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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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到达了密苏里河。印第安人通常都是选择渡河的时刻来袭击车队的。因为这种时候，大车一部分在这边岸上，另一部分则到了对岸，因此很难防守；驮运的牲口会挣扎蹶跳，车队就会陷入混乱。此外，我还得知，在我们到达河岸的前两天，就有印第安人的侦探跟踪我们了。于是，我断然采取了种种安全措施，让车队处于紧急状态。我不再允许大车像在艾奥瓦东部草原上那样拖拖拉拉地拉长距离前进。我吩咐所有的人都集中待命，做好战斗准备。到了岸边，找好了渡口，我就命令两支各有六十人的队伍分别在河的两岸挖筑一道土墙，以便凭借这些小小的工事和武器的掩护来保护渡河的安全。余下的一百一十人负责赶车过河。为了避免混乱，每次我只放几辆大车过去。经过这样的安排，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使对方无法袭击，即便要来偷袭，也得先占领一边岸上的工事，然后才有可能攻打渡河的人。后来的事件证实了我们的防范措施完全不是多余的，因为在两年之后，就在今日的奥马哈城这个地方，有一支四百人的德国车队，在渡河的时候被基瓦特部落杀得片甲不留。此外，通过这次渡河，我个人也获益不浅。我手下那些人过去都听到过在东部广泛流传的、关于渡过密苏里河的浑浊河水所遇到的许多骇人听闻的故事，现在他们看到我率领车队渡河是这样的从容不迫、沉着镇定，因此便对我产生了盲目的崇拜，甚至还把我看成是统治草原的一位神灵。

对我的热情赞扬，每天都传到莉莲的耳朵里，使我在她眼里成了一个神话式的英雄。连阿特金大妈也对她说：“只要有波兰人在你的身边，哪怕是下雨天你也可以放心大胆地睡在外边，他绝不会让你淋着的。”这些赞扬使这位姑娘感到无限骄傲。然而在整个渡河期间，我一刻也没有和她在一起过，我只好用眼神向她表达我的嘴唇无法诉说的心情。我整天骑着马在河里及河岸两边忙来忙去，我打算尽快地渡过这浑浊浑黄的河。河水总是夹带着腐烂的树枝、大量的树叶、杂草以及从达科他州冲下的发臭的淤泥，这种淤泥很容易引起热病。

糟糕的是，持久的紧张使人们极度疲惫，牲口也因为常常饮这种脏水而生了病。这种水我们自己也无法饮用，只有在煤火上煮沸几个小时才行。最后，我们用了八天时间，全部人马总算到达了右岸，一辆大车也没有损坏，只损失了七匹骡马。然而就在这一天，响起了第一次枪声。我手下的人杀死了三个钻进骡子群里来的印第安人，然后按照草原上可怕的惯例，割下了他们的头皮。就在这次事件的第二天傍晚，属于帕夫尼族“血迹”部落的六个年纪较大的战士前来进行交涉，他们带着威胁的神情严肃地坐在我们的营火边，向我们提出用骡马作赔偿的要求，同时声称，如果要求被拒绝，立即就会有五百名战士前来攻打我们。既然车队已经过了河，而且又有工事保护，因此我也就不把这五百人放在眼里，我知道，他们派出使者前来交涉，只不过是要讨价还价，想不经过战斗便捞上一笔，因为攻战能否成功是没有把握的。要不是我想让莉莲亲眼看看这些红皮肤的人，我早就把他们赶走了。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营火边，眼睛直瞪着火焰。这时候，莉莲躲在一辆车的后面，又胆怯又好奇地望着他们身上穿的用人发缝起来的衣服、柄上带有羽饰的板斧，以及脸上为表示准备战斗而涂上的红黑颜色。虽然他们有此准备，我还是坚决回绝了他们的要求。我改变了被动的态度，采取主动，我宣布，如果我的车队哪怕是丢了一匹骡子，我也会亲自出去寻找，并且不惜一切把他们的五百名战士的骨头抛撒在整个草原上。他们临走时，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愤怒，在头顶上挥舞着板斧，表示宣战，不过，我的话也使他们深受震动。他们离开营地时，我预先安排好的两百名战士，突然杀气腾腾地列成队形。他们高举着刀枪，发出战斗的呐喊声。我们的战斗准备，在这些野蛮的战士心里，一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亨利·辛普森自愿去跟踪印第安使者。几小时以后，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回来，报告说有一支人数相当多的印第安人队伍正向我们开来。全车队里只有我一个人熟悉印第安人的习性，我知道这样的威胁并不可怕，因为印第安人仅仅靠一些用胡桃木做的弓箭来抵抗肯塔基制造的远射程步枪，没有多几倍的兵力是无济于事的。莉莲为我担心，像一片叶子那样颤抖着。为了让她放心，我把这些想法都告诉了她。其他的人都认为，一场战斗就要开始。年轻人斗志昂扬，早就在渴望着打仗。过了不久，我们当真听见了印第安人的呐喊声。可是，他们在相隔十来个箭射程的地方便停步不前了，似乎想等待适合的时机。在我们的营地上，一堆堆用木棉树干和密苏里河中的杨柳树干点起的营火，整整地烧了一夜。男人们站在篷车四周，守护车队，女人们惊恐不安地唱起了圣歌。没有像平时那样把骡马放出去过夜，而是把它们围在大车中间，因此，它们便嘶叫着，互相啃咬着。那些猎狗闻到印第安人的气味，也狂叫个不停。总而言之，整个营地充满了喧嚣声和战备气氛。在短暂的寂静中，我们听见印第安哨兵发出了如同胡狼号叫一般悲伤而凶狠的呼应声。午夜时分，印第安人想放火烧草原。但是由于春天潮湿，尽管几天没有下过一滴雨，野草还是烧不着。

凌晨，我查完了哨，抓住片刻的时间去亲近莉莲。我看见她困乏而香甜地熟睡着，把头靠在好心的阿特金大妈膝盖上。大妈手持猎刀发誓说谁敢动她的小宝贝，她就要把整个“血迹”部落杀光。我不仅带着男性的爱情，同时也带着母亲的挚爱，望着那张美丽的、熟睡的脸庞。我也像阿特金大妈一样，谁若是威胁我的爱人，我就要把他撕成碎片，剁成肉泥。因为她是我的欢乐，我的希望，除了她，我只有流浪和无休止的冒险。我面前的情景就是最好的证据：一望无际的草原，武器的磕碰声，骑在马上度过的夜晚，打仗，还有那掠夺成性的红皮肤的强盗，而我的身旁却是这位可爱的姑娘正在安静地熟睡着。她是那样信赖我，相信我，我只说了一句话，她就认为袭击并不可怕，而且是那样放心地睡着了，就像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望着这两幅不同的图景，我生平第一次对我的流浪和冒险的生活感到厌倦。我体验到，只有在她的身边，我才能心满意足，才能过平静的生活。“只要到加利福尼亚就好了，只要到加利福尼亚就好了！”我默默地想着，“啊！旅途的艰难困苦从这张苍白的脸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才走了一半路程，而且是较容易走的一半。不过等着我们的是富饶而又景色宜人的地方，那里天高气爽，永远是明媚的春天。”我一边想着，一边把我的大衣盖在她的脚上，免得她受到夜间寒气的侵袭。我又回到了前沿。这时候河上升起了浓雾，印第安人很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来试试他们的运气。营火渐渐熄灭，显得暗淡无光。一小时过后，连十步以外的人都难于看清。现在我命令那些放哨的人不停地呼叫口令。过了不久，整个营地除了哨兵们像念经一样传呼着“平安无事！”之外，就再也听不到其他声音了。印第安人的营地那边鸦雀无声，仿佛那里的人都成了哑巴。这种沉寂使我不安起来。等到天空露出第一道霞光时，我们的人都感到又困又乏。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大部分人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再加上又下了这场倒霉的浓雾，使人感到彻骨的寒冷。

我考虑与其等着挨打，静待印第安人行动，不如去进攻他们，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我认为这不是枪骑兵的一时冲动，而完全是出于必要。大胆的进攻一旦成功，就能使我们威名大震。这消息在土著的部落中间一经传开，下一段路程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于是，我决定留下一百三十人，由经验丰富的“草原之狼”史密斯率领，坚守在工事里，而命令其余的一百人随我上马，摸索前进。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昂，因为天气非常寒冷，这样至少可以使身体暖和一些。到了离他们只有两三个枪弹射程距离的时候，我们就纵马冲刺，齐声呐喊，随着枪声，狂风暴雨般地冲进了野蛮人的营地。从我的后方突然有个不高明的射手射出一粒子弹，紧贴着我的耳朵擦过，但它只不过打掉了我的帽子。这时候，我们和印第安人展开了白刃战。他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有料到我们会进攻他们。看来像这种旅行者进攻围困者的事，在草原上还是第一次发生。因此他们吓得心惊胆战，只顾四散逃命，像野兽那样恐惧地号叫着，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被打死了。只有一小队人被迫退到河边，他们看到无路可逃，就决心背水一战。他们打得又勇猛又顽强，宁愿跳进水里也不愿投降。

他们用磨尖的鹿角制成的梭镖和用硬燧石制成的板斧对我们并未构成很大的威胁，不过，印第安人使用起它们来却非常灵巧。一眨眼工夫，我们就把他们打垮了。我抓住了一个高大的鲁莽汉，为了夺下他的板斧，我还击断了他拿板斧的那只手。我们还缴获了几十匹马，但这些马生性粗野狂暴，根本无法使用。我们抓到十来个俘虏，全都受了伤。我吩咐细心包扎好他们的伤口，后来，应莉莲的要求，还发给他们毛毯和武器以及重伤员所需要的马匹，把他们都统统放了回去。这些可怜的人本来以为我们一定会把他们绑在木桩上施以酷刑，竟喃喃地唱起了他们那单调的死亡的哀歌。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被这些待遇惊得发呆。后来，他们又以为我们放开他们，是要按照印第安人的习惯，对他们进行追捕。直到最后，他们相信真的没有危险了，才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不仅如此，他们还不住地赞扬我们的英勇和“白花”——这是他们给莉莲起的名字——的善良。

虽然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但是这一天结束时，却发生了一件悲痛的事件，它给我们的欢乐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战斗中我们的人没有被打死，只有十来个人程度不同地受了伤。伤势最重的是亨利·辛普森，他在战斗中过于冒进，到了傍晚，他的伤势大大恶化，几乎奄奄一息了。他想要对我说点什么，可是这个可怜的人，下巴颏儿被斧头劈掉了，无法说话。他含糊不清地说：“对不起……我的……队长！”一阵痉挛就把他的话打断了。我猜到了他想说的话。我想起了早晨从我耳边掠过的那颗子弹，但我还是像一个基督徒那样宽恕了他。而且我还知道，他把从没有对莉莲表露过的秘密的爱情带进了坟墓。看来，他是故意去寻求死亡的。他死在午夜。我们把他埋葬在一棵大木棉树下面，我还用刀在树皮上刻了一个十字。

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