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 现实的鸡与抽象的鸡，哪一只更实在？
前文已经提到，“to be”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联系主语与谓语，并由此间接地联系殊相与共相。这也就至少间接地引申出“殊相与共相谁才具有主导性”这个重大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用俗语来表达，即：现实的鸡与抽象的鸡，哪一只更实在？
对于这个问题的形象化诠释，可以通过如下对话来进行：
有一个学生考上牛津大学了，回到家里的时候，父子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老爹：儿子，你在牛津大学学什么？
儿子：哲学课。
老爹：老师在哲学课上教了你们什么呢？
儿子：老师教了“共相实在论”。
老爹：你能说人话吗？
儿子说：老爹，您看到您眼前有只鸡吗？
老爹：我看到了。
儿子：老师说这个鸡要分两种：一种是特殊的鸡、个别的鸡，另外一种则是抽象的鸡、一般的鸡。老师还说，抽象的、一般的鸡要比那些个别的、具体的鸡，来得更加实在。
老爹：这不疯了吗？为什么抽象的鸡反而是更实在的？
儿子：很简单，你想想看，什么是实在？就是指它能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整个世界之中的东西，不会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而消失。像具体的鸡，它可以死，可以被吃掉，它可以生，也可以灭，但是世界上所有的鸡即使死了，“鸡”这个概念仍然不死，而“鸡”这个共相还能得到永生。
老爹一听，原来这就是共相实在论。他想了想，对儿子说：儿子，我被你说服了，所以今天这顿晚饭，具体的、可变的那只鸡就我来吃，你就吃那只抽象的、更加实在的鸡，好不好？
关于共相和殊相之间关系的讨论，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曾经很出名。比如，耶稣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却能体现上帝的一般与共相，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类似的困惑，大哲学家罗素在其年幼的时候也曾有过。根据他自己事后的回忆，他小时候去教堂从事宗教活动的时候，就听神父对教众说：你们吃的可不是薄饼，你们吃的可是耶稣的肉；你们喝的也不是葡萄酒，你们喝的是耶稣的血。
小罗素就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明明看到这些神职人员是从商店里面买来了红葡萄酒，装上车再运到教堂的——为何这葡萄酒别人买了，就只是葡萄酒，而被教堂的人买了，就成了耶稣的血呢？
由此，我们也看到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酒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到底是怎么样映照“神性”的普遍性的光辉的呢？不过，但凡具有“唯名论”倾向的人，都会对这样的说辞嗤之以鼻。而小罗素就是这样的人；而前面提到的那位牛津大学学生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人。
这里我们又碰到了一个新的哲学术语，叫“唯名论”，它的大致意思就是说，只有特殊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是存在的，而共相是不存在的。这与本书第84节所说的“实证主义”思想，是颇有关联的，只不过“唯名论”这名目，在中世纪就有了，而“实证主义”这名目，要到近代才有。
共相实在论的合理性
讲到这里，很多人就会问了：前面那位牛津大学学生的老爸，已经通过他的幽默嘲讽了共相实在论，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要认真看待这种哲学立场？
事情还真没那么简单，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共相不是你想抛就抛的，譬如关于数字的共相。大家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2是不是比1大？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然而，“2比1大”到底是指“两个苹果多于一个苹果”，还是指“两加仑牛奶多于一加仑牛奶”呢？答案恐怕是“都不是”，因为此问题的提问者分明是想抛开牛奶、苹果这些具体事物，而来讨论抽象的“2”与“1”之间的关系。但如果你要讨论抽象的“2”与“1”之间的关系，人家就有权问你：你这里所说的“2”与“1”到底在哪儿呢？它们显然不在物理世界里，因为物理世界里只有2只苹果、1加仑的牛奶，等等。
那么，关于“2”与“1”的真正处所，就只有两种可能性了：第一种可能性：它还是在客观世界里，但是这不是指客观的物理世界，而是在物理世界之外的另外一种客观世界——这个客观世界是我们的感觉感受不到的。第二种可能性：“2”与“1”应当是我们人类主观的精神活动创造出来的，因此，如果天下会数数的人都死了，世界上就没有“2”与“1”了。
那么在这两种解释之中，哪一种更为靠谱呢？对于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可谓见仁见智。康德就主张数字是我们的一种主观的精神构造。而柏拉图，以及在他以前的毕达哥拉斯，则认为数字均存在于一个精神性的客观世界里。
一个精神性的东西，怎么可以同时是客观的呢？请看看柏拉图举的下面这个例子：
有一天，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与一个小奴隶瞎聊。他问小奴隶：“你懂数学吗？”小奴隶说：“不懂。”苏格拉底说：“那你显然不懂几何证明了？”小奴隶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苏格拉底说：“不急，今天我就做你老师了。”他教了道几何证明题，然后很短的时间内，小奴隶就可以把这道几何证明题继续往下做了。比如苏格拉底前面教他做了五步，小奴隶把接下来四步也做完了。
柏拉图要拿这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他要证明，数学的精神是客观的，谁都能懂。“谁都能懂”这件事很神秘，所以就一定要有一个解释，而柏拉图的解释是什么呢？这就是：在一个客观的精神世界里面藏了很多的关于数学的理念，而这些理念会和我们的灵魂之间发生各式各样的纠葛，而通过这些纠葛，我们的灵魂就会分享这些理念，学会做数学题了。
无处不在的共相
听到这一步，有的读者就会说了：柏拉图说的故事神神叨叨的，我们能不能抛开这些神话色彩，对所谓的共相实在论进行一种更好的辩护呢？
当然是可以的。不过，这个辩护方案还需要建立在一个重要的预设上面，此即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语言和世界之间有一种图示和被图示的关系，二者在逻辑上是彼此同构的。
比如，在“这是红的”这句话中，“这”是一个主语，在系词“是”的帮助下，和谓语“红的”发生了关系。假设这个句子是真的，那么就一定有什么东西保证它是真的，换言之，必须要有相应的“使真者”（truthmaker）的存在。而且，这些担保者肯定在句子之外，因为句子自身无法担保自身为真。
那么，到底是哪些外部事项，担保该语句为真呢？我们不妨将句子里的成分一项项拆开来说。使得“这”的含义得到担保的显然是一个特殊的对象——也就是被说话人看到的这朵花。既然“这”能够被说出来，那么“这”所指涉的这朵花就应当真的存在。至于“是”，它只是一个联系词，其意义未必要兑现为一个外部存在的事物（不过，一部分诸如巴门尼德、黑格尔这样的传统哲学家也认为“to be”是对应于某种叫“being”的神秘的外部对象的。这一点我们在此暂且不论）。关键是谓语“红的”（red）：如果这个句子里面出现了“红的”，那么在外部的世界里面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个叫“红性”（redness）的东西与之对应？
那么柏拉图主义者认为答案是“是”。否则如果实在世界中并没有什么东西和这个句子当中的谓语对应的话，这整个句子怎么可能为真的？所以，正如主语有特殊的东西——“殊相”（particular）——与之对应一样，谓语也应该有一般的东西——“共相”（universal）——与之对应。所以，既有殊相，又有共相，这才能解释“这是红的”这样一个句子它为什么会成真。
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是，你要说出一个不包含共相的词，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所有能想到的句子，都会是包含着一个比较具体的词和一个比较抽象的词的，比如“张三是个好人”，“李四是个坏人”——在这里，“张三”和“李四”代表的就是殊相，“好人”和“坏人”代表的就是共相。共相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大家看看，柏拉图主义未必像前面展现的那样荒谬吧？
如何用得上？
你可以不是柏拉图主义者，也可以觉得柏拉图主义的论证有问题，但是必须承认：柏拉图主义是一种值得严肃对待的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共相可能的确比我们这些个别的、具体的人或者事来得更加有生命力。这些共相是不是能够活到天荒地老我不知道，但在大概率上它们会活得比我们更长久。为何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人类归根结底是一种语词的动物，我们的脑袋就是各种共相符号的跑马场，也就是说，所谓的人类个体，无非就是被这些共相符号所操控的东西。个别人的生老病死，基本上不会动摇这整个符号体系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够指望你作为一个个体，比那些在你脑袋里面转的共相符号更加不朽呢？
甚至一些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柏拉图名字的人，我也偷偷怀疑他也是一个隐蔽的共相实在论者。我们都知道南宋末年的文天祥，他肯定是不知道柏拉图是谁的，但我怀疑他也是柏拉图主义者。南宋灭亡的时候，文天祥被忽必烈抓起来了，忽必烈要劝降他。文天祥说：“不行，我要做大宋的忠臣。”结果他的确就义了，还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
但是，忽必烈杀死文天祥之前，文天祥还是想办法给他弟弟写了封信，他对他弟弟说：“我快死了，你记住，我们文家的血脉由你来传，我打死都不会做元朝的臣，而你去做元朝的臣的，问题则不大。因为我是大宋朝抗元的标杆式人物了，而你则是一个没有啥名气的地方官，所以你没有这个道德负担，老哥我有这个道德负担。”
这段文字表明了什么？文天祥好像不是太在乎他自己的脑袋掉不掉，他对于自己特殊的肉体的存在是不感兴趣的，他更感兴趣的是以后别人给他贴什么标签。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大宋朝的忠臣这件事情，要比自己脑袋掉不掉重要得多，这就导致了他最后慷慨赴死的举动。如果说他不是一个共相实在论者，他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大家或许要问了：文天祥根本没学过柏拉图主义，他也能够成为一名共相实在论者，那么，我们学习共相实在论的意义是啥呢？我的回答是：我们学习共相实在论的意义，并不是要成为共相实在论者，而是要学会反思共相实在论究竟是啥含义——或者说，学会判断谁是柏拉图主义者，并由此预判他的行为，最后再以这样的判断为根据，谋划自己的行动。用哲学的术语来说，文天祥虽然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但是他却是一个处在“前反思状态”的柏拉图主义者，即明明自己是柏拉图主义者而不自知。而哲学学习，则能将人们从“前反思阶段”向“反思阶段”带。
不过，只要进入了反思阶段，人们就会静下来思考柏拉图主义之是非，并因此有机会反而背离了柏拉图主义。这就引出了与共相实在论彼此抵触的唯名论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