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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少点历史
第10章 西部如何取胜之三：美国的建造
美国较量
我现在站在蒙大拿州东南部的这座名叫“背水一战”的小山上。这里静得只听到风声，不只埋葬着北美野牛群的尸体，而且还有卡斯特和他的部下。在我面前的是一片栅栏圈起的地方，里边随处散落着小而破旧的墓碑，其中一个涂着黑色的写着“G. A.卡斯特”的名字，在午后明亮阳光的照射下格外显眼。130多年前的一个下午，卡斯特也站在这个地方想该怎么办。他现在知道了“坐着的公牛”村子有多大。帐篷沿河谷而建，总共约一英里长，就位于现存河两岸的深绿色杨树林的另一边。这些帐篷里住着2000名苏族、夏延族及阿拉巴霍族的战士，还有5000名其他人。卡斯特的同僚梅杰·里诺（Major Reno）在到达南部的时候已经发现了村子的规模。里诺赶忙跨河撤退，留下卡斯特和他的248名被困骑兵。由首领“疯马”率领的印第安人，将美国军队分开，小范围各个击破。被困在这个小山上，卡斯特和41名士兵杀掉他们的马并围成圈来挡子弹和弓箭。杀马是骑兵最后的挣扎。他们知道自己无法从这个地方逃走了。当时是6月底，草很茂盛，印第安人又善于从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接近。卡斯特和他的部下坚持了不到半个小时，他们的“背水一战”很快瓦解，20多人最终扔下了武器，跑到山下的峡谷里。那些印第安战士骑着彩绘的马，一路追赶，用长矛刺杀，“冲锋陷阵”。这之后，那些在小比格霍恩河战役中战斗的印第安人将这最后一仗比作猎杀北美野牛一样的杀戮。
一位年迈的国家公园骑警站在我们面前讲述着这个故事。他热情高涨，表情很生动。我们都静静地聆听着，当战争的场面就在你面前，当你离亡魂近在咫尺，当一位老人在诉说历史，整个事件一下子像3D热气球一样鲜活起来。骑警说：“卡斯特是个了不起的美国人，‘坐着的公牛’也是，他们都为各自坚信的美利坚而奋斗。”
“坐着的公牛”在小比格霍恩河取得的成功挫伤了格兰特总统的元气，但这位民族英雄知道他的荣耀不会长久。他知道这种大胜的战果不可能持续。在这座小山上发生的一切标志着草原印第安人的生活的终结。次年，“疯马”被杀，只有一些“坐着的公牛”的部下移到了充斥着掘金者的自留区。“坐着的公牛”逃到了加拿大，但由于牛肉短缺，过了四年，他们陷于饥饿，决定投降。
他住在南达科他州的立岩自留区，却拒绝以种田为生。他加入了北美野牛·比尔的荒野西部秀——由一些上年纪的北美野牛猎人和印第安部落酋长组成——为全美国的观众不时上演卡斯特之死这出戏。1890年，“坐着的公牛”还在惹麻烦，被苏族警察所逮捕。在引发争斗后，他被一枪击中了头部。在他死的那一刻，他的灰马站在远处，抬起了前蹄，转了个圈，舞了起来。很多在场的人以为这匹马发疯了，可能是与“坐着的公牛”的精神分离造成的。不过它只是一匹马戏团的老马，做的也是被训练的动作：听到枪声然后跳起来而已。历史上很少有什么神奇的瞬间。
我们这位老骑警说道：“文化发生了冲突，我不知道原因，但是这种冲突一直存在，直至今日。”
我知道原因……
约1500万年前，地壳的太平洋板块与加勒比板块相撞，并开始向下滑动，造成的大量摩擦形成了浅海的水下火山，将北美洲与南美洲分开。火山活动形成了海上的小岛，小岛周围的浅滩沉积了泥沙。300万年前，岛屿和泥沙沉积物相连，在南北美中间形成了一段绵延的路桥——巴拿马地峡。这样每个大陆上的大型动物史无前例地自由通行。貘、熊、鹿、猪、骆驼、水獭、浣熊、狼和大型猫科动物去了南方，而地懒、雕齿兽、恐鸟、有袋的食肉动物去了北方。生物学家称之为南北美洲生物大迁徙，听上去很好，像是一场公平的交换。但其实并不是。南美的物种要比北美的经历更悲惨。北方物种没有因为大迁徙而直接导致灭绝，而南方的上百种物种随着巴拿马地峡的形成在上万年时间里消失不见。南方的动物无法适应。一些试图在北方立足的物种，主要是犰狳、负鼠和箭猪，它们这么做的原因是独特的生存形态导致它们没有天敌，它们并没有试图替代北方的动物种群，而是加入其中。在南美洲，情况就不同了。在南方完全是入侵，是一种打击。所有大型的南方动物都被迫切扩张的北方物种所替代。上百种南方物种消失了。为什么这种迁徙如此一边倒？因为这两个大洲的历史相去甚远。
在很长一段时间，北美洲通过白令陆桥与世界相连，这是一座连接阿拉斯加与西伯利亚的大陆桥。历史上由于冰川多次融化，白令陆桥变成了今天的白令海，阻挡了大型动物的迁徙，而过去3000万年，物种可以自由穿行于北美和旧世界之间。南美洲在过去相同的时间里是独自漂泊的。因此北美衍生出一大批动物物种，数量差不多有南美洲的六倍之多。
在进化中，空间与时间一样重要。在旧世界与北美之间广阔的栖息地生长着大量的生物物种。这些物种由于无法从其生存的次大陆逃离，需要与它们共同生活的物种相竞争。在同时期北美物种要比南美物种生存更艰难，这使得它们不得不在设计空间中越爬越高。它们变得更复杂，新陈代谢更快，头脑结构更大，行动效率更高。它们是地球上最新最高等的设计，也是生物圈最具竞争力的环境中的产物。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5世纪末期偶然发现了美洲大陆时，他和巴拿马群岛的作用是相同的。他将新旧世界相连，这样他搭建了一条人类特殊的“交换”通道。这个交换同样也是不均衡的，这种单向的移动体现为三种形式的侵入：一是旧世界的基因；二是旧世界的细菌；三是旧世界的思想。在这三者之中，第三点是对美国人口带来最深远影响的。没错，梅蒂人诞生了，天花席卷了曼丹族部落。但当你看到现在的草原印第安人，看他们穿着牛仔裤戴着牛仔帽，已经不会说本土的方言以及如何搭建锥形帐篷时，你会意识到旧世界的思想入侵才是影响最深远的。当你把思想想成物种时，你就会明白原因。来自旧世界的思想种类在设计空间中要比美国本土的处在更高的位置。它们在西方文明这个心智圈中最具竞争力的环境里进化。它们经历艰辛，与很多思想竞争，从一大片思想栖息地中脱颖而出。自然选择的规律认为更复杂的物种注定会取代原本的物种，而由于不平衡的程度，这个过程会以惊人的速度进行。
在这股入侵的思潮中，一些本土的思想保留了下来，比如巫师、饰头巾、干肉饼，之所以会流传是因为它们的独特形式并没有遇到对手。它们并没有取代旧世界的物种，而是加入其中。当新旧世界的思想直面交锋时，包括语言、宗教、帐篷等，它们便无法应对了。这并不是哪种思想“更先进”“更好”，或者“更高级”的问题，而是它们在设计空间里哪个更高的问题。
当两种不同的文化共处于心智圈的同一区域时，会出现两种不同思想的集合在为同一思想空间争抢地盘。这会是一场适者生存的斗争，当两种思想争夺同一领地时，在设计空间里位置更高的将会胜出。这注定会发生，因为思想就像物种一样。我们在思想的较量中小心谨慎，相互斗争直至我们背水一战，必须要杀掉自己的战马，因为我们是它们的宿主。
创造美国
那么美国呢？我当年从肯尼迪机场的窗户看到的那片无尽的景象是否充分发展了呢？通过美国的一部分历史来看，包括捕杀北美野牛，银行金融危机，淘金热，旧世界的侵入，等等，美国的历史看上去是很随机的。可单凭这样能促进发展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点，而不局限于枯木镇。1875—1880年对苏族人而言，在枯木镇峡谷所发生的大事，是整个美国1492年至1979年（这一年我才十岁）这段时间的缩影。我们如果来划分时间的话，枯木镇的一年代表美国的一个世纪，每个月相当于不到十年的时间。
1875年的夏天，枯木镇峡谷还很空荡，而到年底，白人陆续来掘金。开始只有一些，但接下来的几个月，人们开始疯狂涌入。新来的人争夺镇上的资源，从而使环境彻底改变了。而这种充满汗渍污渍的生存条件以及高人口密集度很快催生了第二种入侵：到1876年8月中旬，天花在小镇肆虐。苏族人缺少天然的保护。天花这种病起源于几千年前中东的某个最早城市之一。苏族人对这种病没有免疫力。
天花并不是入侵故事的终结。在冬天结束前，又出现了第三种入侵：来自旧世界思想的入侵。在1876年结束之前，城镇中出现了文明：酒吧、旅店、卖各种玩意的商店、公共马车服务、煤气照明以及电报等。贝尔在费城的博览会上首次展示了他的发明两年之后，枯木镇上也有了电话。之后还有了铁路和电力照明。苏族人亲眼见证城镇上出现越来越多的新事物，可能会觉得白人的发明永无止境，可这并不是一时突然出现的，每个新事物的背后都有其各自的设计发明史。枯木镇的人只是将东部已经存在的大量新事物在这边运作而已。换句话说，新事物为西部带来了新的机遇：新的宿主、新的环境、新的生态。新事物的生命蓬勃发展起来。
这就是美国的历史：一次不经意的发现、一次自发的人类介入、一次无意的资源争夺，还有一系列在思想领域注定的更迭交替。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光荣的。旧世界的人到达并在这片大陆上通行，为了满足他们自身的发展需要，旧世界的思想从它们的宿主到后来的侵入以及发展一路畅通无阻，就像一切无意识的生物体一样。美国“崛起”的速度如此之快是因为新旧世界的思想在设计空间领域存在的高度不同。当殖民地形成时，大西洋上架起了“思想之桥”，旧世界的思想必然会征服这片新的领土，就像300万年前的大型猫科动物穿过巴拿马群岛来捕食亚马孙丛林中的猎物。
可以说美国历史的很大一部分是无意的“修正”，也是心智圈偶然展开的新生态带来的思想活动。约翰·奥沙利文是对的，他说文化方式决定西方注定会“赢”。但这不意味着美国的一切都是由图最左端的“无意识”造就的。
现在明显看出，这些视角对于人类的天才并非视而不见。正是透过这些视角，可以看出人类天才是个人的头脑承载私人精神世界的能力，是一处具有适应性的场所、一个微心智圈，在这里，无论是有意识地（像达尔文那样）或无意识地（像莫扎特那样）进行思想进化，都独自为手翻书带来了新的内容。这种观点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一致。主要的内容依旧是一种不断修正的谱系，而这本手翻书依旧无聊，只不过这种无聊没那么明显了，因为天才“在背地里”打造了这本手翻书。
这使我打消了之前在枯木镇喝醉时对拉马克学说的担忧。每个思想进入头脑中，经过几代的变化改变了特征，从而更好地适应脑中的环境，而后以不同于进入头脑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意味着在一个人脑中的适应转变与不同头脑间思想的适应转变是相同的。通过调整我关注的焦点以及对脑海中思想的观察，成功将拉马克思想驱除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可习得的传承，而是适者生存，就是传统典型的达尔文主义。
到底人类天才是如何运用这种魔法的呢？我现在才发现这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我之前一直执着于我们人类所处的位置，认为我们是最终的思想交换者，而忘了我们还是了不起的问题解决者，我们可以在头脑中构建精细的模型。这些模型的目的是什么呢？它们是我们在实现想法前用来测验想法的。这听上去就像是种内部的自然选择，所以依我看来，天才通过训练解决问题的能力来掌握方向，并指引人类思想进入设计空间的新领域。
这给了我们希望。证明我们不只是思想的承载者，而且也是思想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的传递带。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所作为。这种天才的能力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当中：这并不是只属于少数人，如果你仔细寻找，找到你自己的手翻书，听从苏格拉底的建议，将你的思想与其他人或在一群人中进行交流。天才是可以（也会）以集体的形式出现的。
搭俄亥俄州旅行团的车来到这片荒山，旅行团的人都戴着棒球帽，穿着白T恤、高筒白色的法兰绒袜子，现在他们去大峡谷看（从恐慌中逃走的）他们的同胞被另一个人屠杀的地方。我这么形容也没觉得好到哪里去。我想说的是，我们都可能拥有参与文化进化的能力，不过并没有太多历史能证明这其中的规律或技巧。我们所处的角色太被动了。我们宁可学习结论而不是想出新的答案，我们太习惯于接受现有的文化，而很少质疑它。这种封存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多么安于现状。就好比虽然我们好像有飞行员的执照，我们还是选择让飞机处于自动驾驶的模式，而不管这一路旅途有多颠簸。创造美国的人太少了，人类文明制造者也太少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文化进化“大多数是无意识”的状态。
“坐着的公牛”的帐篷的奥秘
埃兹和我转到了山的北边。俯瞰小比格霍恩河蜿蜒地与比格霍恩河交汇，最终流入40英里外的黄石河，这里是印第安人纪念场所，这比纪念卡斯特及其部下的要更现代一点。粉刷的石墙上列着所有那天死去的印第安人，还有当时参战的人画的战役的场面。写着“致勇敢”“致崇高”等字眼，为了纪念那天不顾一切捍卫草原印第安“传统”的人。
如果我能问“坐着的公牛”这种传统究竟有多古老，我猜他的答案会很突兀。他可能会说“苏族人从一开始就住在锥形帐篷里了”。如果这是他的答案，应该是以一个圣人的口吻回答的。“坐着的公牛”本人其实知道苏族人到大草原的时间也没多久。在山上与卡斯特的那场战役是为了捍卫“传统”，而这种“传统”对于他的族民来说也算是比较新的。几代之前，苏族人一直住在明尼苏达州的丛林中，后来斯堪的纳维亚人砍伐的正是这片丛林。他们的“传统”应该和草原这里的大不相同。
他们在斯堪的纳维亚人之前被迫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故乡，从而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欧洲人登陆东海岸时，本土印第安人的部落向西移到了周边的领地。靠海的部落到了山上，山上的部落到了峡谷，峡谷的部落到了丛林，而丛林的部落到了草原，成了大草原印第安人。
在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对苏族冲击最大的是齐佩瓦族（或欧及布威族印第安人）部落。他们是苏族人的天敌，常年因苏必利尔湖附近的森林你争我夺。当法国猎人开始和齐佩瓦族人交易时，齐佩瓦族人称他们的对手为“纳杜苏人”，意思是毒蛇，这个接近于我们现在沿用的一种法语的诅咒（以缩略的方式）。为了帮齐佩瓦族人在战争中获胜，法国人给了他们枪炮，而苏族人在丛林中的日子也宣告结束了。远离他们木架土屋的村庄、园林、带穹顶的深色棚屋，“坐着的公牛”的先祖发现他们身处完全陌生的地方：高草草原。他们只能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一个完全新的思想社群。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祈求、求助甚至窃取印第安人的做法，这些人已经知道如何在没有树木的地方生存。他们需要形成一套新的“传统”。
所以这顶苏族人的锥形帐篷，也是我目前唯一见过的相对比较近期的、旧做法的现代形式。那么苏族人从哪儿得到这个点子的呢？他们学的谁呢？
我看到了一堆花哨的名字：黑云，长角的熊，猫头鹰追逐，喧闹地行走。几乎三分之一都是夏延族的战士。然后我想起拉皮德城博物馆的麦尔文跟我说过：夏延族的帐篷和苏族的差不多。这能证明夏延族和苏族有共同的祖先。
这两个部落的历史很复杂。夏延族和苏族都在1876年6月25日灭亡，但美国本土部落百科上写着这两个部落并非传统的盟友。由于齐佩瓦族部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冲击了苏族部落，苏族部落一路向西，冲击了夏延族部落。19世纪初，这两个部落经常发生小冲突，它们都想争夺一片捕猎北美野牛的区域。黑丘岭是一片主要的战略要地，这里的木材可以用来取暖、制造工具、做帐篷的支架等。1800年，黑丘岭还是夏延族的领地，苏族人得益于他们在东部闲适的生活，人数上占有很大优势，不久就从夏延族那里取得了黑丘岭，而夏延族被迫到了更西的怀俄明州。
在小比格霍恩河一战前，这两个宿敌之间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异了，但他们还不是同盟。不过他们的帐篷已经变得差不多了。是什么原因呢？当本土印第安人的部落起冲突时，胜者一方通常会把幸存的妇女和孩子当作俘虏。至少在其中一场冲突中，苏族人捉了一些夏延族人的女性作为奴隶。在草原印第安人的文化中，是女性想出了锥形帐篷的点子，是女性制造并支起了锥形帐篷，所以捉住夏延族女性意味着苏族人不知不觉地获得了夏延族人搭建锥形帐篷的方法。对于苏族人来说，为了适应新的生活，学会搭帐篷这件事就变得顺其自然了。
那为什么苏族人没有保留夏延族人搭帐篷的方法呢？为什么他们进行了改变，从而使得我们现在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夏延族的帐篷有“更细长的排烟帘，在底部边缘有延长”。相反，苏族的帐篷的排烟帘更宽，底部边缘没有延长。在这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导致这种区别呢？
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关注的问题是文化物种是否也像生物物种那样通过不断的自我设计来适应独特的环境。进化生物学家将这个过程称为微进化，因为它包括了在那本连续的谱系手翻书中很多细小的变化。这是种日常的进化，达尔文研究的就是这个过程，自然选择也很好地解释了这个过程。我现在可以自信地说心智圈与生物圈微进化的方式是相同的，无论我们是否有意介入。不过这又有了一个问题。达尔文知道伴随着自然选择的方式，会带来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后果。十分巧合的是，在不经意地使物种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在自然的环境下，自然选择也会不经意地带来新物种的形成。这种“物种形成”或“大进化”，即生命之树的分支构成了生物多样性。正是这个过程赐予了我们这个生物形态如此不同的世界，直到如今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种。[1]那大进化在心智圈是如何运作的呢？那些思想、方法是否也像生物圈那样形成物种，形成分支，最终长成“大树”呢？这是否意味着在文化生命的树干根部存在着一个最原始的思想？
是时候开始我的文化陈列了。我还需要更多的帐篷！我伸长脖子向印第安人纪念馆幽暗的墙望出去，找到了一些。1876年6月25日，在“背水一战”山的东南部坐落着许许多多美洲印第安人的村落。现在在其西北方向，在小比格霍恩河边的杨木林中坐落着一大片锥形帐篷。但这些既不是苏族的也不是夏延族的，即使离得很远我也能看出来。苏族人的帐篷是又平又宽的，这些是又高又扁的，还有一堆长长的撑杆。从这个距离看过去，它们就像沙漏一样。它们是克劳人的帐篷。这是克劳人一年一度的市集，由蒙大拿州“全球锥形帐篷之都”举办。我希望他们别太“有敌意”，因为我们要过去了。
[1] 不是我们没试着找，一个最出名的尝试是在巴拿马雨林中的一棵树上喷洒杀虫剂，然后那些昆虫的尸体像下雨一样掉落在卡车附近覆盖的塑料布上。研究者在那棵树上总共发现了682种不同的甲虫，根据其他研究，他们估计其中有140种只存活在一种树的树冠上。由于全世界共有5万种不同的热带雨林，他们从这个样本估测，在全世界热带雨林的树冠里存活着700万种不同的甲虫。由于甲虫数量差不多是所有已知生命形式的四分之一，生物化学家J.B.S.霍尔丹可能会说，造物主“一定对甲虫很偏爱”，这就意味着所有未知生命的总数可能达到上千万，远比生物学家目前所命名的140万种要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