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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西部如何取胜之二：1876年6月25日
文化幸存
1876年6月，在两场针对北美野牛的战役中，出动了一支军队，也都是真刀真枪，有指挥官、旗子、牧师、战争规则那一套，而陆军中校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对另一件事物进行了宣战：那就是草原印第安文化。草原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消失殆尽。当然与北美野牛的锐减关系密切，但即使北美野牛群成功地存活，草原印第安文化也不会继续保留。部落的人被禁止继续游牧的生活，并生活在自留区里。他们得到分发的食物和定额的衣物，用帆布布料来搭建锥形帐篷。由于北美野牛皮很快就要没有了，他们又被禁止狩猎，便开始在草原上耕种。他们原来的文化像纽约的经济市场一样崩塌了。
虽然很多草原印第安人都不情愿地遵守来自华盛顿的这一套新规矩，但有些人并不服从，他们数十年来在这片大草原上与美国骑兵处处作对。美国白人对这种冒犯他们所谓天命的行为一点都不心慈手软，到1876年，草原上仅有一支未被驯化的部落，以拉科塔苏族人的圣人“坐着的公牛”为首。自1868年创建了大苏族保留区，“坐着的公牛”就拒绝和部落其他人安居于此。他和他的同伴们仍旧猎杀北部牛群，还会攻击每一辆开往西部的马车队，劫掠要塞，用北方太平洋铁路做掩护，这使他们的抗争多了些政治色彩。“坐着的公牛”向他的民众揭示了国家的命运。他的抵抗活动到1876年变成了比较棘手的问题。
在经历了1873年的恐慌之后，美国陷入了危机，失业率飞涨。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在他去黑丘岭的探险途中发现了黄金就藏在大苏族保留区。在他回到亚伯拉罕·林肯堡之前，东部的报纸已经在宣传卡斯特挽救了国家破产的命运。不顾苏族人的反对，成千上万的白人淘金者开始非法进入保留区，来到神圣的黑丘岭。尤利西斯·格兰特总统派军来阻止非法入侵，但在1875年秋，黄金被重新发现了，这次是在枯木峡谷。每个人都知道一到春天，黑丘岭会挤满淘金者，他们都是来争夺黄金的。
他们甚至想从苏族人那里买下黑丘岭，但苏族首领拒绝了。迫于结束经济危机的形势压力，格兰特同意从保留地撤军，相当于给淘金热开了绿灯。与此同时，为了保持秩序，格兰特总统规定所有的苏族人回到他们自留区的领地，并远离黑丘岭。1876年2月，他宣布任何抗拒回到居住地的苏族人都被认为是“敌人”。这无疑将军队射杀“坐着的公牛”合法化了。
那年春天，“坐着的公牛”所率领的村民将锥形帐篷建在了蒙大拿州东南部的小比格霍恩河，恰好在北美野牛迁徙之路的中央（就在我所站位置的下方，体验着耳聋的感觉）。妇女和姑娘们用北美野牛皮制作锥形帐篷和衣服，熬制北美野牛的骨头做糨糊，还制作干肉饼。男孩们练习射箭，看守多余的马匹。成年男性跑到草原上，追逐北美野牛群。这是最后一次印第安草原文化活生生地存在于自然当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村子里的帐篷越来越多。“坐着的公牛”率领的800名拉科塔苏族人又有同盟加入，共同对抗格兰特总统的指令：他们是达科他州的苏族人以及夏延人和阿拉巴霍人。在过去，苏族人和他们都有冲突，“坐着的公牛”知道他们现在是对抗统一敌人的联盟：他们被迫面对新世界，在这里人们在他们的圣土上挖土掘金，在这里他们的男性都停止了打猎而和妇女们一起耕地，在这里他们历来的住处——由北美野牛皮制成的帐篷，都破败且永久地消失了。1876年春天，这些人加入了“坐着的公牛”的队伍一起猎杀北美野牛做夏天的遮阳帐篷，就像他们一直以来做的那样。他们宁愿死在旧世界，也不愿生活在新的世界里。到1876年6月24日，村子里共有1000顶锥形帐篷。
第二天日出的时候，卡斯特在狼山上一处有利位置斜目远眺（在我东面的如斑点一般分布的低矮山丘）。他的克劳族侦察员说发现了敌方的村庄，卡斯特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村庄在15英里以外的地方。他们说那是他们见过的最大的帐篷村落。卡斯特盯着草原上的村子，但他的视力不是很好。克劳人告诉他注意看杨树上方山丘上像虫子似的移动小点，那是成百上千的马匹。卡斯特看不见。他以为“坐着的公牛”的部落只有800人。他率领的第七骑兵有600多人，他自认为可以以一抵十。于是他决定次日早上袭击部落。如果按照计划进行的话，他会和6月26日到达山谷的泰利将军和吉本上校共同作战，结果会截然不同，但是突发状况改变了这一切。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一组（其实是带着新打猎到的北美野牛皮回自留地的）苏族人看到了卡斯特的兵士，卡斯特的军队也看到了苏族这群人。卡斯特觉得，由于他的位置暴露了，“坐着的公牛”将会逃离小比格霍恩山谷，然后他们会散布在草原，而后逃到大角山上，这样军队就得用整个夏天的时间将他们抓获。卡斯特知道一个帐篷部落分散并移动的速度有多快，因此他改变了他的计划。他决定当天下午就袭击“坐着的公牛”。
接电话
就在此时，远在1700英里的西部正要上演全国性的灾难，而费城的3.5万名美国人正在世界博览会的园区游览。世界博览会成为欧洲的惯例，一个盛大的博览会，我们现在称为世博，意在展示全球当下科学与艺术上最了不起的成就。1876年，是世博会第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地方举行，美国借此机会向欧洲人展示他们从《独立宣言》之后在百年时间里取得了哪些成绩。他们称其为年度博览会，并确保其成功。整个博览会占地面积达300英亩[1]。主展示厅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建筑：21英亩之大的室内存放着约1.37万种不同设计的家具、衣服和家庭用品。第二大建筑是旁边的机器展览厅，里边布置着各种活塞、涡轮和引擎。园艺厅是间高耸的玻璃厅，里边有个室内丛林，到晚上会被灯点亮。还有两处观景台：一处有蒸汽动力的升降机；一处是煤动力的单轨列车，它将山涧与公园相连，可以将参观的人运送到一家高级餐厅用餐。还展示了自由女神像的右手与火炬，并筹集资金来完善这件法国送的礼物。在费尔蒙特公园总共有200座建筑。在开园的6个月时间里，共有超过1000万人来到这里参观（戴着大礼帽、德比帽和软帽，而不是牛仔帽），差不多来了五分之一的美国人。
那天早上站在机器展览厅的一端，29岁的斯科特穿着一身闷热的正装，在不断聚集的已经没有耐心的观众面前匆忙安装着他的展示品。他本来预计在5月博览会开幕的时候就来的，不过那时他的作品还没有做好向公众展示的准备。现在，他希望一切就绪。
亚历山大·格格厄·贝尔忙活了整整一年。1875年6月，他正在发明谐波电报，这种电报机可以用一根电线传输多重信息，当他的共同发明者托马斯·沃特森（偶然间）拨动了样机发射端其中之一的簧片时，电报机意想不到地转动了。站在信号接收者的旁边，贝尔听到了簧片的各种声响。他听到的声音很快让他意识到单个簧片不只可以用来传输摩斯密码电报，而且还能传达所有复杂的人类语言。
这听上去是个“巨大的飞跃”，也是人类智慧的最好证明，但贝尔的故事与这个发明有着很深的渊源，他特别适合这个“新”发明。贝尔在苏格兰长大，12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听力出现了问题。她的变化让小贝尔开始适应新的交流模式。首先，他学着用清晰、调整过的音量说话，这样他妈妈就能更好地理解他。其次，他会直接对着她的额头说话，这样她就能感受到他说话声音的振动。当她完全听不到的时候，他学会了手语，这样他就能坐在她身边，敲打着比画出周围人的对话。
这只是他对沟通原理兴趣的开始。贝尔的爸爸、两个叔叔，还有祖父，都是辩论术与言语治疗的专家。他父亲尤其擅长教聋人说话。这在元音辅音的发声中需要了解喉、咽、舌头以及嘴唇的相对位置。贝尔的父亲在他青少年的时候就教给了他这些知识，当他18岁的时候，贝尔已经可以教聋人说话了。
贝尔对声学的尝试开始于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和他的兄弟合作建造了一个带能动的嘴的头部模型，可以摆造型，喉部后侧的弹簧可以发声。了解到所有言语的发音都是源于喉部的声带振动，他继续用音叉做实验，发现如果通电的话，他可以控制共振，让它们发出元音的声音。他认为，如果对电的原理了解足够多的话，他能制造出各种想象出的声音。
1870年，他家搬到了美国，贝尔开始用他父亲的技艺在波士顿帮聋人学生进行言语恢复。每晚下班以后直至清晨，他都继续他的电声实验。他设计了各种小配件和小装置来传送声音。他在过去的摩斯电报上增加了电磁体。他造了架钢琴，通过电流，传送音乐到远处。他还造了个带鼓的装置，鼓是用牛肠做成的，当间歇的电流通过时，牛肠会发生振动。当贝尔在1875年听到沃特森偶然间弄响的单簧片时，对于人类而言的一大步，对于贝尔来说只是很小的一步。
当贝尔完成这一步时，他在为两位富有的赞助人工作，他们是加德纳·哈伯德（Gardiner Hubbard）和托马斯·桑德斯（Thomas Sanders）。当他告诉他们他的实验内容是传输声音，而不是传输摩斯密码的电报时，他们刚开始并不是很感兴趣。要知道谐音电报在1875年可是了不得的发明。当时电报系统被誉为“国家神经中枢”，将如此之多的电报化为一根电线的这份工作的物质奖励是很丰厚的。有几位主要发明者，包括托马斯·爱迪生，还有埃利沙·格雷，都忙于此，甚至成了竞赛。所以贝尔很快发明了谐音电报，在他还没有发明他的“电磁式受话机”之前还递交了谐音电报的专利。
最后，他为他的谐音电报申请了专利，还加上了可以传输“人声”的说明。换句话说，他在做出电话模型之前就已经为电话申请了专利。他是在1876年的情人节这天申请的，同一天，他的竞争对手，埃利沙·格雷也为同样的东西申请了专利。这个结果现在成了专利界的传说，但可以说明的是，在1876年3月7日那天，贝尔的专利被许可了。现在他要做的是把他的机器的传输机和接收器做好。
次日，他在实验室笔记本上画下了“新”点子—— 一个“水传送器”。它的样子很像埃利沙·格雷在他的专利申请里提到的。借用这个（经过传承的）水传送器，贝尔三天后拨通了世界上第一通电话，并在电话里说：“沃特森先生，过来一下，我要见你。”
不过在卡斯特攻打“坐着的公牛”那时候，水传送器就不复存在了。在中间的几个月里，贝尔又回到了他的电磁发射机的设计上。他要做的是用一系列的模型来调整机器的阻力，从而使电池的电压不再阻挡声音的传送。但是贝尔并不知道自己做了这些。他只知道最近的这些实验要比之前的几次好。他建了很多模型，选了效果最好的，并对它们做出调整，从而为下一步设计所用。假以时日，这些模型逐渐演变成了电话。他“驯化”电话的过程就像英国的狗饲养员驯养可卡犬一样。
当贝尔满手是汗地出现在博览会上时，展示的是他“最优化的”作品。看上去有点像是个漏斗接在了电池上，电池又接在了电报机上。当设备最终连接好后，贝尔请求工作人员去机器接收端，在机器展览厅800米左右的另一端，去听电话。伴随着围观的人的窃笑声，尽职的工作人员穿过了这座当时世上第二大建筑，在挤满了裙摆和手杖的屋内找到了一条出路，然后就消失在人群中了。
贝尔伸长了脖子想要找到工作人员，但他发现找不到了。大厅里都是参观的人。他们不间断的说话声使这个空间嗡嗡作响。这嘈杂声被来自喷气机洒下的水声以及大厅里一处水力发电形成的瀑布声所淹没。而这种刺耳声又与另一种声音混为一体，这声音来自大厅中央一台680吨重的喷气的蒸汽机所操纵的上百台机器，它们同步发出的叮当声无情地敲打着窗户。喷洒的水声、响铃声以及活塞的燃烧声，每一种声音可以逐渐组成另一本关于想法的手翻书，给19世纪末期的设计发明世界增添了无法抑制的喧闹。这个厅可真不是一个实验电话的好地方。
贝尔难为情地朝等待他的观众微笑着，并望向大厅另一侧的某一处。虽然没有接到信号，他决定还是冲着传输端讲话。他重复了几次，然后就无事可做了，放下传输机，和观众一起等着。大家都注意到这里的喧闹，并等着见到那位工作人员。
实际上，他还有几百米远，从戴软帽的女士中间穿行，向每个引起他注意的绅士脱帽致意，一边朝贝尔跑，一边抑制不住地笑着。他穿过14英亩的展厅，里边有布雷顿牌石油发动机，内燃机的起源；狮狼牌氨压缩机，冰箱的前身；雷明顿牌排字印刷机，第一台标准键盘打字机；华莱士——农民牌电磁发电机，电灯的前身。这些陈列不是厅里最吸引人的——就像贝尔的电话机一样，它们看上去都有点笨拙，奇形怪状——但现在看来，它们是这间厅内最重要的“创造物”。每个都是未来世界未被发现的先驱发明，一个拥有私人机械化交通、国产机器、大众媒体和管道能源的世界。包括电话在内的全球交流系统，都是“想法”这个生命体在未来得以发展的核心。它们都会出现在未来那本追溯先驱的手翻书的某一页中。它们都是“线粒体夏娃”。它们必定会早于我们现在所有的发现，因为想法不会凭空蹦出来。想法和物种一样：它们是会进化的。
设计空间
这些奇奇怪怪的发明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开拓了“设计空间”这片宏大而又多产的新领域。设计空间是研究发展领域多年来使用的词汇。设计空间是指所有可能存在的设计所处的一片想象中的、不可估量的巨大空间，无论这些设计是否为现存，是否被实现出来。虽然很难想象，不过由于生物都是简单的设计，设计空间将包括所有这一切，涵盖每本有追溯历史的手翻书的每一页。你祖祖辈辈的所有独特的设计，每个都各有不同，35亿年前的设计和其他独特的设计同时出现在这里。这些已实现的设计并不是不断涌现、毫无秩序可言的，而是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设计的复杂性。在设计空间中，你攀升得越高，设计就会变得越复杂。
就动植物而言，我们将设计空间里在高处的物种称为“更高级的”，但这也经常意味着“更好的”“更进步的”。事实上，它们和其他生物都一样。每个活着的生命从生命体形成的那一刻便成功地延续着生命。“更高级的”物种就更复杂。它们变得更复杂不是因为它们注定如此，而是因为当生命变得艰难时不得不如此。
自然选择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些有机体由于环境影响要比其他承受更大的压力。位于巴哈马群岛的埃克苏马群岛，一处地表几米之下的沙石暗礁就像灌木植物园一样。这是世界上唯一开放海域的叠层岩，由蓝藻细菌形成的岩石栖息地。蓝藻细菌是简单生物。它们是可以生成光合作用的细菌。与巴哈马群岛相类似的蓝藻细菌的化石可以追溯到28亿年前。在大约30亿年的时间里它们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那是因为蓝藻具有很好的构造：它是一种单细胞有机体，可以生长并快速繁殖，通过自身的太阳能板存储能量。在将近20亿年的时间里，蓝藻细菌都生长得很自在。叠层岩布满了浅滩，全球的水域都是暖和的。它们不需要改变。差不多在10亿年以前，蓝藻细菌的数量急剧下滑。专家们一致认为：有机体需要足够复杂才能吃掉蓝藻细菌。这种生物可能来自一支没那么简单的谱系，或者来自生活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地方的少量不那么吸引人的生物的有机体。它们的祖先曾面临过逆境，很艰苦的生存环境，它们用唯一的方式克服了这种逆境——适应。这里设计发挥了作用，随着变化，这支谱系偶然增加了复杂性：口器、消化酶以及体腔等。它们艰难的生存环境让它们不得不多些改变的勇气。
现在，曾经遍布浅滩的叠层岩只存在于少数几个地方，那里可以维持这种简单的生态形式。世界的其他部分变得更加复杂，生命体也变得复杂了。过去最混乱的物种变成了最复杂的物种。
试想在一条从一端到另一端的弯路中，偶然累积的设计多到在设计空间里会处在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位置。
电话的发明也有相似的历史。作为进化出高级智能的人类，一直大力促进长距离的个人间交流，而这一想法却经历了艰难的过程。过去上千年的时间里，我们发射过烟雾信号，照亮过灯塔，用镜子反射过阳光，摇晃过旗子，点过煤气灯——试过任何我们可以用来传送信息的方式。我们强烈想要交流的意愿与对现实科技的持续不满意的状态意味着我们对新的发明工具的渴望。当迈克尔·法拉第在1831年发现了电磁感应时：第一，打开了新的设计空间；第二，了解到这项发明的人想到了自然选择；第三，这些人把所有相关的点子都用于实践并加以调整；第四，这些点子一点点修改调整，又进入了新的设计空间；第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通了第一份电磁电报。这份电报解锁了新的设计空间，整个过程再次启动。电话势必会被发明出来的，因为它就在那儿，在可触及的范围内，就在这个相邻的未被发明的设计空间里。不管以何种形式，在哪个时点，以何种历史的何种事件，通过何人以何种方式，我们都注定会发明出电话来。
在1876年6月25日的机器展厅内部，展览会的工作人员激动地边走边喊。他听见贝尔的声音了。贝尔身边围观的人都对他致以敬意的掌声。女士们低声笑着，几位男士叫好说“太棒了”，不过他们的声音很快被另一种声音淹没了，那声音来自过分激动的设计空间，发出了像我们周围的有机体那般的喧嚣。
天才的空间
不同于博览会的欢乐，在1876年6月25日的平静的英国肯特郡，查尔斯·达尔文在他家庭院里一个人散步。这是个星期天，自从他1849年不去教堂之后，当他的妻子和剩下的全村人聆听布道，唱圣歌时，他的惯例是一个人独自“沙地徒步”。达尔文每天都会进行沙地徒步，走好几圈。这个锻炼很好，他现在已经67岁了，不过他真实的目的是找到一处可以思考的空间。他把这条路命名为“思想小路”。不被打扰的思考时间对于他来说如此重要，他会把一堆石头放在路旁，每次路过都会把其中一块踢到草丛里，这样他就不会数自己到底走了几圈，从而影响他集中注意力。
6月的这一天，达尔文有很多事情需要思考。他人生的前半段，满脑子都是如何发展他的点子。后半段，他受到诅咒一般捍卫他的精神成果。他的思想消耗了他。自从1842年搬到了肯特郡之后，他就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喜欢一个人待着，即使想到了什么点子，他也拒绝公布于众。他为他的思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同一时刻，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卡斯特做好了战争的准备，而达尔文回到他的书房继续他这个夏天的目标：起草一份“我的思想发展的记录”。他的目标是书面记录下他是怎么想到自然选择的进化论的。但真的提起笔来，他不禁要想他怎么会想要做这件事。究竟这些想法是从哪来的呢？
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无疑源于达尔文的教育及年轻时代的其他更久远的理论，比如拉马克和达尔文祖父的理论。但如果达尔文试图从他人的思想中找到他的理论的最直接的来源，他不太可能找得到。他的思想最直接的来源并不在他老师或同事的脑子里，而完全是在他自己的脑海中，在那个我称之为达尔文国的私人领域里。
在这方面，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与电话机或牛仔帽或复折屋顶的进化大相径庭。这些思想呈现为很多独立思想的集合，同时存在于很多人的脑海中，像大多数物种那样一起调整着未来的方向。而达尔文的思想，是有宿主种群的，这种情况通常对于任何思想都是灾难性的。更糟的是，这个思想的宿主并不会把这些想法和任何人说，这个人这么多年来只会一个人散步，踢石头，在笔记本上胡乱写些晦涩难懂的话。不过这个思想还算幸运，它出现于达尔文的脑子里，而达尔文是很特别的。他一个人完成了这些工作，而对于其他思想来说，需要很多头脑来解决。在那些徒步的过程中，他独自一人完成了整个物种的进化论证。
如果如之前所说，思想就和物种一样，那在徒步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达尔文所做的是“思想的饲养”。他人工培育思想，促进其发生、混杂以及变异，在他脑海里构建了有关这个思想的全部，每个略不同于上一个。接下来他让这些变异的思想在达尔文国度里完成它们的使命，也就是在他脑海里的生存环境，在每一个调整的阶段形成新的一代。最能适应这种变化的，存活得更长久，在达尔文持续关注下，产生了下一代的思想。而其他的都失败了。这是个残酷的过程，生活本就艰难，而生活在达尔文国的艰辛促成了这种适应，使这种思想继续发展下去。多年来一直如此：这个思想在达尔文国不断调整，而思想的宿主在一圈圈的散步中一点点地不断调整其思想需要。最终，作为这项设计工作的结果，这个思想适应了达尔文的思考环境，到达了“应许之地”，达尔文“饲养”出的独一无二的进化理论准备好出现在这个广袤无垠的世界上了。
坐在书桌前，即使此时蒙大拿州正在发生暴力事件，达尔文也丝毫想不起任何细节。他只会记得他脑子里的想法和如何集中精神这种事。他可能会记得一些“顿悟”的时刻，这种惊喜意外的调整或者有用的突然变异并不多。这种时候往往是思想的发展偶然发现了“新的路”或“渡口”并不断成形。这时他会抓起一支笔，在他的笔记本上潦草地记录下来。他写的东西对我们没太大的意义，可能对于1876年那个坐在书桌前不断改写思想历史的达尔文也没有太大意义，但对于那个每天走在思想小路上的达尔文而言，这些东西是思想的不同种类在不同阶段的所有形式，是一种“过程中的降级演绎”，而这已经是他所能记下的最好的样子了。
这本书是最接近自然选择进化论这本手翻书的。翻到最后，把拇指放在书页一角，开始翻动，你会看到不同阶段思想的变化，这些思想都是这些年存在于达尔文的头脑里的。达尔文在他前半段人生中所面临的特殊任务是：他独自一人创建这本手翻书的大部分，并形成了新的设计空间领域。
我们对这些执行任务的人有个称谓——天才。这些人看似会“不知从何处”生发出一些精妙绝伦的、颠覆性的想法，但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没有什么想法是“不知从何处”来的。大家只是觉得天才都是特殊的人，他们有特殊的思想，可以应对这个思想的所有，并在精心搭建的头脑环境中进行验证。假以时日，思想从头脑环境中进入更宽广的心智圈中，会发现这本手翻书有成千上万页，天才自己通常也感到震惊，他会第一个告诉你，他知道自己只是在这个“创造”过程中思想的一个“宿主”而已：
当我感觉良好、幽默风趣的时候，或者正在开车，饭后散步的时候，或者深夜无法入睡的时候，思想如愿地占据了我的头脑。这些思想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不知道，也无计可施。那些让我愉悦的想法，我把它们留在脑子里，并哼唱出来，别人说我是这么做的。
沃尔夫冈·阿玛迪斯·莫扎特[2]
贝尔向公众展示电话被发明的那一天，卡斯特将军死在了蒙大拿州东南部的一座小山丘上，而达尔文坐在他的书桌前，并不知道他的“想法”从何而来，如何产生。一个半月之后的那天，比尔·西科克头后部中枪，达尔文完成了他的自传，里边有一段极其谦虚的描述，就像所有成为思想进化的宿主的人那样：
因此我的成功是一个科学人的成功，不管这将归功于谁，在我看来，这是由复杂且多变的精神层面条件所决定的。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科学的热爱，在面对任何研究对象时无限的耐心，勤于观测并收集数据，发明创造与常识之间的共享。由于我天资一般，能在一些重要观点上很大程度影响到科学人的观念还是很令人出乎意料的。
并不是达尔文拥有一个了不起的思想，而是这个思想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达尔文。这种新的世界观中人类的天才是占据空间的。透过这种新的世界观，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天才是指：一个思想的进化空间，很大程度是被一个人的头脑所占据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情境。
[1] 1英亩约合4047平方米。——编者注
[2] Quoted in Jacques Hadamard’s The Psychology of Inventing in the Mathematical Fie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9,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