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不走运的来访者
正当勤勉奉公的会计乘着出租车飞驰，赶着去见会写字的西装，碰了一鼻子灰的时候，基辅发来的列车进了莫斯科车站。九号软卧车厢下来一位穿着体面的乘客，手拎一只小巧玲珑的钢纸手提箱。这位乘客不是别人，正是已故别尔利奥兹的姑父——马克西米利安·安德列耶维奇·波普拉夫斯基。他是搞生产计划的经济工作者，家住基辅旧学府路。波普拉夫斯基这趟到莫斯科，是因为前天深夜接到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我刚刚在长老湖为电车所轧，周五下午三时下葬，速来。
别尔利奥兹
波普拉夫斯基是基辅公认聪明透顶的人物之一。然而即使聪明透顶，也会被这样的电报闹得摸不着头脑。既然此人能发电报，说他被电车所轧，那就显然没轧死。干吗还要下葬？也许伤势危重，眼看就要归天？这也有可能。可准劲儿就太离谱了。怎么就能拿得准是周五下午三点出殡呢？电报也太离奇了！
聪明人总归是聪明人，种种扑朔迷离之处到底还是被他解开了。很简单：出了差错。电文弄颠倒了。“我”无疑是从另一封电报里误抄过来的。这地方本应抄上“别尔利奥兹”几个字，结果却弄到电文末尾去了。这么一调整，电文的意思就清楚了。不过，当然，这有多惨哪！
悲痛难以自已的波普拉夫斯基夫人略微痛定，姑父立即准备前往莫斯科。
波普拉夫斯基心里有个小算盘，这里应该交代一下。内侄不幸早逝于风华正茂之年，对于这一点，他当然深以为憾。然而作为一个精明干练的人，他肯定明白，参加这么个葬礼毫无特别需要。可波普拉夫斯基还是要急急忙忙赶往莫斯科，那是怎么回事呢？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房子！莫斯科有处房子——这可是件大事！也说不清什么缘故，波普拉夫斯基很不喜欢基辅。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想往莫斯科搬的念头一直在折磨着他，搞得他寝食不安。第聂伯河那漫过低岸一侧小岛，同长天汇成一色的春泛，再已无法使他心旷神怡。从符拉季米尔大公纪念碑座前极目远眺，那美得惊人的风光已无法再使他胸襟舒畅。那条春意盎然、用砖铺在阳光灿烂的符拉季米尔山上的小径，也无法再激起他欢快的情绪。这些已不再是他的追求。眼下唯有一事萦系于怀，那就是——迁居莫斯科。
报上虽然登出了愿将基辅学府路住宅同莫斯科以大换小的启事，但却毫无结果。即使偶尔有人问上门来，提出来的条件也毫无诚意。
波普拉夫斯基见了电报不只是怦然心动。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放弃它简直是罪过。精明人都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总之，就是再难，也得把内侄在花园街的那套房子弄到手。不错，这事是挺难办，相当棘手，可无论如何得办成。波普拉夫斯基是个行家里手，知道头一步一定得这么走：先报个户口，哪怕是临时的，然后搬进内侄那一套三间的住宅里去再说。
星期五中午，波普拉夫斯基走进了莫斯科花园街副三〇二号楼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
屋子又窄又小，墙上挂着过时的宣传画，上头分几块画着水上救生知识，木桌旁独坐着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人，眼神显得焦虑不安。
波普拉夫斯基摘下帽子，把小提箱放在空椅子上，彬彬有礼地问了一句：“我想见见楼管会主任，行吗？”
问题听来十分寻常，可那位坐着的同志却像当头挨了一棒，脸色也变了。他提心吊胆地偷眼瞟着来人，含糊其辞地咕哝了一句，说是主任不在。
“在家里吗？”波普拉夫斯基问，“我有急事。”
那位的回答依然吞吞吐吐，不过总算还能猜出他的意思是说，主任也不在家。
“什么时候回来？”
那位一声不吭，只是忧心忡忡地瞧瞧窗外。
“撒谎！”聪明过人的波普拉夫斯基心说，接着，又打听秘书在哪儿。
桌后那位怪人紧张得脸都憋红了，最后还是闪烁其词地说，秘书也不在……什么时候回来，不清楚……秘书病了……
“撒谎！”波普拉夫斯基心里又说。随后问：“楼管会总得有人吧？”
“我。”那人细声回答。
“听我说，”波普拉夫斯基郑重其事地发话了，“本人是我侄儿——已故别尔利奥兹——的唯一继承人。您知道，他在长老湖惨遭横死。按照法律，我有权继承他在你们五十号公寓里的全部财产……”
“同志，这些事我可不明白……”那人闷闷不乐地打断他说。
“不过，”波普拉夫斯基放开嗓门，“您是楼管会的，您有责任……”
这工夫有位公民走进房间，坐着的一见来人，脸刷地白了。
“您是楼管会的皮亚特纳什科吗？”来人问坐着的那位。
“是我。”回答的声音细得像蚊子。
来人附耳对他说了几句，只见他方寸大乱，站了起来。过了片刻，楼管会房间里只剩下了波普拉夫斯基。
“唉，这事看来还挺麻烦！要是能把他们全部……”波普拉夫斯基气恼地想。他穿过铺沥青的院落，匆匆走向五十号公寓。
谁知门铃一按，门就打开了。波普拉夫斯基跨进幽暗的前厅，不由觉得有些奇怪：谁给开的门呢？前厅里不见一个人影，只有一只其大无比的黑猫高踞在椅子上。
波普拉夫斯基咳嗽一声，跺跺脚，书房门开了，科罗维耶夫来到前厅。波普拉夫斯基很有礼貌但又不失身份地向他鞠了一躬说：
“我叫波普拉夫斯基，是……”
不等他说完，科罗维耶夫从口袋里掏出一条脏手帕，捂住鼻子哭了起来。
“……已故别尔利奥兹的姑父。”
“知道，知道！”科罗维耶夫把捂鼻子的手绢拿下来，“我一看就猜出来是您！”说罢，哭得浑身乱颤，号个不停，“惨哪！是不是？怎么搞的？啊？”
“是电车轧死的吗？”波普拉夫斯基悄声问。
“一点不错！”科罗维耶夫叫道，眼泪从夹鼻眼镜后面哗哗往下淌，“一点没错！我亲眼所见。您信不信，咔嚓一下，脑袋就滚下来了！右腿咔嚓一声，断成两截！左腿咔嚓一声，也断成两截！这些电车，造的孽可不小哇！”看来，科罗维耶夫也控制不住自己，脑袋直往镜子旁的墙上撞，涕泗滂沱，浑身哆嗦。
见面前这位陌生人如此这般，别尔利奥兹的姑父深受触动：“谁说这年头没有好心人哪！”他想着想着，觉着鼻子直发酸。然而就在这时，一朵不祥的阴云遮住了他的心扉，一个蛇蝎般的念头在他心中一闪：“这好心人别是已经登上户口，迁入死者公寓了吧？这样的事还少吗？”
“对不起，您是我家米沙的生前好友吧？”他抻起袖头，擦擦滴泪皆无的左眼，右眼却在瞄着悲痛欲绝的科罗维耶夫。对方偏偏又放声大哭起来，结果除了左一个“咔嚓两截”，右一个“咔嚓两截”，别的什么也没听明白。科罗维耶夫号够之后，离开墙根说：
“唉，我再也受不了啦！我要去喝他三百滴乙醚缬草酊……”他把那张涕泪纵横的面孔转向波普拉夫斯基，又加上一句，“瞧，都是因为那些电车！”
“请问，是您给我发的电报吗？”波普拉夫斯基问。他心里在苦苦思索，想猜出这眼泪不值钱的家伙的底细。
“是它！”科罗维耶夫指着黑猫说。
波普拉夫斯基瞪大了眼睛，以为耳朵出了毛病。
“哟，不行，我受不了啦！受不了啦！”科罗维耶夫抽抽鼻子，“一闭眼就看到轮子轧过大腿……一个轮子就有两三个人那么沉……咔嚓一声！……我要上床躺一会儿，就打个盹儿。”说着走出前厅，不见了。
黑猫抖了抖毛，跳下椅子，后腿人立，挺胸叉腰，张嘴说：
“是我发的电报，又怎么样？”
波普拉夫斯基脑袋嗡的一声，天旋地转，手脚发木。他撒手把箱子扔到地板上，一屁股坐到黑猫对过的椅子上。
“我的话你听不懂是怎么着！有什么事？”
波普拉夫斯基无言以对。
“证件！”黑猫大吼一声，把一只胖乎乎的爪子伸了过来。
波普拉夫斯基脑子里一片空白，除了黑猫眼里的两颗火炭，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他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就像掏出一把匕首。黑猫从镜子前的桌上拿起一副宽边黑框眼镜，往脸上一架，这一来，模样儿就更加令人敬畏了。它从波普拉夫斯基那哆哆嗦嗦的手里接过身份证。
“我倒想看看能不能被吓昏过去……”波普拉夫斯基心想。远处传来科罗维耶夫的啜泣，整个前厅充满乙醚缬草酊的味道，还有一种讨厌的怪味。
“这是哪个单位发的证件？”黑猫翻开证件细细瞅着问。
没有回答。
“四百一十二号，”黑猫自言自语，还用爪子在拿到的证件上指指画画，“唔，当然啰！我可熟悉这个单位！给什么人都乱发证件。要换了我，可不会把证件发给你这样的！决不会！一看你那副德行就不能给！”黑猫大发雷霆，把证件朝地上一摔，“取消你参加葬礼的资格，”黑猫以一种公事公办的口气说，“马上回你的老家去！”接着朝门外一声厉吼：“阿扎泽洛！”
一个矮个子应声奔进前厅，此人有点瘸，穿一套黑色紧身衣裤，皮腰带上别着把刀，一头赤发，两颗獠牙，左眼长着白翳。
波普拉夫斯基只觉得气不够喘，忙从椅子上站起来，手捂心口，连连后退。
“阿扎泽洛，送他出去！”黑猫吩咐完便离开了前厅。
“波普拉夫斯基，”矮个子齉声齉气说，“我看，用不着多费唇舌了吧？”
波普拉夫斯基点点头。
“马上回基辅，”阿扎泽洛接着说，“老老实实给我在那儿待着，不许做声，不许惹事，也别再对莫斯科的公寓打主意。明白了吗？”
嘴里两颗獠牙，腰上别着短刀，外加独眼龙，矮个子这副尊容，差点没把波普拉夫斯基吓掉了魂。这个人的个头不过才到我们这位经济干部的肩膀，可行动起来却是干脆利落，有板有眼。
他第一步先拾起证件，交到波普拉夫斯基那已经毫无知觉的手上。接着，这位名叫阿扎泽洛的人一手拎起提箱，一手推开大门，架起别尔利奥兹姑父的胳膊，把他拉上楼梯平台。波普拉夫斯基身子一斜歪靠在了墙壁上。阿扎泽洛也不用钥匙，便打开了箱子，拽出一只包在油渍渍报纸里、拧掉一条大腿的大烧鸡，往楼梯平台上一放；接着，又拽出两套内衣，一条荡剃刀皮带，一本什么小册子，还有一只盒子。他只留下烧鸡，其余的东西一脚统统扫进了楼梯井，又把空箱子也顺手朝下一扔。只听它轰隆一声摔到最底层，听声音，箱盖八成是摔脱了。
红毛歹徒抓住烧鸡大腿，照波普拉夫斯基的脖子狠狠拍过去，吧唧一声，整个烧鸡都打飞了。阿扎泽洛手中只剩了一条鸡腿。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得贴切：“奥博龙斯基家里一切都翻了个个儿。”这会儿假如托尔斯泰在场，也必得说波普拉夫斯基的眼里一切都翻了个个儿。一长串金星在他眼前飞舞，随后金星又化成了送葬的长长行列。有那么一刹那，它竟遮蔽了五月的阳光。波普拉夫斯基踉踉跄跄朝楼下冲去，手里还紧紧攥着身份证。
他一直冲到楼梯拐弯，又踢碎了下层平台上的一块窗玻璃，然后一屁股摔倒在楼梯蹬上。一只无腿烧鸡从他身旁滚过，跌进楼梯井。阿扎泽洛站在上一层平台，三口两口啃光鸡腿，把鸡骨朝紧身裤兜里一插，回身进入公寓，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这工夫下面响起小心翼翼的脚步声，有人在上楼。
接着波普拉夫斯基往下又跑了一截楼梯，在平台的一张木头小沙发上坐了下来，打算喘口气。
一个说老不老的小老头，神色凄然，身穿一件老式茧绸西装，戴了一顶饰有绿丝带的硬草帽，沿楼梯拾级而上，在波普拉夫斯基面前站住了脚。
“公民，请问，”穿茧绸西装的人愁眉不展地说，“五十号公寓在哪儿？”
“往上走。”波普拉夫斯基的声音还是上气不接下气。
“太感谢您啦，公民。”小老头说，但还是愁眉不展，继续往上走。波普拉夫斯基则起身往楼下跑。
请问，波普拉夫斯基是否打算赶紧跑到民警局去报案，告发这伙光天化日对他行使暴力的不法之徒呢？不。可以把握十足地奉告，这种事是绝不会发生的。进民警局报案？说刚才有只戴眼镜的猫审查了他的证件？后来还有个穿紧身衣的，腰里别把刀？……不，公民们，波普拉夫斯基可是个地道的聪明人。
他已经下到楼下大门口，一抬头发现有扇门通向一间小屋，门上玻璃已被打碎。波普拉夫斯基把证件揣进怀里，环顾左右，试图找到那些扔下来的东西，可连个影子也见不着。他自己都纳闷，怎么这回丢了东西一点没觉着心疼。接着一个有趣的想法冒了出来，逗得他心痒难熬：应该假手小老头再探探这套凶宅的究竟。真的，既然他打听五十号在哪儿，就肯定是头一回来，也就是说，他是自投虎口，给盘踞在五十号公寓的那帮家伙送上门去了。波普拉夫斯基有一种预感：小老头马上就会从公寓里出来。当然啰，波普拉夫斯基早就把参加内侄葬礼的念头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过赶基辅那趟火车，时间还富富有余，于是经济学家回身望了一眼，一头钻进了小单间。
这时，只听上头老高老高的地方门声一响。“他进去了……”波普拉夫斯基暗想，心都仿佛不跳了。小单间里凉飕飕的，有股耗子屎和破皮靴的气味。波普拉夫斯基找了块板子坐下来，决心等着瞧。位置好极了，打小单间里望出去，进出六栋口的大门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然而等待的时间可比这位基辅人预料的要长得多。不知为啥，楼梯上一直不见有人下来。后来清清楚楚听得五楼一声门响。波普拉夫斯基屏住呼吸：不错，是他那细碎的脚步声。“正在下楼呢……”四层也有个人开了门。接着，小碎步停止。传来个女声。接着另一个人说话了，听声音很难过。是的，这是他的声音……说的好像是“算了吧，看在上帝的分上……”，波普拉夫斯基竖起耳朵，贴着破玻璃仔细听，这才捕捉到一个女人的笑声。接下来是噔噔噔一阵快捷的脚步声，一个女人的背影一闪而过，手里拿了个绿漆布提包，从大门出去了。随后又响起小老头的碎步。“怪哉！他居然又回去了！莫非他也是那帮歹徒的同伙？果然回去了！楼上门又开了。好吧，咱们再等等看……”
这回没等多大一会儿，门响了，窸窸窣窣几声碎步，跟着传来一嗓子撕心裂肺的惊呼，随后是猫叫。碎步急急忙忙向下飞奔，向下，向下！
波普拉夫斯基终于等出了结果。那位可怜虫面无人色，连连画着十字，口中喃喃有词，飞也似的跑了过去，帽子也丢了，秃头上满是抓伤的印痕，裤子湿了一大片。他一个劲儿地拽门柄，吓得也不知这门是该往外推还是往里拽。待到稍稍稳住神，这才一下子冲进了门外太阳地里。
对这套公寓的探察完成了。波普拉夫斯基这会儿哪有心思再去顾及死去的内侄和他的公寓！一想到方才的危险，身上就不由自主地直打哆嗦，嘴里絮絮地叨咕着：“全明白了，全明白了！”赶忙跑到院子里。几分钟后，无轨电车载着这位经济工作者，驶向基辅火车站。
就在波普拉夫斯基守候在楼下小单间里的工夫，小老头经历了一段极不愉快的遭遇，此人是杂技场小卖部主任，名叫索科夫。侦察机关在剧场勘察现场的过程中，索科夫一直抱着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只不过他的情绪显然比平时更加低沉。此外，他曾一再向通讯员卡尔波夫打听外国魔法师的住址。
这个小卖部主任在楼梯平台跟经济工作者分手之后，爬到五楼，按响了五十号公寓的门铃。
门户应声而开。小卖部主任哆嗦了一下，往后退了一步，没敢往里进。原因显而易见：给他开门的是个大姑娘，除了一条漂亮的花边小围裙、一弯白色头饰、一双金色小皮鞋之外，浑身上下，别无他物。大姑娘身段真是没的说。唯有脖子上那道红彤彤的伤疤，可算是仅有的美中不足。
“喂，既然按了铃，那就进来嘛。”大姑娘用一双摄人魂魄的绿眼睛瞟着小卖部主任说。
索科夫喔了一声，眨眨眼睛，跨进前厅，摘下草帽。正巧，前厅电话铃响了。这个没羞没臊的女仆，竟抬起一条腿跐着椅子，摘下话筒说：
“喂！”
小卖部主任真不知眼睛往哪里搁才好，两只脚倒换来倒换去，心想：“这些外国人，家里的女佣人可真够一说的！呸！多不像话！”怕污了眼睛，所以只好东张张，西望望。
这间半明不暗的大前厅，到处堆着些个平时少见的衣物。比如说，椅背上就搭了件丧服似的黑斗篷，火红的衬里；镜子前面有张小桌，横放着一把长剑，剑柄闪着金光。三把银柄佩剑随便戳在一个角落里，就跟三把雨伞，或是三支手杖似的。鹿角上还挂了几顶插鹰翎的无檐软帽。
“是的，”女仆对电话说，“什么？是迈克尔男爵吗？请讲吧。是的，表演家先生今天不出去。是的，他很乐意接待您。是的，有客人……穿燕尾服或黑色常礼服。什么？半夜十二点。”说完话，女仆放下听筒，回身对小卖部主任说：“您有何贵干？”
“我有事，要见表演家公民。”
“什么？想见他本人吗？”
“是的。”小卖部主任郁郁寡欢地说。
“我去通报一声。”女仆显得有些犹豫。她把别尔利奥兹的书房门稍稍拉开一条缝，通报道：“骑士，来了个小老头，他说想见见阁下。”
“让他进来吧。”书房里响起科罗维耶夫那发颤的声音。
“请到客厅来。”大姑娘口气十分随便，仿佛她的穿着打扮同大家别无二致似的。把客厅门拉开后，她就离开了前厅。
小卖部主任应邀走进门去，室内的摆设令他叹为观止，几乎忘却了此行的目的。透过几扇大窗户上五颜六色的玻璃(这是失踪的珠宝商太太想象力的精华)，射进一束束奇妙的光线，宛若置身于教堂之中。虽说已是和暖的暮春天气，可古色古香的大壁炉里仍然燃着熊熊火焰。房间里却并不热，甚至相反，进门就觉得有股地窖里的阴湿之气扑面而来。壁炉前的虎皮上蹲着一只大黑猫，朝炉火温顺地眯着眼睛。敬畏上帝的小卖部主任朝桌上张了一眼，身子竟吓得一哆嗦：桌上铺着教堂做法事用的锦袱，陈放着好多长霉的大肚瓶子，积满灰尘。瓶子正当中摆了一只闪闪发光的大盘子，一眼即可看出盘子由纯金打就。炉边有个赤发矮人，腰别短刀，正在拿一把长剑穿肉烧烤，油汁滴进火中，浓烟便顺烟道冲出去。房里不仅弥漫着肉香，还夹杂着一股浓烈的香水味和神香味。小卖部主任在报上看到过别尔利奥兹惨死的消息，也知道这就是他的住宅，闻到这股子神香味，脑子里不由闪过一个念头：该不是哪个神甫刚给别尔利奥兹做过安魂祭吧？不过这个想法立刻就被抛到一边，因为它显然过于荒唐。
小卖部主任看得痴痴呆呆，冷不防听到一个深沉的声音说：
“请问有何见教？”
直到此时，小卖部主任才在暗影中见到了他所求见的人。
魔法师躺在一张不大不小的矮沙发上，堆满了靠垫。主任隐约发现，表演家穿的似乎是一身黑，脚上两只尖头黑鞋。
“我是……”主任哭丧着脸说，“杂技场小卖部负责人……”
表演家伸出一只手，似乎想堵住主任的嘴，手指上几枚宝石戒指在闪闪发光，口中急切地说：
“不不不！别再说了！无论如何也别再说了！我绝不会吃你们小卖部的那些东西！最最尊敬的先生，昨天我有幸走过你们柜台，现在还忘不了你们那鲟鱼肉和绵羊奶干酪！我亲爱的！绵羊奶干酪怎么会是绿的呢？有人把您骗了！它应该是白的。还有那茶呢？纯粹就是泔水！我亲眼看到一个邋邋遢遢的丫头，拎起一桶生水就往你那茶炊里兑，一面还从下边接茶。哦，亲爱的，实在叫人受不了！”
“真对不起，”索科夫被这阵突如其来的责备搞得晕头转向，“我不是为这事来的，这事跟鲟鱼肉无关……”
“怎么无关？肉是坏的呀！”
“鲟鱼肉可是二级鲜货。”主任说。
“亲爱的，这是胡说。”
“怎么是胡说？”
“二级鲜货，这就是胡说！鲜货，就是一级品，哪有二级的？如果您那鲟鱼肉是二级，那就等于说它是臭的！”
“请原谅……”主任又开口说，他简直不知该怎样应付这位吹毛求疵的表演家先生是好。
“我不能原谅。”表演家寸步不让。
“我不是为这个来的。”主任凄惶地说。
“不是为这？”外国魔法师奇怪地问，“那还能有什么别的事？如果我的记性不错，跟你们这行相近的人物中间，我只跟一个随军女贩子有过交情，不过那可有年头啦，那时候你可还没出世呢。承蒙光临，荣幸之至！阿扎泽洛，给主任先生来张板凳！”
烤肉那位转过脸来，獠牙把主任吓了一跳。阿扎泽洛十分利落地给他塞过一张发黑的柞木板凳。屋里只有这一个座儿。
主任说了声多谢，便往上一坐。谁知板凳后腿“咔吧”一声折了。主任哎呀一声，一屁股摔到地上，好疼。一伸腿，又踢翻了面前的另一张板凳，把满满一大杯红葡萄酒洒在裤子上。
表演家喊：
“哎呀，没摔着吧？”
阿扎泽洛把小卖部主任扶起来，又递过一张板凳。主任咬着牙拒绝了主人要他把裤子脱下来烘干的建议。虽说穿着湿漉漉的裤子有说不出的难受，他还是提心吊胆地在板凳上坐了下来。
“我喜欢坐得矮一点，”表演家说，“坐得矮就不怕摔。对，咱们刚说到鲟鱼肉。我亲爱的，要新鲜，新鲜，新鲜！这应该是每一个小卖部主任的座右铭。来，来，请尝尝这个……”
长剑映着壁炉里的火光在主任面前一闪，阿扎泽洛把一块吱吱作响的烤肉放到金盘子上，浇上柠檬汁，又给他递过一把二齿金叉。
“多谢……我……”
“不，不，您一定要尝一尝！”
小卖部主任出于礼貌，叉了一小块放到嘴里，立刻品出东西果然十分新鲜，最主要的是味道美得出奇。然而他在嚼着这又香又嫩的烤肉时，差点没噎着，险些又摔个跟头。因为打从隔壁房间飞进来一只黑黢黢的大鸟，翅膀在小卖部主任的秃脑袋上轻轻一刮，在壁炉架上时钟之旁落了下来。原来那是只猫头鹰。“上帝啊……”这位同每个小卖部主任同样神经质的科索夫心想，“这所公寓可真邪门儿！”
“来杯葡萄酒好吗？白的还是红的？每天这时候你最喜欢喝哪儿产的酒？”
“多谢，我不会喝……”
“哪能不喝呢？不赏光玩两圈骨牌吗？也许您还喜欢什么别的玩法？多米诺？扑克？”
“都不会。”小卖部主任已经疲倦了。
“糟透了，”主人说，“悉听尊便。不过，如果男子汉一不喝酒，二不耍钱，三不跟漂亮女人厮混，四不在酒宴席上高谈阔论，那这个男人一定前景不妙！这样的人不是病入膏肓，就是愤世嫉俗。当然例外也有。有时跟我联袂入席的也很可能是些卑鄙无耻之徒嘛！……好吧，您有何见教？在下洗耳恭听。”
“昨天，您表演了魔术……”
“我？”魔法师不胜惊讶地叫道，“您发发慈悲吧！这种事我怎么会做呢？”
“对不起，”小卖部主任愣住了，“您不是……那一场魔法表演……”
“噢，对，对，对，您是为了那场表演才来的吗？”
“您瞧，您表演了一个屋顶飞钞票的节目……”主任压低嗓门东张张，西望望，很是不好意思，“引得大家又抢又夺。有个年轻人到了我的小卖部，给了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我找了他八个半卢布……后来，又有一个……”
“也是个年轻人？”
“不，这个上了点岁数。还有第三个，第四个……我都给他们找了钱。今天结账时一看，钞票不见了，变成了一张张裁得四四方方的纸片。小卖部共损失一百零九卢布。”
“哎呀呀！”表演家叫道，“他们竟以为那是真的钞票吗？若是有意这样做，那我决不答应。”
主任苦笑着瞟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
“他们不会是骗子吧？”魔法师忧心忡忡地问客人，“难道莫斯科还有骗子？”
主任又苦笑一下，意思一看就明白：是的，莫斯科当然也有骗子。
“真下流！”沃兰德发火了，“您是一个穷人……您是个穷人吧？”
小卖部主任把脖子一缩，意思是说，他是个穷人。
“您有多少积蓄？”
问题纯粹是以一种关心的口吻提出的。尽管如此，这样的问题也算不得有礼貌。主任支吾不答。
“分五个户头存了二十四万九千卢布，”那个发颤的嗓音在隔壁房间回答，“家里地板底下还有两百个当十的金卢布。”
主任坐在板凳上，一下子仿佛缩成了人干儿。
“这当然算不得什么大数目，”沃兰德对客人宽容地说，“不过，这钱对您其实并没有用。您什么时候死？”
这下子主任恼了。“这个谁也不知道，谁也管不着。”他说。
“好个不知道！”还是那个讨厌的声音在书房里搭腔，“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可以用牛顿二项式算算嘛！过九个月，来年二月份，他准死。肝癌。死在莫斯科大学一部附属医院第四病房。”
主任脸都吓黄了。
“九个月……”沃兰德若有所思地算道，“二十四万九……不算零头每个月两万七……数目不大，不过嘛，小家小业地过过日子也够了……还有那些金卢布呢……”
“金卢布兑不了现。”那声音又来了，主任一听，心脏里的血液都要凝固了。“索科夫先生一死，房子马上就要扒掉，钱就要送进银行。”
“我可不是想劝您住院，”表演家说，“躺在医院，听那些没指望的患者哼哼唧唧，为您送终，那有什么意思？倒不如用这每月两万七千卢布吃点香的喝点辣的，末了毒药一灌，耳边弦歌缭绕，身旁伴有醉眼迷离的美人和豪放不羁的酒友，这样一死倒也痛快。”
小卖部主任坐着一动不动，顿时老了许多。眼睛周围出现了黑圈儿，两腮耷拉下来，下颌也松弛了。
“唉，这都是想入非非啊！”主人感慨不已，“还是言归正传吧！把您那些纸片拿出来看看！”
小卖部主任激动地从袋中掏出一卷东西，打开一看，愣住了：报纸里包的全是十卢布一张的钞票。
“亲爱的，您真的病了。”沃兰德耸耸肩说。
主任站起来，脸上挂着怪笑。
“啊……”他有点口吃，“如果它们又……那么……”
“唔……”表演家略一思索，“那您就再来找我们好了。我们欢迎，认识您我们很高兴……”
话音未落，科罗维耶夫从书房里跳出来，一把抓住索科夫的手，使劲摇晃着，请他向所有的、所有的人转致问候。小卖部主任被搞得晕头转向，到了前厅。
“赫勒，送客！”科罗维耶夫喊。
前厅那位赤条条的大姑娘又出现了！主任偏着身子出了门，嗓子眼里挤出一声“再见”，像个醉鬼似的踉踉跄跄迈开了步。刚往下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坐到楼梯上，掏出纸包一看——十卢布一张的钞票还在。通向平台的另一家公寓里，这时走出一个拿绿提包的女人，见有人坐在楼梯上傻呵呵瞅着一叠十卢布钞票发愣，便莞尔一笑，琢磨着什么似的说：
“咱这楼怎么搞的……大清早就出了醉汉……楼梯上的玻璃也打了……”
仔细瞧瞧小卖部主任，又说：
“喂，公民，你的钞票怎么有那么一大把呀！……咱俩分着花吧，好不好？”
“别缠着我，看在上帝的分上！”主任吓了一跳，赶紧把钱揣了起来。
女人大笑。
“见你的鬼去吧，守财奴！开个玩笑嘛……”说罢，下楼而去。
小卖部主任慢慢站起来，抬手想整整帽子，发现脑袋光着。他实在不愿折回去，可又舍不得那顶帽子，犹豫了半天，终于又回去按响了门铃。
“又是什么事？”该死的赫勒问他。
“我把帽子忘了……”主任指指秃脑袋小声说。赫勒转过身去，主任闭上眼睛，简直想“呸”地啐上一口。待到睁开眼睛，只见赫勒把一顶帽子和一把黑柄长剑递到他手上。
“这不是我的……”主任又悄声说了一句，把长剑推回去，帽子往脑袋上一扣。
“您没带佩剑吗？”赫勒很奇怪。
主任咕哝了两句，赶紧往下走。戴上帽子之后，不知为什么脑袋不大舒服，总是热乎乎的。他摘下帽子，吓了一跳，轻轻惊呼一声：原来手上拿的竟是一顶丝绒无檐软帽，上头插了一支揉得皱皱巴巴的鸡翎。小卖部主任画了个十字，不料转眼之间，帽子“喵呜”一声，变成了一只小黑猫，纵身一跳，到了索科夫的脑袋上，四爪深深抓进他的秃头。主任一声大叫，死活不顾就往下跑。猫崽从脑袋上滑下来，顺楼梯又窜了回去。
主任冲出大门，快步跑向院门，永远离开了邪门儿的副三〇二号大楼。
以后的经过大家可也就都清楚了。跑出院门之后，他怪里怪气地频频回顾，好像在找什么东西。转眼工夫，穿过马路，进了一间药房。
“请问……”他刚一张口，就听站柜台的女人惊呼：
“公民，瞧您头上，全是口子！”
五分钟后，小卖部主任脑袋上包了纱布。他打听到最好的肝病专家是别尔纳茨基教授和库兹明教授，便问谁离得近。当他得知库兹明教授的住所就隔着一个院时，高兴得眼珠子发亮，两分钟后，他进了教授家那幢独门独院的白色小楼。
这是幢旧房子，但却非常非常舒适。主任还记得，接待他的第一个人，是位老态龙钟的保姆。她本想从来人手上接过帽子，可没见有帽子，便咂咂嘴，自顾往别处去了。
接着看到一位坐在镜旁拱门下的中年妇女，她说只能挂十九号，没法再提前。主任立刻琢磨出救命的一着——他翻起暗淡无光的双眼，朝拱门外显然是用来充作前厅的那间屋里候诊的三个人瞟了一眼，轻声说：
“我可是身患绝症的病号……”
女人莫名其妙地看看主任缠着纱布的脑袋，犹犹豫豫地说：“好吧……”把主任放进了拱门。
就在此时，对面门开了，门里金丝夹鼻眼镜一闪。白衫女人说：
“公民们，这个患者挂的是急诊。”
主任头都不回就进了库兹明教授的诊室。这间长方形屋子里并没有什么吓人的像模像样的医疗设备。
“您哪儿不舒服？”库兹明教授看着包纱布的脑袋，用悦耳的声音问。
“我刚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主任神情古怪地瞅着镜框里的一张集体照，“说我来年二月要死在肝癌上。求求您救我一命。”
坐在哥特式高背皮椅上的教授身子往后一仰。
“对不起，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您这是怎么了？看过医生了吗？您脑袋上为什么缠着绷带？”
“哪是看医生啊……您要能见到那位医生就好了……”主任说着说着，牙齿忽然咯咯地抖起来，“我的脑袋您别在意，这无关紧要……脑袋甭管，没关系……肝癌，倒要劳您驾费心给治治……”
“请您告诉我，这是谁说的？！”
“这人的话可得相信！”小卖部主任语调热切，“他确实说得准。”
“我一点也不明白！”教授耸耸肩，把皮椅往后一挪，“他怎么会知道您什么时候死呢？再说，他又不是医生！”
“还说要死在四号病房呢。”主任说。
于是教授看着患者，又瞅瞅他脑袋和那湿漉漉的裤子，心想：“怎么搞的，来了个精神病……”
“您喜欢喝酒吗？”教授问。
“从来不喝。”小卖部主任回答。
过会儿他脱下衣服，躺到冰凉的诊床上。教授在他腹部触来摸去。这下子小卖部主任情绪大为好转。教授完全可以肯定，目前，至少眼下还毫无癌症的征兆。不过既然……既然他害怕，既然有那么个骗子把他吓得够呛，那么，就做做全面检查也好……
教授在一张处置单上匆匆写了几个字，又告诉他把什么东西送到什么地点去化验，还对小卖部主任说，他的神经出了毛病，写了张便条，让他请精神病学家布列教授诊断一下。
“该付您多少诊金，教授？”主任细声细气地说，嗓子有点发颤。一边掏出个鼓溜溜的钱包来。
“看着办吧。”教授干巴巴地说。
主任取出三十卢布，放到桌上。然后，出人意料，以一种猫探爪似的轻柔动作，在三张十卢布钞票之上，又放了一摞用报纸卷着的叮当作响的金币。
“这算怎么回事？”库兹明捻捻胡子问。
“别见怪，教授公民，”小卖部主任悄声说，“求求您，别让我得上癌症！”
“马上把金币收起来！”教授颇为清高，“您最好去看看神经。明天验尿。不要喝茶，不要吃盐。”
“连汤里也不能放盐吗？”小卖部主任问。
“都别放盐。”库兹明说。
“唉！”小卖部主任伤心地叹了一口气，深受感动地望望教授，收拾起桌上的金币，退出门来。
当晚教授的患者并不多，天一黑，最后一个患者就离去了。教授脱下白服，朝小卖部主任撂下三张钞票的地方看了一眼，发现那儿根本没有钞票，只放着三张阿伯劳久尔索牌酒瓶子上的商标纸。
“真他妈的见鬼！”库兹明喃喃说。他在地板上拖着白服，走过去摸摸纸片，“原来这家伙不但是个精神病，还是个骗子！不过我实在不明白，他干吗要来骗我？难道就为一张验尿单？噢！……他把大衣偷跑了！”于是，教授不待褪下白服的另一只袖子，赶紧跑到前厅。“克谢尼娅！”他站在前厅门口刺耳地一声大叫，“看看几件大衣还在吗？”
弄明白了，大衣还在。教授脱下白服，重回写字台边时，脚就跟生了根似的，长在了镶木地板上，眼睛直勾勾盯着桌面。原来放商标纸的地方，竟蹲着一只可怜巴巴的小黑猫，正对着一碟牛奶伸着小嘴喵呜喵呜地叫呢。
“让我想想，这不是……怎么回事？！未免也太……”库兹明觉得后脑勺直透凉风。
克谢尼娅听见教授轻轻一声哀叫，赶紧跑过来，看了一眼，马上打消了教授的不安。她说，这当然是哪个患者丢下的小猫崽，有些教授家里，这种事也是常见的。
“准是有的人家养活不起，”克谢尼娅说，“咱们这儿当然……”
接着两人开始琢磨，猫究竟是谁扔下的。怀疑落到了患胃溃疡的老太婆身上。
“当然是她，”克谢尼娅说，“她准是想：我反正要死了，可小猫实在可怜。”
“不过，”库兹明叫道，“牛奶呢？……也是她拿来的吗？小碟呢？啊？”
“她那是用个小瓶子装来的，到这儿之后，再倒进碟子里。”克谢尼娅说。
“不管怎么样，请把猫崽和小碟拿走。”库兹明说着亲自把克谢尼娅送到门口。等他再回来，情况又起了变化。
教授正往钉子上挂白服的时候，忽听院子里迸发出一阵大笑，往外一看，不由得慌了神。有个女的光穿了一件小衣，经过院子跑进了斜对面的厢房。教授认识她，名字叫玛利亚·亚历山大罗芙娜。有个小男孩在哈哈大笑。
“不像话！”库兹明轻蔑地说。
教授女儿隔壁的房间里，留声机放起了狐步舞曲《哈利路亚》，同时，教授身后又响起了麻雀吱喳的叫声。他一回头，见桌上有一只好大个儿的麻雀正在跳来蹦去。
“唔……要冷静！”教授思索了一下，“我一离开窗口，它就飞了进来。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虽然心里觉得很怪，当然啦，主要是它出现得过于蹊跷，但还是这么自我安慰。可是仔细观察这只麻雀，立刻发现了颇多不寻常的地方。原来这个卑鄙的小家伙，竟一瘸一拐拖着左脚爪，装腔作势合着切分音的拍子，一句话，在随着留声机的音乐跳狐步舞呢。活像个吧台旁的醉鬼，丑态百出，还没羞没臊地冲着教授直瞅呢。
库兹明的手伸向电话。他想问问老同学布列，六十来岁的人看到这样的麻雀，算不算病态？尤其脑袋一晕，就突然出现这种情况。
小麻雀这工夫停在别人送给教授的墨水壶上，往里头拉了泡屎(这我可不是说笑)，然后又飞了起来，停在半空，接着猛地一冲，伸出钢铁般坚硬的尖嘴，朝镶着1894届大学毕业照的玻璃镜子奋力一啄，把它啄了个粉碎，这才飞出窗外。
教授换了个电话号码，他没有给布列打电话，而是打了个电话给水蛭养殖所，说库兹明教授请他们立即送一批水蛭到家里来。他放下话筒，走回桌旁，不料又“嗷”的一声惊叫。原来桌旁竟已坐了个扎护士头巾的女人，手拿小手提包，上写“水蛭”二字。教授看到她的嘴，又叫了一声。这是张一直咧到耳根的男人般的大歪嘴，还龇出一颗獠牙。这护士的眼睛跟死人眼睛一样。
“钱我收起来了，”护士的嗓门也跟男人一样，“它们再放在这儿也没什么用啦。”于是伸出鸡爪子般的手，把商标纸一把搂了过去，接着便在空中融化了。
两小时后，库兹明教授半躺在卧室床上。许多水蛭紧紧叮在他的太阳穴、耳根和脖子上，花白胡子的布列老教授坐在他脚边缎子被上，满怀同情地望着库兹明，安慰说，这些全是无所谓的事。窗外夜已深。
当天夜里莫斯科还出了哪些怪事，恕我不得而知。说实在的，我们也不想专门去奔走打探。更何况现在也到了该把这真实故事的第二部分说上一说的时候了。跟我来吧，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