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严失败：5月19–22日
邓小平和军队领导人坚信军队很快就能到达目的地，不会发生任何意外，因此甚至没有告知士兵假如遇到抵抗该怎么办，也没有为他们提供路线图，以便在道路被封堵时可以选择其他路线。同时，学生们在5月19日下午获悉运送军人的坦克、卡车和装甲车正在进入京郊。广场上的学生预计军队将在黎明前到达，他们的心情既紧张又害怕。一些北京的学生回到了校园，但是有更多激进的学生，以及从外地来的学生（铁道部的报告说，从5月16日下午6时到19日上午8时，共有56,000名学生乘坐火车抵达北京）仍坚持留在广场上等待最坏的情况发生。[21-14]
不论广场上的学生还是高层领导，都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一幕：大批北京市民蜂拥走上街头，彻底堵住了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进城的五万名军人，六条主要道路和其他几条小路概莫能外。李鹏在5月20日的日记中简单地写道：“我们没预料到会有大的抵抗。”他又记述道，各处的部队全被挡住。有些军人试图通过地铁进入天安门广场，但地铁入口也被封死。有些部队想利用郊区的铁路线，但市民躺在了铁轨上。有一支2,000人的部队从外地乘火车到达火车站，一下车就被团团围住动弹不得。[21-15]当时还没有移动电话，人们用普通电话联络熟人，而有对讲机的人守候在主要的十字路口，看到军队到来便发出警报，使人们能够一拥而上将他们堵住。人们组成摩托车队及时传递军队进城的消息。有些官员指责赵紫阳的助手鲍彤向示威学生透露了部队前进的路线和目的地。然而，即使鲍彤是个再杰出的组织者，他也无法通报或组织街头上汹涌的人潮。
那天夜里皓月当空，照亮了北京城。外国记者看到人群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人数有几十万之众。据记者报道，整个城市都加入了示威，形成北京城里史无前例的景观。不仅学生得到普遍的同情，而且大多数人都反对戒严。[21-16]第二天凌晨4点半，被学生控制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喇叭兴高采烈地宣佈，各个方向的部队都已被堵住，无法到达广场。广场上的示威者欢呼雀跃。
进城的士兵大多是农村青年，与城市大学生相比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远不如他们见多识广，对自己遇到的事情毫无准备。外国记者报道说，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显得手足无措。他们被告知不要对辱骂作出回应，不能造成流血。他们遵守了命令。士兵几乎都没有携带武器。学生们很快就组织起来，同被堵住的卡车上的士兵交谈，试图让他们相信学生们在从事正义的事业——他们要争取更多的自由，结束腐败。有印刷机可用的围观者很快印出了反对戒严的宣传页到处散发。有些士兵既不了解情况又准备不足，显得有些同情学生们的诉求。[21-17]
李鹏在5月22日的日记中承认，军队在50个小时里无法移动。他还说，邓小平担心有可能“军心不稳”。对于邓来说，这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这么多青年人反对他们，军队还能维持秩序吗？士兵是否会受到学生的影响，失去遵守纪律的决心？有些士兵看上去又累又饿。[21-18]
5月22日星期一早上7点，部队接到了撤退的命令。然而开始撤离时却发生了混乱。有些市民认为军队只是想换一条路线进入市中心，因此继续阻止他们移动。不过到5月24日，部队都已撤到市郊驻扎下来。戒严令并没有被正式取消，但是随着部队的离去，示威群众开始庆贺胜利。[21-19]自1949年以来，甚至在文革期间，在北京也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自发地示威反对党的领导。邓小平现在面对的是一场毛泽东有可能引以为傲的群众运动，如果运动的矛头不是指向他自己的共产党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