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 你看，帅哥一枚！
上一节讨论的话题还是比较宏观的，现在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个比较微观的问题：量词。
量词可以说是汉语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语言现象。外国朋友学汉语，量词是非常难过的一关，因为他们一直搞不懂中国人为什么要加量词。
我小时候看那些革命战争电影时，就觉得这里面的量词特别复杂。比如说手枪，一定要说“一把手枪”；说机关枪，得说“一挺机关枪”；说手榴弹，就得说“一枚手榴弹”（不过“一颗手榴弹”也可以）——不过，你说“一个手榴弹”就不太好；说步枪，可以说“一条步枪”（也可以说“一杆步枪”）——但要说“一挺步枪”就不对了，“一枚步枪”那肯定也不对。
对于汉语中量词的微妙，外国人是很难理解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外国人在讲名词之前，只要提到数词就行了，如“a book”（一本书），“a pencil”（一支铅笔），等等。
他们不理解，中国人在说“一支铅笔”时，为什么要加个“支”字呢？他们可能还会想：既然语言的传播在原则上要满足经济性的原则，为何中国人还要加上这些冗余的信息呢？难道中国人不嫌累吗？
蒯因对于东亚人的量词观念的两种解释
据我所知，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西方哲学家乃是蒯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蒯因因为自己的数学与逻辑学背景，就被美国海军征招，去破译日军的密码。他在学日语的时候就发现，日语当中是有量词的（顺便说一句，日语中的量词现象是和中文中的量词现象大同小异的）。
有一天，他注意到一条日军密码被翻译出来后的日语表达包含了这么一个表达式：“1台の軽戦車”（一辆轻坦克），“轻战车”就是轻型的战车，这个“台”字加在前面是为了啥呢？这个“台”字听上去好像是另外一个形容词，好像指的是这辆战车除了轻以外，还有别的特征——这个特征可是要搞清楚，弄不好是很重要的军事情报哦！
他问了个日语专家，日本语言专家说“台”这个词你就可以忽略了，你就把它当“一轻战车”就可以了，“台”这字不用看。蒯因问：“那日本人吃饱撑了为何还要加这个字”，那个专家也说不清。
二战结束后，脱下军装的蒯因又在讨论语言哲学时拿出了这个例子。对于日语中为何要有量词——比如，为何有“3頭の牛”（三头牛）这样的表达——他给出了两种解释——不过，这两种解释都是站在西方人立场上琢磨出来的，中国人听上去会觉得有点怪。第一种解释是，“三头牛”中的“头”字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补充“三”这样一个数字，可能日本人或中国人觉得“三”这一个数字本身不够用，要把“头”加上去以后变成一个充分的单位，才能够界定牛的数量。
但这个讲法，我们中国人会觉得很怪：为什么“三”需要“头”的补充才能够变成一个完整的意义呢？“三”本身就是有完整的意义的啊？如果“头”能够用来补充“三”，那么，为什么在别的场合我们要用别的量词来补充前面的数字呢？比如，说“三个苹果”就是通顺的，但你说“三头苹果”可就不通了。
很明显，量词的语义似乎与数字无关，它应当是与量词背后所跟的名词本身的性质有一点关系——比如，在“牛”前面要说“头”，在“苹果”前面要说“个”。
我们再来看蒯因所给出的第二种关于量词之本质的解释。蒯因认为，之所以会有“三头牛”这样的表达式，是因为在日本人与中国人眼中，牛和啤酒、空气一样，都是不可数的、绵延的物质。比如说空气吧，在英语里也要加一个量词，不能说“一空气”，要说“一罐空气”（a can of air），这话才通。而在蒯因看来，中国人和日本人认为牛也和空气一样，是弥漫四周的，所以需要量词把“牛”这个物体给个体化了。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这个讲法实在太荒谬了。你不妨问问周围的人，谁会认为一头牛是像一团空气那样的无法确定边界的东西？中国的一些本土哲学家固然喜欢用“气”这样一个玄玄乎乎的概念（如东汉的王充与北宋的张载），但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哲学家眼中的一头牛是弥漫一片的气。不管中国人的语言文化与西方人有多大差异，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的眼睛和神经系统对于诸如“一头牛”这样的物体对象的感知方式是和西方人没有本质差异的。这也就是本书第二章对于认知问题的讨论与第三章对于心灵哲学的讨论未过多牵涉到中西文化差异问题的原因。
量词是我们身体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前节讨论所引入的认知语言学，能够给出什么解答方案呢？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词的使用是和身体习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认知语言学有时候又叫“具身语言学”——也就是一种将语词的意义与特定的身体运作方式紧密相连的语言学学说。
这一点又和量词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想想“枚”这个量词吧！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小树枝”。作为小树枝的这个“枚”，它本身是一个通用量词（也就是类似今天的“个”或者“只”这样的百搭量词），流行在秦汉时期。从这个角度看，这几年流行开来的“帅哥一枚”之类的表达其实是很仿古的，是今人向秦汉的表达方式致敬。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今天，“帅哥一枚”与“一枚帅哥”这两个表达都是通的，但是在秦汉，你最好就是说“帅哥一枚”，即将名词前置。这就是当时人的说话习惯，喜欢穿越的朋友千万别忘了。
那么，为何在秦汉时代，“枚”这个量词这么受欢迎？
前面说过了，“枚”就是“小树枝”的意思。你想想看，小树枝这个东西有个特点，就是容易摆弄。小树枝这个东西的尺寸，与我们手指与手掌的大小之间的匹配性很好，拿起来很顺手。从具身语言学的角度上来看，“枚”这个词得到偏好，本身就意味着我们有一种强烈的通过语词掌控世界的欲望——而“枚”所带来的关于“掌控小树枝”的认知图式正好满足了这个欲望。
此外，“枚”也可以和“五铢钱”（汉代的法定货币）相互配合，构成“钱一枚”这样的表达。我们知道，钱乃是我们直接掌控世界力量的一种神秘的中介——有了钱这样一个中介以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成为你的掌控对象。所以，“枚”对于“掌控”的语义的指向与“钱”对于“掌控”的语义的指向就构成了某种共振，使得“枚”的地位也借着“钱”带来的人气，水涨船高。从这个角度看，“枚”在秦汉时代之流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上面说的毕竟是秦汉时期的情况。那以后呢？
“帅哥一枚”与男色消费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五铢钱为基础的汉代货币体系后来慢慢地崩坏了，所以我们对于“枚”这个词的心理依赖也会慢慢消失，但中国人喜欢使用量词的心理习惯却保留下来了。而且，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中国人后来所使用的更为丰富的新量词仍然体现了中国人用身体把握世界的方式。
就拿本节开头所举的那些例子来说吧——比如说枪：“手枪”为什么要说“一把”？手枪本身就是一种小巧的武器，一个手掌就可以抓住了。所以这个“把”字就暗示了这种武器是手所能把握的。那么，为何“机关枪”要说“一挺”呢？轻机枪要端起来才能打，就好像你挺着它打一样，所以，“挺”字就暗示了你应当如何去握这种枪。
又比如说香烟：我们一般说“一根香烟”——这个“根”字实际上就给你一种暗示，告诉你香烟看上去是长形的，而且也是可以被手指给夹住的。所以，“根”这个量词依然有强烈的具身意味。
现在，我们就可以回答蒯因提出的那个问题了：为何东亚人的语言里要用“量词”这个貌似冗余的语言机制？我的回答是：量词以一种隐微的方式告诉了我们：说话人是以怎样的身体图式与量词所为之服务的名词对象发生联系的。因此，量词的使用能够加强语言表达式的图式细节，增加这些表达式的感染力。
讲到这里，我们也可以猜一猜：为什么现在有一些汉代的量词表达方式——如“帅哥一枚”——在中国互联网当中又得到了复活呢？
我的解读是：“帅哥”这个词用“一枚”加以修饰以后，就给人一种感觉：帅哥是像小树枝那样的可以被拿捏的东西——这样，这些表达式的使用者就能得到一种对于掌控欲的心理满足。
那么，为何“帅哥一枚”这样的表达式，在今天的中国流行开了呢？我的猜测是：随着目下中国女性的购买力与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整个社会也已经从所谓的“女色消费”的时代慢慢地进入了“男色消费”的时代。女性为了“报复”长久以来被男性物化的屈辱，试图把男性加以物化，把他们看成一枚小树枝，看成是一枚五铢钱，所以就会使用“帅哥一枚”之类表达。
我的这种分析到底对不对，欢迎读者自行判断。但至少我可以自信地说：我的这种既结合了社会心理学资源，又结合了认知语言资源的量词解释方案，至少要比蒯因的解释方案靠谱多了。
