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思想变化，1895—1920年
关于改革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资料，主要是知识分子著作的文集，其中有许多人编辑的期刊中论述改革的文献。就个人和其发表著作目录的简要英文说明来看，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5卷）是最好的起点。不过，因为谭嗣同死得过早，所以收入到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中。最令人发生兴趣，也是最精湛的概述，是史敬思的《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
50年代和60年代对近代中国早期改革和激进思想的普遍学术兴趣，导致出版了许多最著名的维新期刊的影印本。《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和《庸言》，都为梁启超所编，可以从台湾得到重印本。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1957年在北京重印。日本的出版社供应吴稚晖的《新世纪》和刘师培的《天义》重印本，而刘师复的《民声》重印本，在香港可以买到。数量更多的保守刊物，一般没有再版，但仍是重要资料。保守的刊物中，有《国粹学报》、梁启超的《大中华》、章士钊编辑的《甲寅》、康有为的《不忍》。
中国人对维新运动各种背道而驰的解释，是根据中国思想史的有关篇章，但可以看到几个有影响学者的大量文件。对维新运动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还可以参阅侯外庐等人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提出了一个杰出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此书的第1卷有牟复礼优美的英文译本，1979年已经出版。一种新传统的看法，见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所写较早的两部著作，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虽然形成了对比的见解。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6年出版；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1947年出版；最近的主要著作，是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方面审慎的日本著作例子，是西顺藏和岛田虔次编的《清末民初政治评论集》，这部文集翻译并注释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63篇重要文章和论文。
始于19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的演变，英语世界学术研究的先驱是李文逊。其第一部著作是1953年出版的梁启超传记《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然后为其涉及范围很广的《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命运》（3卷，1958—1965年）。这两部著作，即使在外国思想影响下，对传统的高雅文化受到侵蚀的分析而有待修改时，也仍然是解说形式和优美文体的典范。强调近代思想和固有思想传统种种方面之间的连续性，更接近于修正的著作，有上述史敬思很吸引人的叙述。史敬思的这部著作，探索了康有为等人的思想和经历。费侠丽编的《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保守抉择的论文集》中收集的论文，以及托马斯·A.梅茨格的著作《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译自德文的沃尔夫冈·鲍尔的《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华文明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以近代乌托邦思想把中华文明编织成了华丽的历史屏风。
这方面的专题著作，主要是思想方面的传记。许华茨的《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对中国所理解的西方思想提供了典型的分析。一般说，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们最受注意。除了李文逊的著作而外，还有两部梁启超的大型传记：张灏的《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黄宗智的《梁启超和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萧公权撰写康有为的主要传记《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改革者与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1858—1927年》；补充这部著作的，是罗荣邦编的《康有为：传记与论丛》。迈克尔·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把孙逸仙共和主义革命支持者当做一个集团来研究。而薛君度编的《近代中国革命领袖》，收入了研究许多次要人物的有用论文。盖伊·阿利多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现代性中国的窘境》，补上了关于新传统主义者的传记文学空白。
大多数关于这段时期思想发展论题的论述，都把注意力集中于革命思想体系的根源。这类论著包括两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起源的著作：唐·C.普赖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马丁·伯纳尔的《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简要地介绍了无政府主义者。
中国的思想史研究者，至今还几乎没有开始把这一时期的思想史和民众觉悟的历史，或者和制度的演变联系起来展开研究；而要进行这项研究，需要在第一手资料的运用上和方法论的革新上，必须要有更多的多样化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