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 企业的纵向依赖
在指出放松管制的程度、范围和先后顺序会依国家和时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之后，我们将开始忽略这些差异，然后概括出处于半放松管制状态中的国有企业的主要特征。为了防止无数的细节模糊主要特征，有必要进行这种抽象。②
②读者马上就可以看到，此处得出的结论是：官僚协调机制仍然占主导地位。由于这个原因，在用模型总结基本特征时，我们将主要考虑放松管制过程走得更远的国家，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改革国家（如匈牙利和中国，而不选择苏联）。如果结论支持放松管制程度更高的经济，那么它也一定支持放松管制程度较轻的国家。
企业处于双重依赖的状态之中。从纵向来看，它依赖于政府当局；从横向来看，它依赖于卖方和买方。①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样形容任何体制下的企业：每个企业被政府所影响，而且每个企业都依赖于其投入的供应商和产品的消费者。因此，需要从这种双重依赖中分离出不同体制所特有的要素。
下面将逐一介绍企业活动各个方面的情况，借此来分析在经历了放松管制之后，企业的纵向依赖程度。我们希望尽可能对相关问题加以充分说明，因此会简单重复在本书其他地方已经详细讨论过的一些内容。用多长的篇幅来论述某一观点并不能代表它所描述的现象的重要性；有些极其重要的内容也只是简要提及。只是当某些问题在本书的其他部分没有涉及时，我们才进行详细讨论。
1．进入。通常仍然要由政府来决定建立新的独立的公有制企业，进口竞争或私营企业的进入也必须由政府来批准。
2．退出。仍由政府来决定是否关闭公有制企业，这一问题与预算软约束现象密切相关［→21.5］。
3．兼并与拆分。企业发起兼并或进行拆分的机会有所增加，但政府仍然拥有最终决定权。
4．企业领导的任命。在领导人的任命、选拔以及批准方面，政府要么是
直接决定，要么对此发挥决定性影响。表21.1根据中国的数据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调查。
总的来说，上述1—4点意味着该体制还没有摆脱经典社会主义的特征，也就是说，自由企业的原则未能在国有部门加以应用。企业间的竞争无法带来企业之间或者企业领导人之间的自然选择。选择完全是人为的：政府决定企业的存活以及企业高层领导人的提升或解雇。接下来还有十个要点，但前面所提到四点是最为重要的。只要上述结论成立，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说：在纵向和横向依赖中，纵向依赖占据着主导地位。
5．产出和6．投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分别在1950年、1968年完全放弃了通过控制国有企业的短期生产来强制实行指令经济。
①还存在第三种依赖：企业领导对企业雇员，即企业工人的依赖。在讨论自主经营趋势时，我们曾涉及这一问题［→20.4］。
表21.1中国管理者的提升，1985
管理者的不同提升渠道的分布＂
（占总量的百分比）政府任命
60.1经过磋商后政府任命
30.7直接选举
4.4直接雇用
1.8其他
3.0
来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86，p．173），转引自Y．Huang（1988，p．6）。这组数据的英文出版物可见B．L．Reynolds，ed．（1988，表5.10）。
a基于对900个企业的调查，其中19.9％的数据来自集体企业。
中国在1984年开始放松管制，但程度比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要低。中国引入了所谓的“双轨制”：国有企业接受强制分派的产出任务，而且多数情况下它没有束缚企业的整个生产能力。在完成上述强制分派的产出后，企业有权生产更多产品并且可以自由出售多余部分。强制产出的投入配额由政府通过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习惯方式定量配给，但企业本身必须获得强制计划之外自由产出所需的投入；定量配给机构不会为它们提供这类投入：背后的思路是，它们应该从别的企业超出强制计划的自由产出中获得。①如果不考虑技术细节，1987年苏联企业法及其实践与中国的中间道路解决方案在内容上十分相似。虽然企业可以自主决定其产出的剩余部分，②（见表21.2）但是相当大比例的企业产出事实上都受到具有强制力的政府定购（TOC3AKA3）的约束。
即使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这些产出不被指令所控制的国家，上级组织仍然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方式干预产出的决定。要求企业尽快交货的巨大压力不但来自消费者，还来自各种政党和政府组织。如果消费者和当局的愿望相互冲突，那么后者的力量肯定更强大。在只是部分废除强制指令的国
①无法得到放松管制程度的详尽数据。零星数据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末，强制计划束缚了企业生产能力的30—100％左右。
②有关苏联政府定购更为详细的讨论，见L．Voronin（1989），V．Sletsiura（1989）和E．Gaidar(1990)。
家里，官僚对产出决策的干预更为显著。
表21.2苏联政府定购所占份额
政府定购在生产总值（计划）中所占份额政府部门
（百分比）1988
1989机器制造业
86
25燃料能源
95
59冶金
86
42化工和木工行业
87
34轻工业
96
30建筑材料
66
51资料来源：E．Rudneva（1989，p．27）
中央对生产资料的管理虽然没有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全面，但仍然存在大量的采购许可和配给。此外，如果在获得投入上有困难，政府干预则可以提供有效帮助。这种对投入的干预通常落后于产出方面的非正式干预。放松管制加大了买卖方关系中自愿合同的作用。但当对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发生争论时，所求助的仲裁人是某个上级机关，而不是法院。
7．进出口和8．外汇。生产企业在进出口交易中所起的作用显著扩大。但即使企业获得了从事国外贸易的正式权利，因而无须再和专业贸易公司公司打交道，上级组织仍然会继续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干预：如设定出口任务、对企业施加压力要求它完成一定数量的定单、优先考虑某些市场而避开其他市场，等等。就进口而言，有配额管制，或是每次交易都必须经过一套许可程序。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严格的中央外汇管理制度。
9．技术与产品开发的选择。上级组织经常干预企业技术和新产品引进的选择。企业的补贴、信用能力、进口许可以及其他类似问题一般都与上述选择相关。
10．价格。部分放松了定价管制，但大部分价格仍然由政府决定，而且政府还对买卖双方名义上享有的自主定价权进行干预。计算方法是上面规定的，利润率是上面决定的，如果价格被认为定得太高，企业还将受到指责。
11．工资和就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措施阻碍着企业和雇员就工资达成自由协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设定就业上限和下限，以此对就业进行经常性的干预。
12．税收和补贴。从表面上看，现行的税收制度或多或少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但事实上，为特定部门或特定企业制定的税收政策普遍存在。因此，有关税收额和最后支付期限的特定优惠政策同样广泛存在。
13．信贷支持与借款偿还。官僚特征继续支配银行部门的运行。银行和企业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横向的商业关系，其中银行只关心自己的利润水平。银行是政府的部门分支，目标是设法将企业置于其控制之下。预算软约束综合症仍然存在于要点10、12和13所涉及的领域［→21.5］。企业的纵向依赖力量在此再次凸显出来。
14．投资。放松了对投资决策的全面管制。在所有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可独立决定的投资比例都大大增加，而且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企业自身从净利润中积累的储蓄。源自国家预算无须偿还的资金所涵盖的投资比例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银行信贷的作用不断增大。（见表21.3和21.4）
表21.3中国的投资资金来源
年份
基本建设（人民币亿元）
源自国家预算的部分（％）1976
376.44
831977
382.37
781978
500.99
781979
523.48
761980
558.89
541981
442.91
501982
555.53
421983
594.13
501984
743.15
481985
1，074.37
351986
1，176.11
351987
1，343.10
33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8，p．498）
表21.4匈牙利的投资资金来源国家启动的投资
企业投资融资渠道比例
融资渠道比例政府
企业信贷政府企业
信贷1980
831431068
221981
72235871
211982
69274873
191983
69283975
161984
8119
1073
170
1985752501072
181986
6139
1176
130
198757430-
-资料来源：Ko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中央统计局，布达佩斯）（1982，p．78；1984，p．77;1987，p.75;1988，p.58)
虽然企业投资资金中由自身财力提供的比例已经大大提高，但正如表中所示，分权的实际水平要低得多。规模较大的工程所要求的额外资金远远超出了企业的自身财力，这就为国家通过国家预算或高度集中的银行体系提供资金，从而为干预投资决策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中央机构不干预投资的实际比例要远远低于表中所列出的比例。
上述14点基本涵盖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主要联系。上级组织对企业日常活动的干预只有部分由正式条例来加以规定，即政府有权批准企业行为或对企业下达命令。法律规定之外还存在着无数非正式的“无形”手段：企业领导被会议、个人谈话、电话和书信所支配；有时靠“糖衣炮弹”，有时则靠隐蔽的或公开的威胁。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有正式的指示和汇报体制，结构非常清晰。但在半放松管制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混乱的非正式沟通日益盛行。企业与上级组织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充斥着谁也弄不清楚的潜规则，用各种暂行规定、特殊处理和私人关系来规避官方“路线”。在一家企业中，各种机构都有发言权，而目标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冲突的现象。聪明的管理者学会了对许多上级耍花招，挑拨离间，然后从中获利。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军事型强制秩序逐步让位于松散易变的联系，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
虽然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上下级之间也经常要讨价还价，但最终结论还是由上级组织来定夺。而现如今，讨价还价已经变得更为普遍；下级在谈判中占据着更有利的地位，使用误导性信息也变得非常普遍。①当然，讨价还价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企业过去常常是去争取更少的产出任务和更多的投入配额，而现在谈得更多的是官方许可价格、工资、税收、补贴、信贷条款、进口许可和外汇津贴。②
上述所有干预方式都可以被视为间接控制手段。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之间的根本区别可以这样总结：在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部门受到直接的行政控制；而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它们受到间接的行政官僚控制。一个处于半放松管制状态的经济逐步形成了。
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设计师们希望部分放松管制也能够带来国家计划和中央经济管理的角色转变。这种想法的基本思路是：经济计划要避免卷入短期计划的详细分解细节之中，或一味纠缠于执行相关指令。这样才能有更多的精力进行经济分析、编制宏观层次上的短期目标以及制定长期经济战略。由此，经济计划就可以与中央经济管理相互连接，中央经济管理将集中于实现主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以及稳定基本的金融指标参数（如利率和汇率）。
这一想法在现实中失败了。中央经济领导并没有去学习宏观管理，他们还是继续对无数的微观管理进行干预。国民经济计划的声誉和影响力慢慢地被侵蚀。在经典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下发展起来的计划模式根本无法应对新的情况。与此同时，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央决策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制定政府决策时，未能学会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家在经济管理部门运用的现代专业技能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经济当局对财政和①见L．Balcerowicz（1988）。
②“管制调节器”一词在有关匈牙利的经济文献中用来形容那些由上级组织设定的财务或价值指标参数。一般是这样来描述改革：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所习惯的计划谈判已经让位给了“管制调节谈判”。见L．Antal（1979，1985）。
G．Tidrick（1987）、M．I．Blejer、G．Szapary（1990）和P．Bowles 以及G．White（1989）对中国的“管制调节谈判”进行了详细讨论。
货币政策一窍不通。①虽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统计中仍然被称作“中央计划经济”，但是它们对经济的管理和重组并不是真正的计划，而更像是一系列的即席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