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选择，怀俄明州
大部分无意识
怀俄明州是一片柔和的金黄色。山路又开始起伏，就和在之前的矮草草原那种熟悉的感觉一样，不同的是这里点缀着山艾树树丛。运煤车沿着平行的轨道穿行驶过。车厢很长，开得很慢，看上去像静止的画面一般。埃兹和我已经习惯了眼前的这种景致。过了一会儿，我们才反应过来没有看到火车的引擎，也没有看到最后一节车厢，这列火车就像一节节货车一样，在山谷中时隐时现。这让怀俄明州看上去像一道道动画风景的舞台一样。
结果证明，在这里开车有益于身心。我们一直都用“巡航模式”，路上的其他司机也是，任何一个塞车的空当都让我能好好观察一下怀俄明州人。他们不爱戴棒球帽，而是每人一顶牛仔帽，我估计很普遍。就像看到农民想到叉角羚，看到牛仔就会想到畜牧场，畜牧无疑是怀俄明州农民的主要工作。可为什么呢？这种在这里风靡的牛仔帽到底来自何处？为什么这里的人（而不是东时区那边的人）选择戴这种牛仔帽呢？
选择是达尔文进化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要素。当出现了自然差异，遗传继承也发挥了作用，那么就是选择完成了这个进化的过程。这一点的确是达尔文提出的，但其实他可以选一个更确切的词。对很多人而言，选择意味着这个行为背后经过了深思熟虑，因为选择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这肯定不是达尔文想要表达的意思。选择还意味着自然选择了“最好的”，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随机的过程。
达尔文最初选择这个词是为了说明自然对有机体的作用和人类驯化生物之间是相似的。让我举个例子，在这一片区域，养牛可是门生意。来自纯种公牛的精液可以卖到上百美元，这是由于公牛的DNA里具有最好的基因。它的后代将会顺利成长，且肉质鲜美，这样农民的收益也会增加。农民会选择不同特性的公牛配种，将它们的基因遗传给后代。
对达尔文来说，这个“人工选择”就像自然界所做的那一切。唯一比较大的区别是人工选择的速度。涉及脑力的人工选择可以选出最好的，这样经年累月特质的进化效率会更快。像牛、猪、狗、鸡、香蕉、土豆、小麦这些我们生活中接触的都经历了快速的进化，它们在相对短的时间里经历了巨大的改变。但这也是达尔文式的进化，这种选择也适用“适者生存”的说法。
所以可能我给达尔文进化论加上“无意识的”标签是有点令人误解的。达尔文进化论的确可能进行无意识的进化，这种特别的手段在我们人类出现之前，是唯一的选择，而一些有意识的决定并没有阻碍达尔文的进化论。如果这个“选择意识”是在具有遗传特质的一系列差异中做出选择，那么这和自然所做的是相同的，而不是通过别的一套不同形式的运算。如果一个外星人研究调查地球生物圈的进化，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其中100%是达尔文进化式的，而其中99.9%是无意识的，或者说“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比较恰当。
这并不是说我们所参与选择的每一部分都是有目的或有意识的，事实也并非如此。就拿我的狗莫利来说，狗的物种的进化早在2万年前就和我们祖先的活动紧密相连，而近现代之前，这种进化都不是有目的的。
狗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生物。它们可能是中东上万年前的狼的分支。公认的说法是，它们在还是狼的时候，随猎人部落出去四处打猎，然后偶然间/自发地开始了它们被家养驯化的过程。那些“飞行距离”最短、见了人之后不跑的，就会得到更多的食物。人类的自然选择有一个特点，我们称为“驯化”。[1]其他的特点还包括：选择小体型的；狼皮的颜色变了；它们的下颌变短了；它们的牙齿变小了；它们变得像人类的玩偶一样，摇尾巴，吠叫；它们还会主动寻求人类的抚摸和眼神接触。久而久之，它们变成了狗。这些特征因人类同伴的正面反应而得到了加强：一匹狼越像狗，部落的人就会给它越多的食物，它就会更好地存活和繁衍，但这还是属于无意识的自我进化。
不得不说，最早的狗和我的莫利一点都不像。莫利是一只可卡犬，它的特征是几世纪以来接连发生的更多有意识地“选择性饲养”的结果。可卡犬是“猎犬”，它的作用是把陆生的鸟类赶到半空，这样猎人就可以用猎枪把它们打下来。我如果去打猎丘鹬，莫利就是我要找的那种猎犬。它低贴着地面，喜欢钻灌木丛，还喜欢下到水里。它总是喜欢找乐子。它用鼻子找好玩的东西。走路的时候呈之字形（如果有机会的话），它最喜欢捡拾掉落的鸟类尸体。
这些特征并不是偶然形成的。这中间经历了许多代英国犬类饲养者的辨识工作。但不要认为他们是有意识地培养了这种“可卡犬”。他们只是意识到这种狗会是作为猎犬最好的培养对象，而同时否定了那些枪还没准备好就开始吓唬鸟的，或者喜欢挖东西的，或者怕水的狗。结果就是有了一只像莫利一样的狗，但是这只狗并不是他们有意造就的。
不过，现在的确有饲养者有这样的意图。他们想要一只像莫利的狗。甚至他们想要一只终极进化的莫利。于是对狗品种的培育持续进行着。每年3月，在英国最大的犬类秀克鲁夫茨狗展上，可卡犬在台上走着舞台步展示，让评委们检查。如果它们没有展示出理想的可卡犬的特点，它们就输了。而如果它们展示出“四方形的口鼻，鼻尖和枕骨中间有明显的分隔”，“眼睛饱满，但不特别突出”，身体“前段既不太宽又不太窄”，还有其他一些规定的特征，它们就有机会赢得最佳犬种，然后自己也会保持最佳可卡犬的纪录。结果会怎样呢？现在已经有两种被认可的可卡犬品种了：一种是“工作可卡犬”，仍然和它们祖先的长相和行为一致；另一种是“英国可卡犬”，主要是比赛类展示犬，这种可卡犬具有完美的比例和气质，可以出现在台上被从头到脚测量评判。
因此莫利这种可卡犬和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三种不同的人工选择。最初，2万年前，我们的参与过程是偶然/自发的，并且完全无意识，就和自然选择一样。到后来可卡犬品种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有一些人为的因素，而狗本身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设计进化。近代以来，随着谱系选择的普遍，这种进化的特征被完全人为控制了，最后成了“有意识的”（在我看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要将这三个种类放在我脑海里，这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范围图里。这个图横向的是所有具有繁衍能力的对象。所不同的是这些对象有意识的程度。这个范围里的最左侧，想象最无意识的是达尔文最纯粹原始的自然选择。最右侧能想到的最有意识的是犹太教基督教的神。在这两者之间的范围是我们习惯归为“人工选择”的有意识的事物。
我的可卡犬莫利先后经历了这个范围从左到右的巨大转变。始于最左侧，它的祖先最初是单纯地遵循了自然选择，在那段时间里是以我们认识的狼的形式存在的。和人类的关系不断增进，对它们的体形产生了影响，莫利的祖先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发生转变了。随着它们滑向右侧（变成狗），通过有选择的驯化（饲养），以及谱系选择，它们进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就是不断增强的有意识选择的结果。我好奇，它的同类会最终到最右边“如神造的”位置吗？
最右的位置是特殊的。这是唯一一个达尔文进化论，以及别的任何进化论失灵的地方。这是一种“创造”，也就是有目的/意识的头脑有能力自发地创造生命。没错，我们现在对生物组织所做的工作已经接近这一点了，我们开始“扮演上帝的角色”了。转基因就是其中一种。那转基因应该出现在我的图范围的哪个位置呢？大概是最右那里，把它叫作“人工创造”更合适。因为它不是自发的，就像它的名字那样，对已存在的事物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使是最冒险的转基因实验者也是由自然差异形成的基因所决定的，不过不再是完全由遗传继承决定的了，而是可以制造的。实际上，在人工选择和人工创造之间存在着差异。对前者而言，选择是人工的，而继承是自然的。对后者而言，遗传继承也是由意识决定的。可以想见，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是人为制造这种差异，比如设计从未见过的生物的基因[2]，谁知道呢，可能真的会创造出什么来。可就算到那时，“创造”本身，所有这些存在着的生命产品，还是要遵循达尔文进化理论。对于生命而言，一切无处可逃！
牛仔帽的进化，呈现的三种方式
如果说人类驯化中这些不同的有意识的方法使得近年来生物圈的一部分进化变得复杂，那么可想而知，心智圈的进化要复杂得多。毕竟人类思想与我们的意识头脑紧密相关。可能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紧密，因为当思想从我们的头脑里传递到其他人那里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
就好比同一个单词，不同的发音会出现口音的差别。我们在英国的时候没有口音，但到了美国之后，口音就变得很重了。好几次我们在问当地人问题时，被狐疑地打量着。有的人从我们的话里听出来，直接说：“你们是从英国来的呀！”不过很多人都听不出来。我在西雅图的时候，有位女士问我：“你到底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啊？”我跟她说从东边来的。还有一次在亚拉巴马，一位父亲叫来他的孩子们，还大喊着“快来，听这个人说话，他跟个外星人似的”，接着让我背了首儿歌，然后他们一家老小，有的哭有的笑，很是热闹。我们并不是有意选择口音、方言或语言的。我们是在年幼的时候从身边的人那里学来的。在这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图里，对口音、方言及语言的选择是在最左边的，类似于生物圈里最纯粹的自然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进化都是自然发生的，在没有人类有目的/意识的参与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还有什么是这样的呢？回到之前那个问题，牛仔帽为什么会在怀俄明州这么普及？这个问题有三个答案，而这三个答案取决于你会将牛仔帽的进化放在从无意识到有意识那个图的什么位置上。而这又取决于你的观点以及你是否戴了“有色眼镜”……
答案一：斯泰森发明了牛仔帽
每个牛仔都会说，约翰·巴特森·斯泰森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科罗拉多淘金时发明了牛仔帽。一个被肺结核病赶到西部的年轻人，远离了他熟悉的拥挤的新泽西州以及亲人。斯泰森在淘金热期间就住在派克斯峰山脚下破旧的棚屋里。身为制帽人的儿子，他很快注意到西部人特别的生活方式里没有像样的帽子。他周围的勘探者都戴着以前的人留下的帽子，没有一顶是完好的。所以一边挖金，斯泰森一边在周边的城镇上搜集毛皮材料。他从他父亲那儿学过如何将其压成防水的毛皮毡。有一天，毒辣的阳光晒着他疼痛的后背，他把一片毛皮毡缝合起来，制成了一顶宽檐、高顶的帽子。虽然看上去有点傻，他还是决定戴着它，在派克斯这样的地方时尚并没什么意义。这顶帽子既硬挺又防水还凉快（高帽顶能使头部保持凉爽）。他回到东部的时候，并没带回金子，却带回了这么一个好点子。
1865年，他开始生产像那天他做的那顶帽子。宽帽檐、毛皮毡，还有一个10厘米高的帽顶。他把这顶帽子命名为草原老板。这种帽子最初是为了给西部的畜牧人，而样子也是你能想到的最傻的牛仔帽的样子。帽顶是个正圆（没有起伏），帽檐是平的（没有绲边），颜色就是皮子本身的土灰色。不过谁也不知道牛仔帽会变成什么样，很快草原老板这顶牛仔帽就在西部风靡了。
斯泰森的帽子公司很快就成了世界上同行业首屈一指的大公司。他从未停止对设计的更新，设计出了很多经典款式，包括“卡尔斯巴德”以及出现在银幕上的“高呢帽”，从此牛仔的形象深入人心。斯泰森逝世时，他的公司已经有超过5 000名员工，每年制造300多万顶帽子。
（以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图来看，第一种教科书般的答案是偏向于右侧的。斯泰森是个发明创造者，他制造的牛仔帽是一个人工创造的行为，就和转基因的可卡犬一样，利用现有的物质条件，却创造出一个巨大的飞跃。
该把答案的位置向左移一下了……）
答案二：牛仔发明了牛仔帽
事实上，并不是谁发明了牛仔帽。斯泰森是第一个制造了一顶宽檐高顶的帽子的人，但很多年之前，在他来派克斯峰掘金之前，这里的人们已经在戴一种长得很像草原老板的帽子了。真正确立牛仔帽作为西部代表形象地位的并不是斯泰森而是牛仔们自创的智慧以及后来的消费偏好。这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缩影。
20世纪中期，被迫从东海岸逃离，来到这片传说中有黄金、皮草以及适宜畜牧的大西部的一大批边境过来人，发现他们身处一片荒芜的大陆之中，面临着风霜雨雪的恶劣天气以及干旱等极端条件。他们需要一顶能遮风挡雨的帽子，但是之前并没有这种装备。那时走在任何一个西部城镇里，你会发现人们戴的帽子在西部这种环境中都不太对劲。在这么炎热、干燥，以骑马为主的生活里，那种在东部被当作时尚的丝质高帽是完全不合适的。那种自制的浣熊皮帽子虽然能保暖，但容易滋生跳蚤，而且没有遮阳的功效。德比帽可以在骑马的时候保护头部，但并不保护脸部，一圈下来脸被晒得通红。在西部最合适的帽子可能要数宽檐草编的那种“园丁帽”、宽边软帽以及移民过来的墨西哥人戴的墨西哥宽边帽。这些帽子可以遮阳，但却不能防水，也不透气。
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自然对帽子有了自己的选择。没用的帽子就被舍弃了，而宽檐帽成了标配。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兽皮现在也多了，很多人都想办法用皮革和皮毛来使帽子变得防水而且更加时尚。对于越来越讲究的西部人来说，帽子是够用了，但还不够优雅，不够好。
19世纪60年代初，东部爆发了内战。联邦战士的“哈迪帽”和同盟军的“斯塔格帽”都是宽檐高帽，一下就在前线士兵中风靡开来。除去他们的徽章和羽毛装饰，这种帽子在炎热的天气里非常适合骑行佩戴。现在这里还有很多小作坊和卖二手帽子的店。
从1865年开始，在主干道上的商店里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帽子款式，那就是由来自东部的斯泰森制造的草原老板帽。这款帽子简直是为这个地方量身打造的。样子像西部已经有的帽子样式，但做工更精良，而且是由毛皮毡制成的，完全防水，更重要的是，它是新的。于是这款帽子俘获了整个城镇的人心。一顶优雅体面的西部帽子，还有个好名字！人们都想成为“草原上的老板”。和同时期的其他帽子相比，草原老板帽的价格并不便宜，差不多要一个拉牲口的司机半个月的薪水，但也是因为它不便宜，也就变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而由于能体现身份地位，人们就更加趋之若鹜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每个住在边境的人和拉牲口的司机都人手一顶草原老板帽了。
但还是价格的问题，这么一顶帽子，牛仔可能一直都买不起，于是他们还在用自己的斯泰森帽，还用出了很多种方法，斯泰森自己可能都想象不到：
我那顶旧的斯泰森帽子
（作者未知）
斑驳的碱渍、沙粒和泥浆
还沾染着油脂和鲜红的血。
经历了日常的磨损和卷曲，
你还在默默承受这一切。
这些年来我的伙伴。
驯过野马，还有长角牛。
这些都归功于这顶灰色的帽子，
它做过一切值得的事情。
它曾骗过偷牛贼的头儿，
或在我头下当我的枕头；
在寒冬里烧旺篝火，
在淘金时拭去灰尘。
高顶，平檐，
这就是我的斯泰森帽。
可以给杂花马装来燕麦，
还可以为酒吧运送酒水。
曾在狂欢时被胡乱丢掷，
就那么走着，我的斯泰森。
曾在小屋的护墙外扑过火，
还曾用来挡住漏风的墙。
去过了它能到的各种地方，
到过48个州，还去过墨西哥。
我们这样走着，我变老了，
而你，我的破帽子，还依然完好。
一直以来你都是我的好伙伴，
你这顶风尘仆仆的斯泰森帽。
正是这些原因，斯泰森帽仍然有很多人用，却变成了另一种新的样子（我敢说，就像拉马克理论里的鸵鸟一样）。随着声声“咦——哈”，以及那些在星空下的夜晚，牛仔们的帽子变得更加凹陷，帽檐的边更加卷翘。运送牲口的这一路，从得克萨斯一直到铁路轨道，牛仔们把肉装到运往东边城市的火车上。这样，本来优雅平整的“草原老板”变成有褶皱、凹痕、边缘翘起来的样子，这下真的就更像一顶“牛仔帽”了。
在这些铁轨沿线的城镇，由于眼红斯泰森的成功，一些竞争对手纷纷生产起自己的西部牛仔帽来。这下氛围一下子紧张起来。越来越多的南方牛仔也有了他们的话语权。由于之前对墨西哥的宽边帽有所了解，他们特别想买一顶帽顶更高、帽檐更宽的毛皮毡帽子，况且太阳那么毒！不同于那些城里人——他们永远接触不到真正的草原生活，还戴着干净又体面的草原老板帽，牛仔们会选那些帽顶有折痕，帽檐带卷边的帽子，因为这种帽子最能代表他们的生活，毕竟他们家乡的英雄都戴这样的帽子。
牛仔们对帽子执着且独具慧眼的选择，是被一种持续进化的西方审美所指引，也正是这种选择打造出了真正的牛仔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也是好莱坞电影里演的那种，而比实际上出现早了好几十年。
（第二个答案大概在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图上左侧中部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斯泰森的“创造”倒不如说是对大众意识的一种适应，一种对现存模式的适时调整。他的帽子不属于新的品种，而是西部大众多元选择的各种头饰的其中一种新的形式。说到底，是他们不同的意识选择决定了牛仔帽的进化。
还是左侧吗？怎么会？）
答案三：牛仔帽是自创的
关于“谁发明了牛仔帽？”这个问题还有一个答案。在游历过四个州以后，在空旷的空间感受渺小的自己，观察心智圈是如何促进自然差异的，而这种传承和生物圈相一致，我已经越来越接受这种方法了。换言之，第三个答案与第二个相似，只是转换了焦点。不聚焦于那些选择了牛仔帽的牛仔，第三个答案弱化了这一点，而认为牛仔们只代表了一种集体思想，这种思想形成了这种选择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形成自由的思想并得到进化，在这个过程中，牛仔帽完成了自我设计与创造。很大程度上，你可能会不认同这个答案，因为它将文化进化置于“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图的末端。但我要告诉你这是我通过新的看世界镜头所得到的体会。我还是用心智圈形容生命进化的词汇来解释这些：
当人们初到原始的西部时，他们戴的帽子各异。一些人的帽子戴在头上，却不能遮阳、挡雨、防风、御寒、耐旱。还有一些在路上看不到，但可能藏在人们脑海里的帽子，比如三角帽、贝雷帽、猎鹿帽等。然后这些都和这里的环境不搭调。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敢于尝试的人只试过在头上戴他们理想中的“帽子”的一小部分。这种帽子的特点最符合他们所生存的环境——有宽檐园丁帽、宽边软帽、墨西哥帽等——但都不是最好的选择。它们都不防水。园丁帽和宽边软帽戴起来闷热。墨西哥帽又太宽了：它的设计适合墨西哥那种毒辣的阳光，到了北部，那种大大的宽檐就显得碍事了。自然选择作用在了这三种帽子上。在这三种“帽子数量”中，那些更合适的被生产得更多，相反，那些不合适的就生产得少了。伴随着一代代帽子的出现，在样式上越来越接近理想中的“西部帽子”应该有的样子。进化生物学将这种选择命名为“有方向性选择”。这意味着随时间的推移，整个物种朝同一个方向进行了调整。当然，这三个帽子的设计源于不同的方向，而它们的终点是一致的——全新的“给牛仔的帽子”，由此它们的设计开始朝向同一个样式的方向融合。
然而，在实现这个最终目标之前，一个新的物种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这就是：草原老板。事实上，草原老板也不是最终牛仔帽的样子，它也需要不断地调整，但在历史的那一刻，它是完美的，它比其他三个竞争者都更好地适合了这个环境。因此，也就广泛普及起来。
随之而来的一种独特的“密度效应”也进一步促进了这种成功。在这种选择性的环境中，随着新物种的密度增加，其相对的适应性也增加了。常规而言，我们将这种密度效应称为时尚。由于这种原创性地位的巩固（斯泰森很精明地把一些帽子免费给了大型批发商），再加上时髦效应，草原老板在新市场上的成功显而易见。在几年之间便横扫整个帽子市场。
而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选择性的环境不断增加的复杂程度带来了一种“干扰性选择”。两种不同的消费群体——城镇人与乡里人，对草原老板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影响。这时出现了自然选择，一边选择卷边，一边选择有凹痕的，这些特征并无优劣之分，而是基于选择者对设计的要求所决定的。因此草原老板帽也就分化成了两种形态：一种是城镇地区人们戴的更原始，也更流行的形态；另一种是乡村地区人们戴的有凹痕和卷边的。随着这种情形的出现，在乡村地区，形成于牛仔们脑海中，并最终戴在牛仔们头上的这种更偏远，也更粗犷的设计，逐渐在西部地区扩大了其受欢迎的范围。
没几年的时间，各种略有差异的牛仔帽设计在更多的有选择环境的边境地区风靡起来。而随着这种帽子的“饱和度”越来越高，对于设计特点的选择压力也越来越大了。以前不是问题的那些特点现在也开始成了问题。凹陷的程度需要刚刚好，颜色也重要，帽檐的卷边以及防汗带的材质都关乎新帽子的设计成败。每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比如得克萨斯的阿马里洛、怀俄明的夏延、蒙大拿的比尤特、艾伯塔的卡尔加里，都呈现了各自独特的带有选择性的环境，也由此形成了地域性的设计调整。在没有或很少受外来环境的影响下，各地多样的风格随着时间进一步被加强，直到有一天，来自蒙大拿和怀俄明的牛仔可以通过帽子的线条做出区分。
这是直到20世纪以来的关于选择的故事。随着西边片、乡村歌手的出现，一些华丽的服饰很大程度上使牛仔帽的进化变得更加复杂。谁会知道在50年的时间里牛仔帽变成什么样了呢？
我知道答案：没有人，因为并没有人设计过牛仔帽。牛仔帽是无意识的自我设计，就像锤头果蝠，还有乔伊斯教授的RNA分子。选择的大众属性使得任何一个在牛仔帽进化中涉及的思想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停在喜来登喝了杯咖啡，观察着西侧服装店的橱窗里展示的最新帽子样式，要比19世纪末期的斯泰森帽更为夸张：弯的卷边，翘起的帽顶，又高又宽。我倒是想买一顶，就是不知该如何选择。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款式。这些都还算合适。在店里，有个牛仔在一顶接一顶地试帽子。他是金发，所以在挑选牛仔帽的时候，可能百里挑一，会有一顶适合他。我们透过热拿铁蒸腾的雾气蒙蒙的窗子看他精心挑选着牛仔帽。他很从容，在经过一番挑选之后，买下了一顶卷边高的牛仔帽。为什么他会选择这顶帽子？是不是一定有个非常恰如其分的理由？比如，“卷边足够高的话，就不会被雨淋”？还是表达对某个人的崇敬之情“卷边足够高的话，就更像牛仔竞技明星特里夫·布雷泽了”？还是一种发自肺腑却难以描述的心情，简单地偏爱一种特征——“卷边要足够高”？结论就是：到最后，这些都不重要了。他为什么选择卷边高的牛仔帽和牛仔帽的进化这件事没什么直接的关系。有关系的是他做的选择：一顶卷边高的牛仔帽。这个选择的唯一影响是，在牛仔帽进入未知的进化过程中，不断会出现细微的调整。
好了，现在我们不需要用这么学术的语言来表达，以下是第二个答案和第三个答案的区别。第二个答案中，我们认为牛仔帽是一点点地变成了牛仔们想让它变成的样子，是他们集体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决定产生了最终的设计，他们才是牛仔帽的设计者。而答案三中，我们认为决策意识并不是最重要的，无论他们选择帽子的原因是“蒙骗偷牛贼的头儿”，还是“枕在头下的枕头”，还是“可以在寒冬里烧旺篝火”，还是“淘金时拭去灰尘”。到最后是他们选择的模式决定了牛仔帽后来的进化方向，而不是他们做出选择的原因。150年以后，当准新娘戴着闪光粉色牛仔帽在她的婚前派对那晚走出酒吧的时候，那顶牛仔帽所保留的形式是由选择的模式决定的，而当时做出这些选择的原因已经不得而知了。
想法
牛仔帽的进化可能和牛仔口音的变化一样是无意识的。我们总觉得发明、目的、有意识的决策在塑造人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可能事实并非如此。也许心智圈的进化只能被形容为“大部分无意识”。
在经过了四个州之后，透过这些视角，文化进化看起来和生物进化十分相似。文化像生物学一样有自然差异。也（有点）像生物学，有一套传承的理论（我正在研究这一点）。也像生物学一样，大部分是无意识的。虽然文化与生物学不能完全等同，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活跃的，形成了适当的、有意义的生命体。我能感受到这股原力！
开车穿过空旷的山谷时，我一边感受着原力，一边想到了新的启示：虽然说我们的世界可以分为自然的和文化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栖息于两个世界之中。我们只存活在承载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生物圈之中。另一个心智圈，是完全存活在我们头脑中的，它是栖息在我们之中的。在看了谷仓、牛仔帽和威士忌酒瓶之后，我不得不欣赏起这个新世界，它由一种完全不同的生物所组成，存在于超物质世界中的超物质生物：那就是我们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在每个人以及每代人中都有所不同，而且自己还进行调整加工，这使得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它们好像是有自己的生命的，而你会怎么称呼一种有自主生命的思想呢？比方说—— 一个想法。
想法可以定义为：和生物圈类似，心智圈也有自己遵循达尔文进化的生命，想法就是这种生命体，是一个“物种”。这并不是指谷仓、帽子，或什么奇怪的事物，而是这些东西背后的思想。实际上，任何可以在不同思想之间被记忆和传递的都可以称为想法。就算不是牛仔帽的设计，也可能是马赛鱼汤的食谱，或者一次头脑风暴，或者如何折纸飞机，怎么读“土豆”这个词的发音，一条八卦，一首新歌，一个手势，一个笑话，一条牛仔裤的款式，一套很棒的社会政治哲学，一个如何修好乒乓球凹痕的技巧，如何建造谷仓的新屋顶的方案，一系列关于如何搭建锥形帐篷的说明，或者如何来解释“想法”这个词。在这些语境下，它们都是各自有生命的想法。
这些鲜活的想法是如何体现的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想通过举几个关于笑话的例子来解释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1.问题：什么东西是棕的又黏的？
答案：带黏性的东西。
2.问题：你听说两个电视天线的婚礼了吗？
答案：仪式很拖沓，不过接待（与“信号”为同一个英语单词）很棒。
3.我那天去健身房上瑜伽课。教练问我你有多灵活（与“空闲”为同一个英语单词），我说我周二可以。
这三个笑话，其中第一个是很多年前听来的，很好笑，孩子们也这么觉得。第二个好像是在婚礼上听来的，多符合时宜。第三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
现在需要将这三个笑话归为不同的想法。让我们想一下它们在心智圈的存在方式。在全世界，可能有几百个人知道第一个笑话。对于这些人而言，这个笑话就是他们记忆的一部分。正确看待这种情形的方法是将每个讲笑话的人所讲的笑话都看作对他们记忆里笑话的复制。每个人记忆里所复制的笑话可能会有出入。我听过第一个笑话的另一个版本是问：“什么东西是又长又棕又黏的？”这和我几年前听到的那个笑话有所区别，可要知道自然差异是必然存在的。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版本的笑话就是一个新的物种，你不会在一个聚会上同时讲这两个笑话吧？
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说，每个笑话的复制品（即使略有不同）也是其物种中“独立的个体”。笑话的总量应该和所有个体的数量是相当的。而记得这些笑话的记忆可能会更多。比如我，现在你也知道了，两个不同版本的第一个笑话：一个是“标准版的”，一个是“又长又棕又黏”版本的。无论多少人知道，一个想法的个体越多，数量就越大，这个想法就越成功。
一个想法是如何扩大数量的呢？和生物圈的生物体差不多同理：使求生与繁衍最大化。在心智圈领域，“求生”意味着一个想法在人们记忆里留存的时间。这毕竟是一个想法的“一生”。人类的记忆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也有弱点。一个想法如果想成功，需要克服这些弱点，从而在记忆里留存得更加长久。
不过这只赢了一半。没有哪个人类的头脑一直不朽，所有的想法也都不是永恒的，每个个体需要经过“繁衍”。一个想法的复制通过挖掘我们的潜能，培养“后代”，将自身或差不多的版本，传输到别人的脑海中。这个过程需要我们的参与，所以想法本身需要进化出一些手段使其能抓住这种机会，（让我们）充分利用。
我说的这三个笑话都有各自的办法来将“求生与繁衍”最大化。我深表同情，这个过程可不轻松。它们面临着成千上万个笑话的竞争，我们很可能记不住。就算记住了，可能也很快就忘了。我找了一些很难记的笑话，我听了很多，然后想告诉别人，但我发现自己讲到一半就忘了，剩下的笑话没讲完，我的听众已经走神了，这样我的笑话肯定没法传下去了。
为什么笑话很难被记住呢？我觉得可能与讲故事的难易程度有关。只有当讲故事的人在听众中能引起（愉悦或不适的）反应时，这个笑话才有效果，“你带着听众的节奏”。这意味着这个笑话需要抖包袱，抖包袱这件事需要三点：最佳用词、最佳表达和最佳的时间。太多信息需要记忆，如果不能准确地记住，那么就不会有接下来满堂彩的时刻，我也经常搞不定。
笑话之所以在心智圈很难存活，是由于笑话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来适应。这和生物圈的生物适应环境是一样的：自然差异在有选择性的环境中被检验，最合适的留下来形成了接下来的样子。因此自然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当想法在不同脑海里传达时，自然差异主要体现在那些表达中出现失误的时刻。在生物圈里，这种复制的失误十分普遍。我们称之为突变。那些比较离谱的笑话根本不会被模仿以及传播，不过也可能有一些特别好笑，以至于成了新的笑话。
不回去看这三个笑话，你能记住吗？我打赌你会比较容易记住第一个笑话，因为它最简短。你可能会记住第二个笑话的大部分，比如它的问答结构啦，大概的内容啦，但如果你试图把这个笑话讲给你旁边的人时，你绝对会出现和我一样的状况。我觉得第三个笑话是最难记也最难讲出来的。我为了讲对这个笑话，都要提前准备一下。我为了让这个笑话存活并传开，这脑子可没少费工夫。
总之在说第二个和第三个笑话时会出现很多自然差异。大部分你说的版本都是“突变的”，所以这些都不会存活并传开。就是这么残酷，不过，就像达尔文所想到的，“为生存而奋斗”是创造原力的首要因素。生命这件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为生存而奋斗，为传承而奋斗，并随着时间调整适应，这是世上所有的想法在我们以及他人的脑海中所出现的过程。它们像其他独立的事物一样进化，无意地/偶然地/自发地进行了自我设计，在我们有意/潜意识/无意识创造的有选择的环境中一代代地形成了不同的路。
心智圈不是“我们自己的世界”，就像我之前认为的那样，它是一个“想法圈”：这里充斥着上百万个鲜活的想法和点子。我们现在所说的“人类文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而我认为我在心智圈看到的生命体只是这场各种无休止又混乱的争斗产生的副现象罢了。
不管怎样，这就是关于想法的介绍。
[1] Richard Dawkins, 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2009, New York:Free Press, p.73.
[2] 克雷格·文托（Craig Ventor）的“合成生物学”已经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