆失败后，返回英国以教历史维生。他草拟一幅历史地图（Atlas historique），后来获得拿破仑激赏，在法国革命历第2月的18日他冒险返回法国。他认定拿破仑是法国大革命的良药，寻找为他服务的每一个机会，结果成为国务院一分子。滑铁卢一役并未降低他对国王的崇拜，他前往马迈松协助拿破仑，随拿破仑至罗什福尔、英国及圣赫勒拿岛。
在所有伴侣中，他仍旧最亲近国王，对记录拿破仑口述最热心。经历这位被放逐者所有暴怒，他仍保持着对拿破仑高度的评价。他记下拿破仑的每一件事（但不包括错误），拿破仑像克伦威尔一样，不相信永存的坏处。他对拿破仑回忆及观察的报道，并不被认为是非常正确。“国王口述非常迅速，几乎像平常说话一样快。所以我不得不创造一种象形写法。然后，我把这些话转述给我儿子。”或者，“当我儿子记载国王口述时，我坐在他身旁……我经常将国王头一天的口述念给他听，然后由他校正，再口述”。然而，拉斯·卡斯用来表达他自己意见的话，和那些他认为属于拿破仑的话非常相似，使我们认为他显露拿破仑事略的报道，没有更生动直接的古尔戈日记来得公正。
渴望唤起欧洲了解拿破仑所遭遇的困境，拉斯·卡斯用块素绢写封信，寄给吕西安。他托交给一位将返回欧洲的仆人带去，这位仆人被搜身，信件被发现。哈德逊爵士将拉斯·卡斯逮捕，没收了他的文件（包括和拿破仑的谈话），将拉斯·卡斯和他的儿子驱逐至开普敦（Cape Town，1816年11月25日）。从那遥远之地，他开始数年的流浪，通常在含有敌意者的监督之下，漂泊于英国、比利时和日耳曼等地。1818年10月，他向亚琛的联盟国协会呈递一封发自拿破仑母亲要求释放她儿子的请愿书，他自己则向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和英国的领袖们呼吁，没有回音。
拿破仑死后，他获准在1822年返回法国。他自英国政府收回被没收的草稿，并于1823年将它几乎全部发表在《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中。这部书成为当年文坛大事。拉斯·卡斯和他的子女们因该书畅销而富有。他为促使拿破仑死亡的待遇而作的热情证言，在《拿破仑传奇》一书中，成为一种延续的因素，使拿破仑三世享有较其伯父更持久的统治，并使得小拉斯·卡斯在第二帝国中出任一名参议员。
其他伙伴们忌妒拉斯·卡斯成为最亲近拿破仑者，特别是古尔戈将军（1783—1852）。他有许多资本要求受宠，他曾经为国王在西班牙、奥地利、俄罗斯和法国等处作战，并曾在布里安救过国王性命。在被放逐者中，他表现最好，重友情、疾恶如仇，曾向蒙托隆要求决斗，并以妒忌的爱求宠于拿破仑，不容忍其他人受宠。拿破仑说：“他爱我，像一个男人爱他的情妇一样。”为了恢复营地的和谐，拿破仑于1818年差他去欧洲，带信给沙皇亚历山大。正是为此，古尔戈的《圣赫勒拿岛未发表的日记》（Journal inédit de Sainte-Hélène，1899年）最引人、最逼真地描述了圣赫勒拿岛的一切。
蒙托隆伯爵（1783—1853）几乎不应遭古尔戈憎恨，因为在国王四名随员中，他最有礼、最殷勤。他最骄傲的回忆是当他10岁时，一位年轻的炮兵上尉波拿巴曾教他数学。以后他随着拿破仑之命运浮沉，并坚持伴随他至圣赫勒拿岛。他的夫人阿尔比尼·瓦萨尔（Albinie de Vassal）曾两次离婚，并离开仍活着的丈夫，回到他身旁，因此蒙托隆不十分相信她。在圣赫勒拿岛有谣言说，她曾帮拿破仑暖被。俄罗斯驻詹姆斯镇代表曾经苛刻地记载：“她虽然年老、放荡、肥胖，但今天却是大人物的情妇。”当她离开小岛时（1819年），拿破仑哭了。蒙托隆本人停留到末了，他和贝特朗共同长期地守护这位垂死的囚徒，并被指为国王遗嘱的共同受托人。他回到法国后，和拿破仑侄子一同坐牢7年，并协助他成为另一位国王。
[1]贝特朗在1821年4月26日的日记上写着：“国王回答（根据蒙托隆告诉贝特朗的话）：‘……她拒绝做我的情妇，我很生气……我将永远不会饶恕安托马尔基医师——他在照料一个拒绝变成我情妇的妇人。’”不过，当拿破仑说这话时，是在他死亡前的10天之内，可能已经记不清爱恋些什么人，在同一天，贝特朗写着：“他时常显得好像已经失去了记忆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