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意象的力量
1989年6月4日的残酷镇压，让我们所有关心人类福祉的人瞠目结舌。天安门广场的悲剧在西方掀起的抗议声浪，远大于亚洲过去那些规模相近的悲剧。[21-59]例如，1947年2月28日，已经接管台湾的国民党为了消灭任何有可能抵抗的地方领袖，由国民党将军陈仪杀害了上千名当地的重要人士。这一事件几十年来一直使“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心怀怨恨，但在台湾之外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南韩总统全斗焕在1980年为消灭光州的反抗势力也进行过血腥镇压，屠杀的人数远远多于1989年的天安门，但西方电视台并没有报道光州事件，国际社会对南韩领导人的谴责也无法与天安门悲剧后中国领导人受到的谴责相比。
美国学者赵文词（RichardMadsen）对这些事件进行分析比较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民众为何对天安门悲剧作出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他给出的回答是：这既与电视将该事件戏剧性地同步展示于观众眼前有关，也与学生认同西方理想有关。简言之，赵文词认为，北京的镇压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因为它被解读成对美国神话——即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自由终将胜利——的攻击。很多外国人以此把邓小平视为自由的敌人，因为他镇压了捍卫他们信念的英勇的学生。[21-60]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被野蛮行径所伤害的人数远远多于“六四”事件，但当时能去中国采访的外国媒体的数量无法与后来相比。吊诡的是，邓小平使中国向外国媒体开放，却使外国记者得以把他在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行动向全世界报道。
在1989年春天之前，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和与中国人的接触都受到极大限制。干部们迫于不允许泄露“国家机密”的压力，很少与媒体对话，即使对话时也心存戒备。直到1989年4月以前，如果记者要会见想发佈消息的异见人士，只能秘密见面，以免给这些人带来麻烦。
因此，对于试图一窥幕后真相的外国记者来说，北京之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确实，对于大多数驻京的外国记者来说，报道1989年4月15日到6月之间的学生示威，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兴奋的时刻。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在不利的环境中以达到体力极限的强度工作，捕捉着学生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并在本国的电视和平面媒体上报道这幕激动人心的大戏。
同时，和记者们热衷于报道学生一样，学生们也热切希望自己的观点让更多的人知道。北京市民对学生毫不掩饰的大力支持，使记者和学生都难以想像政府会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很多记者事后自我批评说，他们像自己所报道的学生一样沉浸在兴奋之中，以至于看不到潜在的危险，未能让西方观众对后果有所准备。
到5月底时，西方的电视观众和报纸读者已经完全认同为民主而战的学生，因此他们把血腥的结局视为镇压“我们的”学生，学生的立场就是“我们的”立场。民主女神像尤其让美国人感到亲切，因为它显然是对自由女神像所代表的一切的渴望。在西方观众看来，无畏的青年示威者是被冷酷的独裁者射杀的。记者看到自己刚刚结识的学生被打击和枪杀，无不感到义愤填膺，以至于情不自禁地夸大了恐怖。有人报道被杀害的示威者多达5,000人甚至10,000人。6月4日之后，有关中国已处在内战边缘的说法，仍然频频出现在西方媒体上，甚至直到6月9日邓小平会见各大军区领导人时仍是如此。但对于客观的观察者来说，局势此时显然已经稳定下来。[21-61]
在极力控制事态的中国领导人看来，外国媒体成为了推波助澜的“黑手”，因为中国的酒店职员、靠近香港的南部城市的居民以及海外华人，都能够收听收看到这些节目。确实，很多中国人都热切收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CNN）的报道。中国的专业记者羡慕那些能够自由报道他们所见所闻的西方记者，并在自己写报道时试图扩大自由的尺度。
天安门事件之后，那些相信美国出于国家利益需要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商人、学者和美国政府官员，很容易就会被指责为跟北京的“邪恶独裁者”沆瀣一气。在冷战就要结束之际，很多敢言的美国自由派主张:我们的政策应当反映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不应当纵容独裁者，而是应当站在民主和人权一边。表达西方人对这些理想的信念，还有比谴责天安门镇压的责任人更好的方式吗？因此，邓小平在“六四”后所面对的敌意，不但来自义愤填膺的中国年轻人和市民，而且来自与示威者秉持同样价值观的西方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