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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 疑问解决
第15章 现在
欢迎来到丛林
在仲夏傍晚那种令人愉悦的半明半暗的光线下，车流告诉我们，我们开回到了正确的车道上。到处都是昂贵的轿车，宝马、奔驰，这些车在草原上可没法停放，对于汽车的生命而言就是“倒霉的狗日子”。在道路两旁有很多住家。我们离卡尔加里不远了。在过了两周远离文化半岛的旅行后，穿过一些人口分散的小岛，这种感觉像是重新回到了大陆。在我们前方的是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一百万个不同的人。他们都有各自的思想。这一百万种思想都有最新的文化基因生命。而这一百万种思想共同构成了“当下”。“当下”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明天都把它忘了，那么一下子它就不存在了。
“右边，在右边！”埃兹喊道。我打了一下方向盘。我们一路开到一条十字路口的主街上，与天际线相连。过分鲜艳的颜色，过大的标志，半空中各种过亮的霓虹灯，各种小鸡、牛仔帽、卡通人物以及枫树叶的图案，都闪烁跳跃着，迫切地想引起我们的注意。我那充满了各种标志符号的大脑飞速转了起来。一堆文化基因肆意触动了我。我要唤起对快餐连锁店的记忆。我要记起“润滑油店”是什么。我要找到我的脑子里是否有“可驶入的婚礼教堂”的概念。
阳光最终消失了。交通开始拥堵起来。建筑物变得越来越高。到17大道的时候，我们赶上了车轮上的夜间散步游行。我们坐在克莱斯勒里一路跟着。鸣笛声一直响，车灯也一直闪烁着。摩托车在车流间来回穿行。一个戴着德国军用头盔骑着自行车的小伙子，很享受朝闪灯的车主怒吼，并撞向路两旁的栅栏。这是周五的晚上，卡尔加里的年轻人心情不错，我们能做的就是摇下车窗，享受这个过程。
各种训练生在接电话。有各种低腰的牛仔裤，各种不同高度的牛仔裤折角，不同种打招呼的方式，T恤上不同的品牌标志，各种不同颜色的染发。年轻的男孩在用一堆数字讨论着冰球。女孩们在谈论她们最喜欢的电视剧。酒吧服务生在调着鸡尾酒。人们在吧台，在车两旁，在街上，大声交谈着，或者打着电话。我能看到的每个地方，视野被无比丰富的文化基因生命弄得眼花缭乱。
我可以想象出剩下的部分。在酒店里，女服务员会把厕纸的末端叠成三角形。在阳台上，老奶奶们会用她们从上一辈那学来的织法编织。在小区中心，人们会谈论着去马丘比丘的旅行或女权运动。青春期的姑娘们会聊吸血鬼小说。孩子们参加过夜的聚会时会在晚上互相讲鬼故事。蒂娜会为她的科学课考试死记硬背。鲍勃会用谷歌查关于发电机的问题。萨莎会学习“月光曲”。帕奥罗会教他的朋友皮特意大利语。加百利会梦到他要在学校表演剧目的几句台词。而艾迪，在饭桌上，会再一次讲起两个电视天线结婚这个笑话。
我是如何将这个充满魅力的文化基因世界赋予意义的呢？又是如何在上百万个各自具有文化基因的丛林中，对这些鲜活的文化基因生命进行分类的呢？
放心，我是个受过训练的生态学家。弄清楚丛林的意义是我最擅长的工作。
让我跟你聊聊丛林，那种真正的丛林，而不是文化意义上的。丛林，或者更准确的说法——热带雨林，是基因生命的巅峰。它们是地球上最富生命力、最复杂、最有活力、最多样化的生态系统。看到这片丛林的首批欧洲人被这种不可概括的情境震撼了。1799年，德国的自然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特说：“我们到处乱闯，就像疯了一样，在前三天，我们根本没法对任何东西进行分类，我们捡起任意一样东西，留到以后再管。邦普兰一直跟我说，如果这些疑问得不到解决，他会疯的。”[1]而这些自然学家一直在不懈地破解眼前的混乱。200年过去了，在生态学的作用下，雨林开始有了意义。这个合理化的过程并没有使我们的好奇心减少，而雨林也变得更加奇妙了。
我们现在对它的理解就像在一个3D舞台上，不分日夜，365天，上演着自然界最复杂的戏剧表演。它有无数条故事线，数不清的关系，纷繁复杂的角色历史。角色表名单上的名字有上百万个，一些是著名的明星，而大多数都是完全没名字的，演着一些对我们来说完全不重要的剧情。
基本的故事线很简单。每一种动物、植物、微生物都需要解决四个普遍的问题：需要吃的东西、住的地方、保护自己的方法、可以“爱”的对象。雨林在生态系统中的特殊之处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一部分原因是栖息地的构成比较复杂，物种的多样化程度比较高，另外也由于生物体的生存密度，它们或者生存在其他物种体内，或者依靠其他物种为生，这为自然选择提供了环境。进化形成了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物种之间的关系，使不同物种之间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紧密。一般表现为“共同进化”（两种物种一同进化）以及“特异性”（深刻而特别约定的关系）。由于大多数物种都涉及不止一种物种关系，森林不知不觉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综合体。
对于提出的四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
吃的东西。刚果的丛林象找到了脐橙树的果子当食物。它们知道每棵树的位置，它们把路变成车道那么宽，从而穿过浓密的森林，找到果树。脐橙树果这一顿饭可了不得。它的大小差不多有一个保龄球那么大，也那么坚硬。当它从树冠上掉下来的时候，会发出低沉的声响，响彻整个森林，宣布晚饭时间的到来。大象从数千米之外的地方赶来，在饭后，它们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一边走一边通过粪便的“大包”沿路撒下脐橙种子。经过几代大象的努力，路两旁种满了脐橙树，另外还有其他三十种果树，也是由大象一路播撒的。因此这些路上不光有果子，而更像是有一堆食物可供挑选的露天市场。
住的地方。在婆罗洲的繁殖季节，一对对的犀鸟在大树洞上安家。每个地方都是精心挑选的，因为那里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成为雌鸟的监牢。为了保护幼鸟远离捕食者，雌鸟会用泥土和反刍的水果把自己挡在洞里。雄性犀鸟负责每天几次来探望，并给雌鸟以及孵出来的小鸟喂食。当小鸟长大后，雌鸟会离开巢，而小鸟会重新把洞封上，并在羽翼丰满之前再待上一个月。树上的地方有限，古老而多洞的大树数量决定了这个地方犀鸟的数量。
保护自己的方法。蚂蚁很恶毒，它们会咬一切挡路的东西。不过它们这种坏脾气在雨林里派上了用场。很多植物像安保一样守护着蚂蚁的领地，让它们在茎的空洞里安家，还有特别的蜜腺给它们甜头。作为回报，蚂蚁守护这些植物免受食叶昆虫的困扰。不过很显然，这种系统会导致腐败。一些毛毛虫能向靠近的蚂蚁传送蛋白质作为“贿赂”。蚂蚁会公然接受这种贿赂，这不只会让毛毛虫继续啃食树叶，还会防止黄蜂侵扰它们。
可以“爱”的对象。当兰蜂飞过亚马孙时，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它们的身体被一层闪亮金属质感的绿色或蓝色所包裹。这身行头可不是用来求爱的。雄兰蜂是用信息素来吸引对象的。这种信息素来自远在树上的兰花形成的一种稀有的混合物。但这不是恩赐：兰花会通过每次释放一点点化学物质困住蜜蜂。所以雄性蜜蜂需要有耐心，一直不断地围着兰花转，直到可以获得足够多的混合物来求偶。通过这种方式玩弄着蜜蜂的爱情生活，兰花也展示了其自身的传奇风采。
雨林里的这种亲近、特定又很重要的关系不断扩散，200多年来，我们也只是了解了大概。这么多的生存方式、这么多的生态系统，我们永远无法全部掌握。不过这种交织网络的结果显而易见：在雨林中，没有一种生命可以独自存活。每种有机体都是这种生态中的一部分，努力找到自己的空间来生存下来。
这么看来，卡尔加里就像是一个心智圈的热带雨林，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丛林。在这里存在着一大堆混乱的思想。每种思想都需要有自己的市场。它们之间相互竞争，从而在我们的脑海中留有一席之地，在我们的心里也是，从而对我们变得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追寻这些思想，它们会进行调整，从而更好地适应它们的特殊角色，通常也会发展出和其他思想之间亲近、特定以及重要的关系。它们实现目标的方法是广泛且多元的。如果我尝试分类的话，就如同找到文化意义上的兰蜂或者脐橙树，那我就会像冯·洪堡特和邦普兰那样，到处乱闯，像疯了一样，捡起一样东西，留到以后再管。我并没有时间、空间，或者精力来建立一个物种清单，但对于如何让这些事物有意义，我还是有些想法的。
思想生态
埃兹和我在利多咖啡馆中找了个角落坐下来，我的书里管这个地方叫“机构”。这个地方是一家中国人开的小吃店，里边的装修是20世纪50年代的风格，包厢座位、乙烯座椅、福米加塑料贴面的餐桌、桌上的自动点唱机，而那种没有完全装修成复古风格的感觉特别真实。我们昨天晚上喝了几瓶啤酒，所以早餐点了可乐、咖啡和一大份的煎炸物。我要了香肠、炒蛋和炸薯饼。这三样和英国的早餐都不一样：这里的香肠是一块煎肉，炒蛋是一盘滑滑、黄黄的东西，炸薯饼其实是炒土豆。不过只要加上番茄酱，味道还不错。我习惯把番茄酱放在一边，埃兹是那种弄得满盘都是的人。我俩之间的差别使再不起眼的理论观点都有进一步区分的空间。
坐在我们桌旁边的是一家年轻的法裔加拿大人。父母二人在聊着天，母亲一直在捡掉在地上的蜡笔，再拿给她的儿子（他正在给两只恐龙上色），而父亲在一旁给他的小宝贝女儿喂褐色多汁的苹果果肉。宝贝一口都没吃。虽然老实坐在餐馆提供的高椅子上，女儿就像个街舞舞者，各种动作，扭着胳膊，转着头，紧闭着嘴，眼睛也不睁开。因此父亲喂得很慢。
然后发生了些转变。父亲根据以往的经验，递给她了一份菜单。她停下来，盯着菜单，摸着菜单的边缘。他拿着黄色勺子慢慢移近。她折起菜单，顺着波浪线盯着看。当勺子送到她嘴边时，她父亲张大了自己的嘴。她学着这个动作，盯着他的嘴唇，也做出了相同的动作。她模仿他，因为这是一种复旧。这样水果送进了她的嘴，虽然一半还是直接吐出来了，这个过程还是成功了。她父亲脱口而出，用小孩能懂的法语说了几句表扬她的话。
我情不自禁地盯着这一幕，然后发现，法裔加拿大人和法国人在手势和表情上惊人的相似。我在法国待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家庭肯定是法国人。不是从语言上判断出，而是肢体动作。他们说话的时候扬起眉毛，噘着上嘴唇，摆手还有耸肩，他们耸肩的样子和法国人一样。这一整套沟通的方法在南部是不存在的。这些精神上的点子，下意识的动作和表情，当然还有法语本身，都没有越过南部边境。像这样的思想需要在小的时候就耳濡目染。在那个坐在桌前的小男孩脑子里，他无意识地听着父母的交谈，模仿着他观察到的父母不经意的手势和面部表情，在他脑内的镜像神经元会被激活，虽然这种兴奋度不足以让他做出什么动作，但足以让他强化所需要的类神经连接，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便可以重点发展这些行为模式了。童年就是：一段文化实践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如果大脑成熟了，想法就会跳出来。人类具有动物界最长的童年。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大脑，直到青春期后期仍没有停止生长，即使在20岁出头。在文化意义上讲，童年时期仍在成长，我们的子女很少离开，在性成熟时，会有他们自己的孩子。在很多发达国家，即使孩子20岁还留在家里也是正常的，可能在他们离开家之前还有很多文化需要继承学习。
一种让文化丛林有意义的办法是当其在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头脑里萌发并成熟时，在文化适应的延续过程中描绘出发生了什么情况。那个固执、拒绝吃东西的小女孩的大脑几乎是一片空白的，也是没有文化基因的。但不会一直如此。在过了20年之后，她会从每天伴随她的法裔加拿大文化丛林中学习到很多文化基因。她这么做是有迹可循的。
当我在大学学习生态学的时候，我学到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一小块石头也能变成一片丛林。这个过程叫作原生演替。第一步是没有生命的石头被最初的“开拓”物种殖民化，这些物种包括蓝藻细菌、地衣和非共生的藻类，它们会通过化学物质的直接作用穿过岩石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银灰色的土壤。微生物，包括细菌、阿米巴变形虫还有其他，迁移到这片薄膜上，并发展壮大，互相进行着光合作用。随着时间的变化，物种多样性增加了，社群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不断增加的复杂性给更多的物种提供了便利。出现了线虫、螨虫，还有别的昆虫。食物链从此建立了起来。真菌寄生在底层，以不断增加的虫子尸体为食。
这个社群在数量、体量以及高度上不断发展。一层动物尸体和废弃的落叶堆积在岩石上。不断增加的底层使更大的植物生根，这使得更大的动物可以在这里安家。这就是不断持续的过程。差不多所有的先锋种都需要其他物种在它们之前撒好。如果没有那些它们生活其中、以其为食、共生的或寄生的物种，它们是无法存活的。所以这是一种正向反馈：社群变得越大，它就能发展得更好。
薄薄的一层绿草变成了草皮。草皮变成了灌木丛。灌木丛变成了树林。树林变成了林地。林地变成了森林。基因生命的囤积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生态学家无法不将他们路过的社群进行分类。他们聊到早期的灌木丛以及晚期的林地。然而，最终社群成员的混乱局面将会结束。土壤会变得从未有过的厚实，植物会变得更缤纷，动物种类会变得更丰富。这种演替最终演变成“顶级群落”。可能还会有新的物种出现并取代现存的，不过它们之间是相互交换的关系，顶级群落本身是稳定并且完整的。
即使是最复杂的丛林也是这么形成的。我怀疑，最复杂的头脑可能也是这么形成的。坐在我旁边的法裔加拿大小女孩现在还在构建着她的先锋群落，这是所有后续想法的基础。一开始，它们只是最简单的精神上的想法、模仿的肢体动作等。她会模仿她父亲拿勺子。她会模仿拍手，大笑。她会模仿眨眼、张嘴、玩躲猫猫的手势。她会模仿这些事，因为人类可以模仿任何他们能做到的事。[2]
她初次对语言的尝试，“嗒嗒嗒”“呀呀呀”，都是学习音素和音节的精神活动。虽然只是模仿一些嘴部和喉咙动作，放在一起看，某天她就会掌握一整套语言。
单词背后的象征性联想很重要，它是一组不同的思想。我将它们称为语义思想，可以学习传承。它们并不直接与肌肉运动相联系。它们只作为抽象概念存在于脑子里：特定的神经元在新大脑皮质中被激活，而这里与精神活动的思想通过相关区域联系。它们是后来的演替物种：它们只有当合适的先锋物种适当出现时才会到来。
语义思想是拥有无尽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的文化基因生命的王国。它们是紧密共生的超级N次方的有机体，紧密到难以区分辨认。一个社群的思想在数量、体量以及高度上越多，它具有的语义也就越多。那个画着恐龙的小男孩显然已经学会了越来越多的复杂的语义思想。他知道他画的是什么，首先是动物（他会拿着画的两边比画，好像它们在走），其次是恐龙（通过他模仿的吼叫声可以看出），另外，一只食肉，另一只食草（通过他选的颜色，一只是绿色的，另一只是蓝色的，下颌处有血滴下来）。他可能是从他爸爸那学到了这些，也可能是他自身的投入和推理，还有可能是完全无意识的。随着新的、更先进的思想加入他的思想社群中，他对这个文化基因构建的世界会理解得更加丰富。比如说，现在四岁的他已经知道禽龙膝盖和尾巴上的两条悬着的线并不是什么飞虫，而代表受到惊吓的猎物留下的痕迹（他一边叫着一边把它们都涂成了红色）。男孩不断扩大的语义社群和独特构造的人类大脑相互作用，这样他逐渐就能读懂文化基因生命的密码了。
他才只有四岁，还有很多需要学习。为了能在现代世界运用文化基因，并在心智圈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还需要至少学习15年来进行思想的演替。社会通过义务教育将大多数人的文化适应正式规范了下来。从他走进教室开始，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会为他的这一趟学习之旅保驾护航，通过鼓励他学习书写语言来记住一大堆的思想。对于口语来说，书写的基础是一套精神思想：笔画。而这些又和发音与标点有关。这种稀奇又需要投入的手工艺技术与口语形式具有相同的词汇联想。它们是通过大脑的同一片区域相连的，这片区域叫作韦尼克区。
挖掘这个男孩新掌握的识字能力，正规教育肩负起每次为他的思想社群增添物种的使命，基于演替的规则，要确保早的思想物种（比如，圆的直径）要比晚的（πr2）出现得早。这一路，男孩会学到一连串新的思想（比如，如何握网球拍，说西班牙语时嘴和喉咙的动作，如何使用鼠标，等等），还有数学、历史、音乐、科学以及其他领域的新的语义思想。他那种能够熟练驾驭这一长串思想，也就是能熟悉这片不断扩大的文化雨林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智慧。如果他十分善于运用这些语义思想，他可能对不属于他年龄段的教育知识如饥似渴，那么他就会继续积累他的思想社群，直到成年。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不厌其烦？为什么我们要忍受这么多年的教育？通过这些视角，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与文化基因相适应。拿书写工艺来说，书写完全是一种文化技艺，由文化基因构成，学习起来很难，因为它的发展历史不长，我们的大脑还没机会进化出可以处理它的任何软硬件功能。从文化基因的视角来看，识字是必要的，值得我们努力，因为它为思想带来了内在的生命。任何可以被书写下来的思想都有永存的机会，无论是在纸上、硬盘的文档中，或者刻在石头上，直到某一天另一个人读到了它，它便重新有了生命。[3]在文化基因看来，一群识字的人类像圣杯一样珍贵。正是出于文化基因的考虑，我们要在教室里再被灌输15年还要多的知识。
后现代世界
义务教育是现代世界中解决文化适应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通过找一些教师来构建后代的文化基因，但事情并非一直如此。对于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90%的时间，我们都是住在部落里的采集狩猎的人。部落里教育孩子的方式是让他们多花时间和村子里最年长的人相处。在一个一成不变的世界里，他们的思想是最值得借鉴学习的。他们知道所有的特殊技巧以及各种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他们的长寿甚至在面临从未经历的自然灾害时提供重要信息。2004年的海啸在印度洋安达曼岛上掀起了9米高的巨浪。印度政府官员担心岛上的部落会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结果发现并没有：部落口头传统告诉他们如果海浪来了，那就逃到高地上去。当新来不久的移居者陷入深深恐惧时，部落的人已经安全地躲到山里去了。
上年纪的人对我们传统生活的价值，虽然仍有争论，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具有这么长的后生殖期的原因。没有任何一种动物或植物像我们人类一样享受晚年生活，因为在普通情况下，不育和衰弱的人都是不好的：在充满竞争的世界里，他们至少会成为负担或者很差劲的不被需要的对手。而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他们的存在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可以挑起文化研究中所说的垂直传播，在代与代之间“垂直”传递思想。在部落时期，信息传播主要依靠这种方法，直到离现在不久之前，义务教育和一般的社会标准使垂直传递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现代社会似乎在传播方式上经历了一些转变。现如今的年轻人通过“水平传播”互相学习。年轻人不再需要老年人了。在这个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里，老年人的智慧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思想变化的概率越大，新思想出现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大。现在，即使是五年寿命的思想也被看作过气的。有些人会说由于新资本主义的发展加深了我们对服装、电器以及媒体的消费，不过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科技的出现以及科学崛起的后效应。虽然快速出现的思想席卷了整个市场，但也是思想传播的革命使得它们有机会这么做。出版社、贝尔的电话、收音机、电视机、电脑、网络以及手机都在设计空间中填补着文化基因的生命。现在任意一种思想可以在任何时候传递给任何人。现在是文化基因的开放时期。文化进化被卷进了超速行驶的阶段，朝着左、右、中间各个方向发展，大量的思想物种都变得快速发展、早期消亡，以及不断通过宿主的聊天、超链接、推特等方式开拓着现代的行为方式。
随着利多咖啡馆里上午出现的人流，可以对之前提到的进行举例。他们不同的长相、态度、生活方式、谈话都透露着“新的”方式。这并不是说以前的思想成了禁忌话题，眼前这座有历史的咖啡馆，挂着猫王的照片，还有冷饮柜台，就是很好的证明，只要那些站在文化前沿的人不觉得它们“过时”就行。
他们每个人走近柜台，都会为喝什么饮料做出抉择。很多人会选“可口可乐”。因为它好喝而且喝完很精神，可能也是因为可口可乐比较“酷”。通过核磁共振扫描仪，虽然大脑的奖励中枢主要被百事可乐刺激，而在盲选的过程中，百事可乐也是比较受欢迎的，但人们还是会选可口可乐，如果他们看得到标签的话。[4]为什么会这样？当实验对象置于扫描仪之下，看到标签的时候，在他们前额的一片区域，内侧前额叶皮质开始被唤起了。这个区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区域是只有当我们尝试与自我发生联系或者建立自身身份时才会被激活的部分。所以即使可口可乐不好喝，而我们依然喜欢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将自我与这个品牌一定程度上联系了起来。可口可乐，无论是巧合或者市场营销的目的，都变成了我们自我构建的一部分，我们的人格。
这是文化基因对自然基因的胜利。我们的自然基因更喜欢百事可乐，但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推翻了这个选项，由于我们的大脑将品牌符号与可口可乐的名字、易拉罐或者玻璃瓶的颜色关联了起来。在消费世界里还有很多相似的品牌竞争。当研究小组展示一组由学习时尚设计的学生选出的品牌以及名人后，需要重新对“酷”或者“不酷”做出排列，内侧前额叶皮质以及一个叫作“波德曼10号区域”的地方再度活跃了起来。当研究这些反应时，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研究者注意到所有的研究对象可以分为三组。[5]第一组：从始至终没有太强烈的反应。第二组：当展示很酷的标志或明星时，内侧前额叶皮质会有很多活跃活动。[6]第三组：对不酷的东西在“波德曼10号区域”表现得很明显。从而得出的结论是，有些人并不太把酷不酷当回事，有些人会对普遍认为酷的文化产品觉得酷，而有些人惧怕不酷的东西。
可能是第二组人不断推进着这个判断新思想是否时髦的过程，而第三组人害怕变得不酷的心理使心智圈中不断出现流行的时髦观点。在我的一生中有太多基于观念的狂热，我甚至怀疑，现在我们的社会中，也会一直这么存在着。可这种追赶时髦的风气对于时间、物质、金钱不都是一种浪费吗？我们不是应该不管酷或不酷，而是花时间、物质以及金钱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实现世界和平之类的？
话虽如此，可你看什么时候我们停下了？我们就是文化基因的猴子而已。让我们感到开心的是文化基因带来的观念，观念通过占领我们的奖励中枢来实现这一点。对于观念而言，能维持长久生命力的办法是每当我们娱乐它们的时候，都会给我们一点奖励。我们自然基因建立起的奖励中枢鼓励我们去做有益于我们的事情：发生性行为，渴了的时候喝水，照顾后代等。而文化基因的出现显然破坏了这个机制。我们如何从传递观念中获得乐趣呢，比如教我们朋友如何握高尔夫杆，讲笑话或者开始每一句之前加上“在我看来”？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那组研究人员测试了那些对酷不酷不感兴趣的人，他们虽然可能对时尚品牌不感兴趣，但我敢说他们肯定也从别的思想观念中产生过兴趣。他们肯定有些别的爱好，比如集邮、玩魔兽世界或者打棒球。我们都有自己的癖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构建的文化丛林中有如此多的不同思想观念的分类。我们不需要为这种状态感到尴尬。我们反而应该庆祝。我们喜欢不同的思想观念。不过那又怎样呢？
真相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鼓励所有的思想观念。生命从一般而言，多样性是好的，文化基因的多样性对于文化生命的发展也是好的，这只是用来探索所有的设计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我们是好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对我们的文化基因更加有辨识能力。
问题的核心是这个演替的过程不是注定的。在生态学上，外部环境和物种构成都“转向”演替，从而形成不同的结果。在孩子不断形成的脑子里形成的是思想观念的演替。孩子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他们会欣然接受任何事实真相。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文化环境都对孩子大脑的演替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就如同物种加入社群的属性一样。我接受的是典型的西方教育，主基调是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因此我的脑内社群也主要是这些思想观念。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受到和我一样的教育。由于我们在选择去相信什么时会出错，我们都不可避免地成了不真实、偏见以及坏想法的宿主。我们都受到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或者我们应该称之为生态理念。政府（我的政府也是）都会出于社会政治的目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孩子们的思想社群。我们都受到文化基因工程的影响。这能解释我们物种很多历史上的失败。一个1940年的德国年轻人和一个1980年的德国年轻人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文化环境以及他们所经历的不同的思想观念。我们生来都是文化基因的猴子，也都很容易受其影响。
现在我们通过这些视角，可以看清周围的环境，我的希望是我们都能了解到这种脆弱性，并进行弥补。让我给你举个例子。在高加索的群山中有两个小国，印古什共和国和北奥塞梯共和国，虽然它们的名字听起来很好听，但它们自古以来一直是劲敌。印古什人觉得战争是北奥塞梯人引起的，而北奥塞梯人认为是印古什人。如果你去印古什的学校学习，你会学到很多关于北奥塞人是如何泯灭人性的。而如果你去北奥塞梯人的学校，你会学到关于野蛮的印古什人的背叛。印古什和奥塞梯的孩子都很容易受到这种自毁思想的影响。
不过，近年来，一组慈善工作者有了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决定合作写一本印古什——北奥塞梯的历史书。与其作为文化基因的奴隶，他们选择让文化基因为他们服务。他们要做一些文化基因的构建工作。他们将收到的两边的智慧结晶进行对比和比较，从附近的区域采用历史证据素材，书写一部达成共识的历史，当然这个过程不会太温和。他们猜测，两国的老师将会分别讲新的历史，但他们肯定还是会教的。对于第一批人来说，可能要经过十年八载的时间，但在足够支持的情况下，下一代的高加索人将会从他们过去糟糕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以后的成年岁月选择原谅和遗忘，并将目光从当地生活中放眼出来，投入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中，在那里，70亿个不同的人类大脑在与其自身的自然基因和文化基因较量，试图在这个无意识的世界中做出一些进步。
像这样的情形就算没有上千，也有上百个。加沙地带、信贷危机、自杀袭击者、津巴布韦元等，这些都是潜在有毒的思想观念。基因治疗需要无尘的实验室、可利用的逆转录病毒以及阳离子聚合物等。如果文化基因治疗只需要一本新的历史书的话，那我们有机会可以重新认识我们自身导致的这些人为灾难。
埃兹和我离开了利多餐厅，酒足饭饱，我们走上拱桥，俯视着城镇边上河对岸的公园。周六的早上阳光明媚，卡尔加里的“文化基因的猴子们”都出来活动了，他们放风筝、野餐、划船、跑步、读报、从垃圾箱里找东西，有年老的，年轻的，中年的，有些带着孩子，有些是丁克夫妇，但没有一个怪人。我现在明白了，他们都在达尔文的宇宙世界里履行着自己的使命，这也是生命所经历的最了不起的进化历程的设计理念。
我们脚下的河泛绿而油腻，河水不停拍打着坚固的桥墩。过了一会儿，我们看到了在拱桥阴影下芦苇中的虹鳟鱼。它们毫不费力地逆流游动着。它们迎着河水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克服它们的天性而进行了很好的适应调整。它们熟悉周围的水流。它们身上的每个部分都是用来战胜这股逆流的。它们拒绝随波逐流。取而代之的是，它们一直游着。
[1] Quoted in T.C.Whitmore, An Introduction to Tropical Rain Forests,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90.
[2] 这不是说法裔加拿大小女孩，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大脑是白板一块，没有任何特色或意义。
[3] 在经历了2018年的休眠后，罗塞塔石碑，上边刻着一堆人类思想的石碑，被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在1824年神奇地复原了。它们在公元前196年，存在于埃及王托勒密五世的神父的头脑里。在经历了漫长的无人问津之后，这个在学校受过教育的法国人——知道如何读懂古希腊语，为破解石碑做出了贡献。这些文字是关于如何建造庙宇里的雕像的，虽然对于商博良来说没太大用处，不过没关系，低温保存法发挥了作用。商博良将这些古代的文化基因传播给了现代世界。说到这，商博良还对石碑做了点文化基因上更有意思的事。他第一次翻译了埃及象形文字，将一整个领域的古代文化基因公布于众。
[4] McClure et al.‘Neural Correlates of Behavioral Preference for Culturally Familiar Drinks,’Neuron 44(2004):379-87.
[5] See the Quartz research group,www.qlab.caltech.edu/Qpeople.htm.
[6] 我认为在我们脑子里，名人会有“品牌效应”。近期的研究表明，除了看到类似星巴克的品牌，我们的神经元会被唤起，有些时候，当看到詹妮弗·安妮斯顿的时候也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