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多管齐下，加强他认为在胡耀邦领导时期日益松弛的党内纪律。为了减少胡耀邦的影响力，邓小平公开宣传胡耀邦的“错误”，并把批评中共但一直受到胡耀邦保护的一些追随者撤职。邓小平还意在遏制对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等西方观念日益广泛的渴求，他认为有人利用这些观念来挑战党的最高权威。
邓小平亲自主持的1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佈了要开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邓小平还同时宣佈，要继续实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19-102]1月28日春节前夕发佈了中央4号文件〈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对即将开展的运动作了说明。[19-103]
受到胡耀邦保护的知识分子——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出党；朱厚泽在3月也被撤销了中宣部部长一职。刘宾雁为自己辩解说，他的报告文学批评的是一部分中共干部，并不是在攻击党；但有些高层干部认为，他的批评以及对人道主义理想抱“更高忠诚”的呼吁使人们对党产生了消极印象。还有不少人虽然未在媒体上遭到批判，但受到了内部批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和一些大学行政干部中的党员。[19-104]为避免在知识分子当中造成严重的消极反应，邓小平宣佈运动只限于党内。
很多在胡耀邦手下工作过的有经验的党内高官，如朱厚泽、吴明瑜、于光远和任仲夷，依然坚信方励之、王若水和刘宾雁不会危及社会安定；示威活动能够通过协商加以解决；扩大开放只会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实力；邓小平高估了国家稳定受到的威胁，作出了过度反应。
邓小平试图在主管宣传工作的高层干部中加强纪律，要求他们维护社会主义理想。3月29日中央印发了一个改进报刊与出版工作的文件，然后便出现了一篇又一篇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广播也在不停地宣传同样的内容，包括批判主张个人主义和腐化堕落的西方思想。[19-105]媒体还歌颂爱国主义，赞扬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和科学成就。[19-106]
邓力群在推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相反，赵紫阳设法限制这场运动对经济部门的消极影响。他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不应干扰经济，群众对政治运动已经感到厌倦。在为推动运动召开的4月6日至12日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邓力群漫无边界地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起了很多与会者的愤怒。赵紫阳的助手鲍彤拿到邓力群的讲话文稿后，赵紫阳把它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作出了赵紫阳和鲍彤所期望的反应：他同意邓力群走过了头，疏远了过多的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干部。有些自由派党员担心邓小平可能会考虑让邓力群成为胡耀邦的接班人。邓小平此时的反应标志着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也标志着邓小平不再支持邓力群了。
在确认了邓小平对自己的支持后，赵紫阳在1987年5月13日发表讲话，含蓄地批评了邓力群，实际上也标志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几周后的7月7日，赵紫阳解散了过去邓力群维护正统思想的根据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邓小平并未对此表示反对。政治气氛的这种变化加强了赵紫阳的地位，削弱了邓力群的影响，为赵紫阳在十三大提出更开明的工作计划铺平了道路。[19-107]
7月10日，曾在1950年代短期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交给邓小平一封信，信中含有详细的批评邓力群的内容。李锐说，邓力群在延安时代曾漤用职权调查李锐，并不断找李的妻子谈话，随后又引诱她。李锐还批评邓力群也整过一些好干部。[19-108]
当邓力群受到攻击时，赵紫阳也感到了来自保守派的压力，后者将赵视为对保守的经济政治方针的威胁。赵紫阳后来回忆说，他之前还与保守派维持着比较不错的关系，但是在他撤掉了邓力群的根据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之后，他与陈云和李先念的关系受到了伤害。[19-109]赵紫阳还说，十三大之后这些保守派领导人担心他会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推动“政治体制改革”。[19-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