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经济趋势，1912—1949年
就20世纪的中国来说，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完整的或可靠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北京政府农商部确曾发表一系列的年度统计表（农商部：《农商统计表》，上海，1914—1919年；北京，1920—1924年）。1914年和1918年的统计表，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年份要好。从整体来看，这种资料是估计，而不是核实的调查产量。例如，全国铁路报表也公布了（交通部：《政府交通统计表，1915—1936年》，北京，1916—1928年；南京，1931—1936年）。当然，外国管理的中国海关，每年都发表通常是很好的对外贸易统计资料。在萧梁林（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中，海关统计资料直接用原始资料核对过。但一般来说，中央政府在1928年以前太弱，太无效率，不能做出全国性有组织地去收集经济资料。
随着国民政府的建立，统计情况有了一些改善。财政部1928年至1934年的年度报告，是仅有的曾经发布的中国全国财政真实报告（财政部：《第17、18、19、21、22、23财政年度的年度报告》，南京，1930—1936年）。关于30年代的农业统计资料，包括土地面积和产量，由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制，并见于其月刊《农情报告》（1933—1939年）。连同20年代和30年代卜凯个人在金陵大学[4]农学院主持的著作，大概就可以得到中国农业的最佳资料（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22省、168地区、16786块农田及38256农家之研究（1929—1933）》，该书第2卷为卜凯的475张统计资料）。我们能得到详细工业统计资料，唯一的一年是1933年。这些资料是刘大钧为军事委员会下属的资源委员会[5]所作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的成果（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3卷）。刘大钧的资料不包括满洲和满洲以外的外国在华工厂。不过，可以得到日本对满洲工业的调查资料（约翰·扬：《南满铁路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历史和书目）。对在华的外国工业也有许多估计，但没有一种能赶上刘大钧的调查。除了政府主持收集的资料外，还有虽然可靠但却零散的私人收集资料。从事此项工作的，在天津有南开经济研究所（主要是物价资料，见《1913—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在上海有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出版两种文字的月刊《经济统计月志》，1934—1941年）。收集的上海物价指数，见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的《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
尽管这些资料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1928年以前的资料，但在国民党执政时期的经济统计资料，缺点仍然不少。部分原因是中国在政治上仍远没有统一，部分原因是大部分经济活动仍然是在市场交易之外进行的，因而难以计量；最后还因统计工作在技术上依然落后。但是，甚至1928年至1937年相对不足的资料，与此后得到的资料相比，也是天赐之物。战争和内战对收集资料部门的损害，并不比对行政机构其他部门的损害为小。以1937年至1949年来说，不仅是财政金融统计资料，任何种类的微观资料都很缺乏，并且也不可靠。张嘉璈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年至1950年》一书，包括的资料，只不过是作者所能得到的资料；因为其曾为中央银行总裁。[6]
这里特别提到的统计书刊，当然只是一些例子。还有更多的书刊——例如，实业部和南京政府的外贸局[7]的出版物，或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准备的农村调查资料，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发表的中国关内及满洲的广泛矿产资料。除了这些官方报告以外，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日本主要是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出版了数以百计的零散的地方调查材料。但这些材料没有一种单独的——不是所有的加在一起——提供了，或可以容易地从中推导出有关人口、就业、股本，以及国民生产和消费、物价、税收、货币流通等的完整资料，供经济史学家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经济作确定的分析。对国民政府36个部门的介绍材料，见主计处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年》，包括大多数中华民国统计书刊的有用记载。严中平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收入范围很广的资料，很有价值；其中的资料都有精心的注释——尽管其编排和评注有倾向性，编者对“指数问题”显然缺乏知识。第2章的脚注，提到其他原始资料和专题著作的集子。
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考察民国时期的中国，包含在本章中的大部分微观经济的记述，只不过是靠智力上的推测，尽管1933年的工业资料公认是比较详尽的。中国国内的资料虽然不足，但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而利用日本满铁对20世纪中国经济的调查，要谨慎从事，或许表明其调查比我们所认为的更有助益，读者留意及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