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精神污染及其反响
1983年初，敢言的自由派理论家再一次从哲学角度主张扩大思想自由的范围，令保守派担心共产党的权威受到了那些不把对党的忠诚视为最高信仰的人的挑战。《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在1983年1月写道：“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人神话而把人民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19-27]不久后，在3月7日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会议上，周扬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不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如果缺少民主和法制，干部漤用权力，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异化。胡乔木和邓力群试图阻止发表周扬的讲话，但它还是刊登在3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引起了巨大反响。[19-28]将人道主义和异化视为普遍原则的观点，在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看来是对党的最高权威的根本挑战。在西方观念中，超验的神可以批判世俗统治者，但这并不是中国的传统。
邓小平没有匆忙终止一切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但他在1983年9月份决定对宽松的气氛加以限制。他让胡乔木准备一篇讲话，对他称为“精神污染”的观点采取了更强硬的路线。[19-29]邓小平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各种问题，但是他宣称，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异化”是指工人因为其劳动受到追逐利润的资本家的剥削而产生的一种感受，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这种问题。邓小平主要针对的是那些攻击中共权威的人。[19-30]
邓力群批评胡耀邦把爱国主义放在共产党之上，但邓小平本人并未区分两者的先后。假如让邓小平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也许会说，在数百年的时间跨度内爱国主义会绵延不绝，但至少近几十年内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共产党，对党的完全支持是绝对必要的。邓小平说，有些在文革中受过罪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暗中搞秋后算账的活动，有些人充满狂妄的野心，对这些人必须撤职和开除出党。基本问题是什么？“党的纪律松弛，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邓小平的解决办法是，思想工作者要帮助教育人们“正确看待过去，理解当前，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信念”。[19-31]北京的干部知道，就像陈云在3月份的讲话一样，邓小平的讲话也包含着对胡耀邦含蓄的批评，因为胡耀邦一直主张为知识分子扩大自由的范围。
1983年10月12日，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把批评扩大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对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邓小平很不愿意搞政治运动，这会打乱正常工作，让所有可能受到批评的人产生对立情绪，可是他又找不到政治运动以外的办法去遏阻“精神污染”。这是邓小平1978年上台以来发动的第一场政治运动。但是为了避免重蹈过去政治运动极端化的覆辙，邓小平一开始就警告说：“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19-32]
尽管邓小平发出了警告，一些奉命搞运动的干部还是采用了他们所熟知的恐吓式批判。但是也有一些富有同情心的干部试图淡化批判。当一些局级负责人开会讨论如何反驳“人道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同样会存在“异化”的观点时，农村问题的重要顾问杜润生问他们是否知道“异化”的含义。大多数人承认不太清楚，杜润生对他们说，那么你们怎么能让农民明白什么是异化？杜润生说，在农村搞这种批判运动是很荒谬的。万里也认为不应当在农村搞这种运动。赵紫阳说，不要让运动干扰经济。方毅则认为不应让运动干扰科技领域的工作。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很快就阻止了在军队中开展这场运动。这些干部成功限制了运动的范围。邓小平既觉得有必要限制对党的批评，又知道对政治运动存在着普遍反感，他想在这两者之间达到平衡，因此没出一个月他便让这场运动偃旗息鼓了。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一篇长文中对异化作出权威阐述，基本上结束了这场运动，但此文也为言论自由设定了界线。[19-33]
在很多知识分子心中，邓力群要对这场运动负责。结果是他退居守势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被批评为又一次反右运动的始作俑者。[19-34]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以及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批评邓力群把这场运动搞得超出了邓小平的本意。邓力群明确表示，发动政治运动的人是邓小平。他拒绝保护上级领导的行为并未被迅速遗忘：15年后给邓小平开追悼会时，邓朴方明确表示不欢迎邓力群参加。在敢言的知识分子的压力下，胡乔木后来甚至承认反精神污染运动是一个错误。其实邓力群也认识到反精神污染的斗争没有达到目标，他在1984年3月14日对胡乔木说，“反对精神污染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19-35]
为了让那些被已经终止的运动灼伤的知识分子放下包袱，从1984年到1985年邓小平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因坚定的信念与勇气而受到很多知识分子敬佩的王若水得以继续撰写人道主义的文章，甚至在1984年1月受到批评后，他仍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直到1987年夏他才被开除出党。
邓小平限制反精神污染运动的宽容态度使作家们受到鼓舞，他们再次信心大增。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协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组织者竟然敢不邀请胡乔木和当时仍是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到会。胡启立在会上发表讲话，照本宣科地表达了党要限制言论自由的观点，但他到会的事实本身就给了与会者一定信心。不出预料，胡耀邦与会、加之会议没有制止直言不讳的批评让保守派感到愤怒。大胆的作家们选出被胡乔木和邓力群批评过的、1930年代就已成名的小说家巴金担任作协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过去的右派、也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敢言的批评者之一刘宾雁当选副主席。刘宾雁利用这次会议批评了那些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攻击过他的人。
夏衍在评价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时宣称，这次大会堪称作家们的遵义会议。就像毛泽东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一样，中国作家在这次会议上摆脱束缚，宣告了自身的独立。[19-36]这类言论激怒了保守派。出席会议的很多人都是党员，但李先念从他的女婿、与会的部队作家刘亚洲那儿了解到会议情况后，把它斥为一次反党会议。胡乔木和邓力群也被作家们的叛逆精神所激怒。邓力群称之为一次“群魔乱舞”的会议。1985年1月2日会议仍在召开时，得知会议进展的邓小平把胡耀邦叫去作了一次私下谈话，要求他对这些风气加以控制。[19-37]
作协会议对中共权威的放肆挑战让邓小平十分恼火。在邓小平看来，胡耀邦在争取知识分子的人心上过于宽宏大量，却未能使党的纪律得到加强。此外，胡耀邦的宽容使邓小平显得像是一个专横的、过分严厉的专制主义者。[19-38]
同时，为了让保守派和知识分子取得一定共识，胡乔木协助胡耀邦起草了一篇发言稿（〈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由后者在1985年2月8日中央书记处的报刊工作会议上发言。[19-39]这篇讲话稿的基调是保守的，但胡乔木试图在保守派和知识分子之间取得平衡。胡乔木写道，既要反对精神污染，又要避免使用或尽量少用“精神污染”这种说法。[19-40]据说邓小平对胡乔木改变调子，及其在限制对中共权威的挑战方面作出让步也感到不满。[19-41]
在这种更加自由的气氛中，30年前被打成右派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于1985年3月发表了〈第二种忠诚〉一文。他在文中对两种党员作了对比，一种党员对上级领导唯唯诺诺，另一种党员具有良知、献身于党的理想。刘宾雁这篇文章深深触动了那些曾经为是否执行党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政策而受到内心煎熬的人，对试图摆脱中共的、富于理想的青年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贯坚信党的纪律至关重要的邓小平认为刘宾雁的观点是在挑战党的领导，结果，刘宾雁在1987年被开除出党。但是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并不是一个喜好报复的人。他在1988年允许刘宾雁和王若水出国。同时，邓小平也完全知道邓力群的所作所为让知识分子离心离德的程度，于1985年7月撤去了邓力群的中宣部部长一职，取代他的是当时在家乡贵州担任省委书记的朱厚泽。[19-42]
朱厚泽不能完全控制中宣部，因为那里仍有许多保守派，但是他的任职对于追求更多自由的人来说是一次重大胜利。熟悉中宣部的干部说，谁当了中宣部部长谁就会变得保守，因为他的职责是维护党的正统思想——但只有朱厚泽是个例外，他宣佈了新的“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宽厚，这让希望表达不同意见的党员为之一振。
朱厚泽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都挨过整，但由于他在领导贵州这个落后省份上取得的成就，被选定为有前途的省级领导人。1978年中央党校重新开学后他参加了第二届为期一年的培训班，而当时领导中央党校的人正是胡耀邦（朱在党校的同学之一，是2002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朱厚泽到北京上任后，支持思想开放的、有创造性的著名作家王蒙担任文化部部长。[19-43]邓力群等保守派理论家认为，朱厚泽允许方励之、王若望和王若水等人享有更多自由，会让事情变得更糟。[19-44]他们担心这终将导致混乱。朱厚泽的做法让大胆敢言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却让邓力群及其支持者心灰意冷。
邓小平继续做着一件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既要坚持党的纪律，又不彻底疏远知识分子。在1985年9月18日至23日举行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与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作了比较。[19-45]他说，通过保留土地公有制和企业国有制，中国能够“消除资本主义⋯⋯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19-46]但是他仍然试图阻止对知识分子的全面批判。他说：“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1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