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中的一代和被推迟的希望
参加1989年示威的学生以及较年长的知识分子，像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一样，对国家的命运怀有一种很深的责任感。然而，这些学生是温室中长大的一代，没有多少校园之外的经验。与1940年代后期的学生不同，他们没有用多年时间创建夺权组织；也不同于1980年代初的学生，他们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斗争，也没有经受过上山下乡的锻炼。他们是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学生，但却只接受过考试的训练，而缺少人生历练。他们是在中国最好的中学和大学里备受爱护的教育改革的受益者。
此外，这些学生成长的这段历史时期，并没有为独立的政治活动者提供空间，让他们形成组织并检验自己的思想。示威者不是政治组织的成员，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分子，领导者不断变化，参与者松散结合。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展现了杰出的判断力和战略规划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即兴辩才和敢作敢为。留在广场上的人始终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国家领导人会承认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高尚情操，与他们对话，认同他们对国家的关心是正当的，并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21-58]
这些温室中长大的一代学生就像孙中山所描述的1920年代的中国一样：一盘散沙。赵紫阳的对手指责赵煽动学生，使他们把矛头对准邓小平；赵紫阳的拥护者则反过来指责对方激怒了学生，使赵紫阳陷入尴尬的境地。赵紫阳的支持者和对手或许都想引导示威学生，但事实上他们都无法做到。学生们踏着自己的鼓点前进。甚至学生自己的领袖也只能鼓动他们，却不能控制他们。
“六四”之后，学生及其家人为死伤者而悲痛，也为失去了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更开放、更文明的希望而悲痛。当学生领袖们思考“六四”之后该往何处去时，他们彼此承认自己挑战国家领导人，期待他们放弃权力的做法太幼稚。这一代和后来的学生们，都从这次可悲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跟国家领导人直接对抗很可能引起暴力反应，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因此，与苏联和东欧的抗议学生不同，中国的学生在“六四”之后不再跟共产党对着干了。很多学生逐渐相信，只有通过缓慢地创建基础，通过改善更多人的经济生活，通过加深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逐渐形成对民主和自由的经验，才能取得进步。甚至很多不是党员的学生也承认，领导人当时面临着国家失控的危险，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促进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稳定。很多人相信，尽管有腐败和自私的干部，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它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改善——要比其他可能的选择更可取。他们希望，接下来几十年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能为自由社会形成一个更牢固的基础。同时，绝大多数学生运动活跃分子都放弃了集体行动，专注于追求个人前程。
很多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认为，向无辜的人们开枪的决定是不可饶恕的，党迟早要为这场运动翻案。尽管在决定动武中起积极作用的人仍然在世的时候，“六四”还很难平反，但政府的立场已经有所软化。在镇压后的20年里，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释放，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说法也逐渐变得温和：先是称为“反革命暴乱”，然后改为“暴乱”，后来又成了“政治动乱”，最终变成“八九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